三月四號的早上，陽光和煦，「半邊天」工作小組一行人，懷著滿心喜悅的心情，守候著羅蘭小姐的到來。當她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祇覺得這位長者，十分隨和親切。

提起羅蘭女士的背景，除了是資深的廣播人以外，同時也是享譽兩岸知名的女作家。今年已經八十四歲的她，因為擁有赤子情懷，加上駐顏有術，從外表看，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您想領略羅蘭的文人丰采嗎？您想瞭解她的赤子情懷嗎？接下來邀請您跟著主持人─陳佳麒，一起進入羅蘭的世界。

陳：
我們知道您是我們廣播界的前輩，從大陸的天津廣播電台，一路到台灣的警察廣播電台，在那邊待了三十幾年。在這麼長的廣播生涯中，可否請您談談當初在天津電台運作的狀況，以及您進入警察廣播台的情況。

羅：
我小時候可不知道有廣播這玩意兒。但是進了廣播這個工作後，我就不想離開。在天津廣播電台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他們需要一個負責音樂節目的人。我那時候本來在教小學，到了那邊之後，我說我不要再做兒童節目，但這個想法卻沒有實現。另外，那個時候剛過了八年抗戰，我也剛剛考取大學的音樂系，半工半讀非常適合。當時音樂系非常破爛，什麼都學不到，倒是在廣播電台裡，有很多日本人留下來的各種音樂唱片。資料雖然是日文的，看都看不懂，但是唱片上的音樂術語都看得懂。所以我就開始做音樂節目。

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我當時還在唸書，並沒有一個真正音樂系的學歷； 我想有一個同事新進來，人家是音樂系畢業的，如果他要搶我這個節目，一搶就走了。所以我急中生智，找到一個天津交響樂團的團長。因為我聽過他的演出，我跑去找他。我告訴他，現在我拿到這樣一個節目，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應該怎麼做。這個人很好，他的名字叫張嘯虎，他說我們正好需要這樣一個橋樑，我告訴妳怎麼做，我幫妳找所有平津一帶的音樂家，交響樂團的首席、跟頂尖的吉他好手。讓他們輪流上妳的節目，每天一個，都是現場節目。每個星期六，我來給妳上音樂欣賞。結果這個節目一開始就非常轟動，因為所有的名家好手都來了，我比上學可是收穫太多了。所以就開始樂此不疲，一直做了兩年。

到台灣來，是追求自己的夢想，當時是放下自己的學業、工作、甚至是男朋友，可以說是四大皆空的就來了。那需要很大的勇氣；來到台灣之後，因為我有廣播界的經驗，剛到台灣的第二天，就跑到當時的中廣去問，問他們要不要我這樣的人幫他們做事，對方就問說，妳會不會報新聞？會不會管音樂唱片？會不會寫稿？我回答說我都會，對方就叫我明天就去上班。

在中廣的時候，我是播全國聯播的新聞，晚上九點鐘，那個時候是真正的全國聯播，因為兩岸還沒有隔絕，在台灣播新聞，大陸可以聽得到。我沒想到播新聞會成為我的主要工作，也沒想到會成為全國聯播新聞的播報員。民國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初，兩岸就不能交通了，可是那個新聞節目還在，一直到民國三十九年初，我才離開那個工作單位。

後來我結婚了，民國四十七年的時候，我進了警廣，那時候我告訴自己說，我一定要找一個節目，能實現我對廣播的想法。所以我的條件就是，我不需要你給我多少錢，哪怕祇給我車馬費，我都不嫌少。我要的廣播節目是，稿子我自己寫、音樂我自己選、訪問誰我自己選。你答應我這一點，我絕對不給你惹禍。如果我惹禍，你讓我走就行了。後來我開了一個社會教育的節目，裡面有文學、有音樂，很自由的做了三十二年；那是一個很誠懇的節目。

陳：
當初您來台灣的時候，做的是全國聯播的新聞。我知道您是音樂系出身的，後來才接觸新聞工作，您是怎麼克服中間的轉折？

羅：
那個時候到台灣，我主要是找個工作，所以人家問我會什麼的時候，我說什麼都會。其實我沒報過新聞，我認為報新聞不就是拿個稿子唸，你認字就行了！當時的新聞不需要我們自己去採訪，我們只是播音員，只要拿著稿子就可以播了！所以我不覺得做新聞是一種轉折，而是我找到一個很喜歡的工作。另外，音樂會播出的時候，我會播報，所以並沒有離開我真正的興趣。我在廣播界裡如魚得水，在那裡我都很快樂。

陳：
您在警廣做的，完全是您想要的節目。「羅蘭小語」是不是您當時做節目的一項產物？

羅：
因為廣播節目不適合長篇大論，一口氣就講很多的話，用簡短的字，包括很多的意義越好，而且音樂是重要的，如果你用好的音樂來配合你的講話，這個效果會加倍。比如說如果今天講立志的主題，我會找一個氣勢壯闊的音樂，像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你不能說你今天要訪問團黨國大老，像于右任先生，結果你播了爵士音樂，就會把效果抵銷了。

我有一次經驗，因為電台有一個規定，節目主持人要選的音樂，要在一個禮拜前排好，交給唱片室，每天按日子給你拿出來；有一天我選了巴哈的歌，都是那種很抒情、很溫柔，甚至宗教氣氛的音樂。後來新聞科拿來一條限時播出的新聞─有一個海北村餐館謀殺親夫的案子，結果襯底的音樂是巴哈的歌，新聞插播完，我不講話了，祇是播音樂，後來台長在家聽到了，問我為什麼不講話，我回他說，你讓我怎麼講，殺了親夫的新聞配巴哈的音樂，你要我怎麼講話？台長說他知道了，我給妳一把鑰匙，以後要音樂就自己去選。

我並不是要跋扈，什麼事情別人不許管我。因為你不知道我今天要播什麼，我知道。今天的題材想好了，音樂在我腦子裡，我會到那兒找，找這首、找那首，找好了，我絕對給你還回去，你放心好了，這個節目做起來很順。

還有我在廣播裡，講的絕對是很正的，大家對我的印象是，我是「板板六十四」，四四方方的。因為我覺得廣播這種東西，是男女老幼都在聽，哪一個層次的人都在聽。你不能說這個節目對小孩子不利，我希望小孩子都沒聽，因為他都正好在那兒。所以我們必須要很謹慎，說話不能有誤導小孩子的地方，也不能夠給壞人聽了，啟發他做什麼壞事。

陳：
您在大陸十九歲、教書的時候，曾經組過一個音樂團體，您是什麼樣的背景下成立這個音樂團體？

羅：
其實也沒有所謂的音樂團體，我十九歲教書，是在鄉下一個娘娘廟裡頭，那是一個很閉塞的小地方，還有可愛的小學生。我那時候不祇教音樂，是全科的、連體育都教的。我做兩年半的老師，對我一生影響很大。你談到的音樂團體，是我到了天津之後才成立的。我在鄉下做了兩年半，因為要帶我的弟弟、妹妹進小學，他們都在天津。我問我的同學，她在一個女師附小做老師，我問她那邊有沒有教音樂的機會，我想到天津來。正好有一個音樂老師離開了，我就到天津的女師附小去教，這個時候才組織一個合唱團，就是學校的學生─四．五、六年級的，他們喜歡音樂。我是不辭辛苦的，要把我所會的都教給他們。每個星期有兩次課外練習，學生們也很高興。我覺得至誠感人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喜歡，學生就很投入，所以我們那個合唱團就很好，就可以到廣播去，我們出去比賽都得第一名，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就跟廣播有聯絡。

當初那個年頭，以及我自己做小學生那個時代，我們中國的教育方法，可以給現代這些自命新潮的教育家們做一些參考；你是中國人，你的思想哲學是什麼，你不要給小孩很深奧的東西。你給他歌唱嘛！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小孩子的時候，包括我後來，仍然是小孩子，十九歲開始教小學，教給他們應該唱的歌，譬如說有「漁翁樂」，這個漁翁樂─是「漁翁樂陶然、駕小船，身上簑衣穿，手持釣魚竿、捉魚在竹籃，金色鯉魚對對羡。兩岸垂楊柳、柳含煙，人唱夕陽踩」。像這種的歌，就是一個漁翁在一個水上，我抓魚，我就可以把這個魚拿去賣，剩下的錢買酒回來，然後把沒賣完的魚，煮來跟酒一塊喝。這種的生活境界，是我們中國讀書人最理想的生活境界。並不是說我祇有發財就好，自由自在沒有人管同樣也很好。小孩子一唱，就就給他一觀念，我也要做那樣的人，你不必跟他說教。對漁翁的這種讚美，給人在很小的時候，建立一種人生觀，我不是有錢就滿足。有錢固然是很好，但自由是更好、自在是更好，能過純樸的生活是最好。所以我後來教小學，也教這樣的歌。

陳：
您的著作等身，除了大家知名的「羅蘭小語」，還有其他出版過許多詩歌、小說。您的創意是怎麼誘發出來的？您過去創作過這麼多文學作品，靈感從哪裡來？

羅：
我認為寫文章的人，最基本的動機非常簡單，就是有話要說。我有話要說，你在這，我可以跟你說，他在這，我可以跟他說。但是誰也不在這兒的時候，我跟誰說？或者人家不愛聽你這種話，沒空，寫嘛！你就把它寫下來了。所以非常自然的事情，有的題材適合寫散文，有的題材適合寫小語、有的題材適合寫小說，有的題材可以寫什麼，比如我寫過一個「濟公傳詩歌劇」。你覺得要表達自己這種想法？你覺得用什方式去寫最合適，你就用什麼方式去寫。我覺得寫文章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我無論走到哪裡，我手上一定帶一枝筆、帶一張紙。如果忘記帶紙了，會從皮包裡找，找到發票、或是醫院的掛號單、收據，在那兒寫得密密小小的，立刻把它寫出來。

你問我什麼是靈感，有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你對這件事情有意見，你要把它說出來，這就是靈感。或者你出去玩，比如說坐飛機，你到新加坡，經過馬來西亞的時候，你看到綠地那麼樣綠，好漂亮，那個風景；經過中國大陸的時候。台灣海峽跟大陸之間，那個青山碧麗，機長會報告，說這個是南方大陸的邊緣，我們覺得真的是風景畫、真是國畫，你就很想寫東西。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並不見得說每篇文章都拿去發表，或出一本書。我沒發表的東西比發表的多，太多太多了，都放在那兒。

陳：
我知道您後來還得了很多獎，得了這些獎之後，對您後來的著作或其他事情有沒有影響？

羅：
沒有影響，我認為得獎就是得獎嘛！他們認為好就好了。如果不得獎，我也不會很介意。但是它是一種肯定。像上次我得那個廣播金鐘獎特別獎，自己很意外。我都開廣播了，三年之後忽然得一個特別獎，我說真的很特別。那些學者、他們做裁判的人，他們說他們全票通過的。

陳：
那是對您的一種肯定？

羅：
我祇是對特別兩個字有意見，是特別好呢？！還是特別壞？！

陳：
呵，呵，您開玩笑；您在一九七Ｏ年的時候，曾應邀到
美國去做訪問。當初是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他們會邀您去做訪問。美國行對您有什麼樣的影響、後來有什麼樣的啟發？

羅：
其實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你刻意要營求的。比如說去美國訪問，你說誰能夠把它經營成一個說，我有資格去美國訪問？不可能的事，你想也想不到。但是你做事，我覺得任何的機會，都是由於你做事而來臨；一九七Ｏ以前，我已經在廣播做了好幾年，我是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進警廣。當時「羅蘭小語」已經出版大概好幾年了，我也出版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也有。我沒有想到去美國什麼的，雖然我很年輕的時候，也曾經說到台灣，然後到日本、到美國。那是做夢，沒有覺得真正可行，沒有去朝那個方向怎麼耕耘。但是我認為最大的幸運，有些事情你真是要靠一個機會、一個幸運； 譬如說我先生是法新社的記者，他平常來往的人，都是國際的人，那個時候我們的邦交齊全得很，各國都跟我們有邦交，所以有很多機會跟世界各國的人士接觸。我們這一代的英文，是學校裡學的，你可以會唸，你可以會寫，但是你不會講。所以每次跟我先生出去，我都覺得像一個傻瓜一樣，站在旁邊也不敢講話。這樣子很糗很沒意思。我說我英文又不是沒有單字，我有很多的英文單字，我都不能用。我就下決心，跟我們台長講好，保送我進語言中心。那個時候機關可以保送你，進美國跟台灣大學合辦的語言中心。在學的學生，它還不收，一定要在職的，經過一個簡單的測驗就可以進去，這個測驗是給你分班用的。等到發榜之後，我被分到第六班，這已經很高班，最高班到第六冊的九百句型，讓我去註冊了。註冊的時候，我就說我是第六班的，辦事的人說，第六班沒有空位，你唸第五班好了。我那時候心裡很驕傲，我說我都考到第六班了，要讓我唸第五班，我不唸，那我就出來了！出來遇到一個英文秘書，她是台糖公司的英文秘書，她去語言中心，專門學口頭英語她問我考到哪一班？我說第六班，沒有位置我不唸了。她一把把我拉住，她說妳考到第六班，妳不唸，我考到第一班我還唸呢！妳不是就要學講話嗎？妳不唸的話，永遠不會講話，被她拉回來，她說妳唸第四冊。我聽她的話，從第四冊唸，唸完了唸第五冊、第六冊。然後唸句型班、文法班、寫作班，唸不夠了！太有用了，因為它是小班，十四個人，一個外國老師，這個老師男女老幼，各種不同的國籍，是講英文的，就讓你練習聽不同的英文。剛好唸了兩年，一九七Ｏ年，美國國務院看中我了，說你要到美國訪問，我英文就夠用了。也不必帶翻譯，沒有膽怯的感覺，國際人士見多了。好！就這樣就去了！這給我的啟示是什麼？你平常用功，你到時候機會來了你才抓得住，否則你不敢去，你那個標誌都看不懂。到了機場也不會問人家，你會嚇得要命，或者是說我必須帶個翻譯，美國國務院就會說多花三千美金，她就考慮了。我去了不但是這樣子，我可以憑我自己的英文，按照她的日程，沒有人一路陪著我，告訴你今天幾點到幾點，什麼人的車子來接你。或者幾點到幾點，你坐哪一班公共汽車？到什麼地方，那個地方是怎麼上去，你找某某人。去哈佛、去哪裡，去了有十二個城。而且你會覺得這個地方，我沒有去夠，你要再跑一趟，日程上沒有，你自己找時間去，像哈佛我就去了兩趟，認識他們的學生，編刊物的，你可以跟他們聊中國的思想哲學。那個時候正好是一九七Ｏ年，是越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們正在鬧嬉皮，學生們很悲觀，不知道他們下一步該怎麼走？我去了剛好可以對他們解說我們東方的文化，那一趟對我來說，收獲是最豐富。因為他們接待非常好、非常好，又很自由，放你自己走，可是你絕對安全，你不會走丟。後來就膽子很大，我就一個人跑全世界，左跑、右跑，哪兒都可以去了！

陳：
後來在您的文學作品裡面，多了類似旅遊文學的味道？

羅：
其實也不叫旅遊文學，我寫東西沒有什麼名堂、沒什麼名號，我就這樣寫。比如說「訪美散記」我寫完了，一九七九我又跑了一趟，寫了一個「獨遊小記」。兩個經驗，有人接待的時候你的感覺，沒有人接待你，單槍匹馬去的時候，你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就可以瞭解，去美國如果你沒有人接待你，你是留學生，或者你是移民去的你所要面臨的是什麼？那我就知道了，以後跑美國多了，我就知道美國人當地生活的內容，他們的情況，他們的苦樂。我寫了很多關於這類的東西，就建議我們國內的人，你要去美國，你是為了學東西，非常好，你真的放開膽量去學，如果你是跑去做「寓公」，很不好，你會悶死；去美國給我的影響、啟發，那是非常多的。

一個寫文章的人，你要有能力或者是膽量去跑全世界； 我那時候從美國回來，經過歐洲走了八個國家，我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坐飛機，繞了地球一圈。從曼谷、香港這樣子回來。

陳：
對台灣現在這種速食化的閱讀，以及文學作品越來越少的情況，您有沒有什麼看法？

羅：
我覺得我的書是我自己的責任，因為我弄錯了事情，否則外面不會沒有我的書。這個做錯了，是農業社會的人來到工商業社會，完全不懂得這個社會的厲害。有些事情我以為一句話，我一向都是一句話，人家就跟我合作了，沒有簽過什麼約，警察電台三十二年，沒有簽過約，也沒有聘書，我那時候自己出書找總經銷，也是一句話，他就跟我合作了好幾年，非常好，所以我不懂得一定要簽合同你才相信誰的這種事，我的書是因為不懂簽合同，由於沒簽合同而把書停在家裡，是這樣的一種因果。但是我也不覺得很難過或懊悔。沒有關係啦！這就是命裡註定，誰讓你是這樣的人呢！現在這樣的社會，整個它是變的一個資訊的時代，大家用電腦，要快速、要簡單。其實如果有心的話，你適應這個快速、簡單跟美好，還更好。這是一種進步，你不給人家好的東西，你光給人家什麼色情、政治、內幕這種東西，當然大家就祇得接受這種東西。像吃飯你給我這個菜，我就吃這個，那怎麼辦呢？也沒有人幫我做其他的，我覺得這個是作家一個反省的機會，你怎麼樣寫你的東西，人家才愛看。你即使寫很長的東西，你也不讓人家覺得這是壓力，我要讓你很愛看這個東西，或者你根本用另外一種方式，寫你本來需要很多字來表達的。但是你不要說因為這個社會需要很少的字，於是我就寫很少的字，讓人看不懂。最近我就收到一本書，整個一本空白，我翻過來、倒過去看，想說這是一本筆記本吧！都是白紙，看得我奇怪得很，忽然間再一翻，哦！這個左上角有字，那麼一點點字，就好像那個版權頁一樣，這是你們沒有滿足讀者對你的需求，這是矯枉過正。現在有個趨勢，讀者要你的字寫得很少，但是不是這樣，這值得大家檢討，不要以為這是潮流，這不是潮流，是大家迷失的結果。

陳：
除了寫作之外，您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計畫在進行？

羅：
寫作我也沒計畫，我也不是由於計畫才寫，是我剛才說的，是隨時有東西要寫我就寫了，都不是計畫而來的。但是到最後你會發現，它會變成一個計畫，譬如說我寫那個自傳，自傳是由於兩岸開放，隔絕了那麼多年，四十多年，我們居然有機會能回去了，你一定有很多感觸所以我每回去一趟，從第一次開始，每回去一趟我就發表一系列的東西，那時候我的感想很多，慢慢的我就累積了很多文章，我後來發現這是一本書的一部份，正好是我所寫的「歲月沈沙」的第三集，就是寫兩岸開放之後，我們這一代的人帶著一世滄桑，看我們走過的一種感受，那就變成「風雨歸舟」。然後我想自己老家念念不忘。然後回去看，我從小到大，這個經驗到來台灣之前，這些經驗值得一提。因為那個時候正是我們中國，在強鄰壓境之下埋頭苦幹，你在那裡威脅我，我不理你，我建設，那是非常輝煌可貴的，值得讚 佩的一個時代。我們不管是交通、金融，教育，社會、大眾傳播各方面，什麼都是蓬勃發展，跟現在不相上下，於是我找了很多資料，就寫那個時代，我們怎樣在強鄰壓境下埋頭建設，把應該做的事情做好，像鐵路怎麼修好，我們的郵政是怎麼樣方便，我找資料，在中央圖書館借了一個研究小間，三個月在圖書館裡面找資料，然後回大陸、美國找資料。寫出來的東西，頭一次叫「薊運河畔」。把我小時候，還沒到台灣來以前那個階段，我們國家怎麼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最後才到台灣的商業社會，給它寫成一本書。你問我寫作有沒有計畫，我沒有計畫，都是自然形成的。

陳：
最後您有什麼要跟聽眾朋友講的？

羅：
最近我有一篇東西，會在聯合報出來，寫的是「三寸氣在千般用」，這是中國武俠小說常用的一句套語：「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就說你還在呼吸的時候，你就活著。於是你就做一千件事情─「千般用」，所以你要趕快做事，你要知道你活著是很可貴的。活著是很不容易的，哪一年才可以再活，我不知道，所以你要趕快好好的活。該做的事趕快做，讓自己身體好，能到處跑就到處跑。

陳：
今天謝謝您接受採訪。

羅：
謝謝！

羅蘭小檔案
原名靳佩芬，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師範部畢業
從一九五九年起，在警廣主持音樂及教育節目─「安全島」，
至一九九一年，長達三十二年。
長年寫作不輟，出版作品除「羅蘭小語」外，還包括散文、
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遊記、詩歌、詩論等等。
一九六九年獲中山文藝散文創作獎。
一九七０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四十五天。
一九九四年獲廣播金鐘特別獎。
一九九五年完成散文體自傳「歲月沈沙」三部曲。
一九九六年獲國家文藝傳記文學獎。
一九九六年六月，天津社會科學院主辦「羅蘭作品研討會」，大陸各地評論家參加研討，發表論文二十餘篇，結集為「解讀羅蘭」，於一九九六年出版。
二０００年應邀赴大陸，由北京中央電視台拍攝「歲月羅蘭」前半部。
二００一年北京中央電視台來台拍攝「歲月羅蘭」後半部。
二００三年獲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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