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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相枝檔案室
1895年臺灣割讓予日本。次年，日本國會通過法律，設立臺灣「總督府」及其幕僚機構。在各方壓力下，日本殖民當局開始考慮給予交稅的年滿25歲男子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並於1935年進行第一屆市議員選舉，但是這個選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停止了，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國民黨將台灣的行政區重新劃爲8縣9市，用直接選舉的方法，進行最基層的村、里長，鄉、鎮區民意代表選舉，1950年至1969年，是臺灣選舉活動的第二階段，國民黨當局開放省、縣、市長議員和縣、市、鄉、鎮長等多項地方公職選舉。進入1969年，臺灣開始進行「中央民意代表」的換屆選舉。爲了緩和國民黨當局所謂的「法統」危機，當局對「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進行增選或補選。在這時期，世界要求民主的交流愈燒愈旺，經過多年的爭取，到90年代，各項公職選舉都已經開放，特別是1996年臺灣進行首次“總統”直選。
目前臺灣的公職選舉總體上分為「中央和地方行政區」和民意代表選舉兩大類，隨著台灣辦理選舉的次數不斷的增加，台灣的選舉文化也得已進一步的發展，甚至到今天世界注目的民主基礎。
思相枝會客室─台北市文獻會副主委莊永明
莊永明，1942年4月3日生的台北市大稻埕人，在台灣通信工業公司服務26年，曾擔任會計工作，工作以外的時間從事文史研究，目前是知名的台灣文史專家，也因為這項堅持，目前他擔任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副主委，同時也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保生文教基金會董事、台北市七星田園文化基金會監察人。莊永明從初中開始搜集台灣文史資料、郵票和書籍，這些都是他年輕歲月中最主要的樂趣。1970年代於《雄獅美術》、
《書評書目》、
《大同雜誌》發表文章，1980年，應中國時報之邀，撰寫「台灣第一」專欄，每週一篇，前後一整年，1983年，他的第一本著作《台灣第一》，喚醒台灣人鄉士情懷，這本書就是之前中國時報所寫的「台灣第一」專欄集結成冊，1985年再出版《台灣第一》第二集，從此更加速對台灣歷史文獻與圖片資料的收集與整理，一九八四年，應邀在《台灣新生報》「文化點．線．面」版，開闢「台諺淺釋」專欄，其間作田野調查，記述俚諺，賦予現代精神詮釋，前後長達五年之久。相關著作﹕《台灣金言玉語》、
《台灣警世良言》、 《台灣好言吉句》、 《台灣俗語真言》、《台灣雅言巧語》、
《台灣土話心語》等等，1989年，出版《台灣紀事》上、下冊，以「台灣歷史上的今天」為主題，回顧台灣所走過的路，同年還有《台灣名人小札》第一、二冊；1991年，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台北老街》，對台北城歷史發展的腳步，將從前的人物故事用老街作舞台，一個一個上演，此書曾獲時報開卷版1992年十大好書，1994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台灣歌謠追想曲》，此書獲選由台灣筆會及自立晚報本土副刊合辦之「年度本土十大好書」。1999年《天下雜誌》將他選為「影響200
，跨越2000」的台灣人物之一。
台灣選舉思想起
2005年是台灣選舉進入第七十個年頭，七十年前的11月23日，台灣人才有第一次的選舉權，台灣人爭取這個投票權的歷史背景也很有趣。因為那是日據時期的第四十年，當時，日本認為統治台灣的這第四十週年是很值得慶祝的，因此台灣辦了一個盛大的博覽會，而且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台灣從那個博覽會後就再沒有一次博覽會了。這個大型的博覽會在10月的時候辦的，11月開始推動選舉。以前台灣人被日本人統治，大家都得過且過，但在博覽會之後，大家看到世界的樣貌，才赫然覺得需覺醒和全世界接軌，但畢竟那個投票權是日本政府給台灣人的。
台灣議會請願團
台灣人那時的知識份子去外面發展，包括中國大陸、日本、歐美等地，但畢竟是少數。當時被日本殖民的弱小台灣人，他們知道要自覺，所以那時林獻堂為主的知識份子就組成一個台灣議會請願團，這個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對台灣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1921年開始就有第一次的請願，要求日本政府能給台灣投票權，並且要有台灣人自己的議會，因為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完全是用台灣總督為主的統治，他本身有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台灣人為了打破這個制度，就要求日本政府必須要有台灣議會的制度，當然要有議會出現，台灣人本身就要有投票權來選出這些議員。
台灣的1920年代民族自覺有很多考量，像考慮到台灣的民族自覺。因為台灣人繳稅金，而稅金就是一種義務，要有義務當然就要有權利，但是日本人初期統治台灣的時候，完全剝奪台灣人的自治權和投票權，另外是台灣人當兵的義務。我們現在所說的代理日本兵其實是後期，日本在戰爭中他們的士兵不夠時，才把台灣人捉去作代理的日本士兵，不然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五十多年來，有四十多年台灣人是不能當兵的，台灣人可以算是次等國民，沒有當兵和投票權，所以台灣人要求打破這樣的局面。因此當時的知識份子就向日本政府提出第一要有台灣人的議會，第二要讓台灣人當兵的要求，但日本都沒有答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為了戰爭的需要才讓台灣人當兵。
其實當時不只是提出這個意願而已，當然那時是有先讓台灣總督先了解，當然台灣總督是不可能接受台灣人的意見，所以那時候取用越級報告，直接向日本政府申請，跟日本政府作溝通，告訴他們台灣人的想法和意見，透過議員的幫忙，這個議題到他們日本國會去討論，其實在發起這個運動時，可以說是全民的運動，他們也發動了簽名活動和派人坐船到日本，透過日本的議員和議會去提出請願案，當然每一次這個提案都被否決，前後的時間大概有十年之久，一直到1935年看到世界局勢已經到那種程度了，不給台灣人投票權是不行的，那時日本人才讓步。
當年投票權的限制
第一你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第二是要滿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成年人；最後是每年的稅金要交特定比例給日本政府，如果不夠就沒有投票權，有這三個限制在。
雖然當時日本也派出他們的國民來參加選舉，台灣自治聯營也派人出來選，當然那也是個不太公平的選舉。因為那些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成年人有投票權的，大部分都是被日本政府掌握在手上的，也就是聽令於日本。例如那時的知識分子林獻堂，在台灣的民主運動有極大的貢獻，他那時也滿有錢的，就用錢來幫助那些社會運動的人士，算是大金主，當然他也是有和日本政府借錢來幫助活動，日本人為了讓他不要投入這個運動就給他壓力，若他還是在幫助這些人，日本政府就不再借他錢了。
其實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年代，當時全世界的大局勢，愛爾蘭反抗英國是全世界人注目的運動，印度甘地領導下要把印度政權從英國手中拿回來，中國的起義也成功，這個民族自覺的思覺可以說是全世界都在沸騰，就因為這樣，日本政府是沒有辦法去反對這樣的聲音，當然日本政府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但是他們本土內的工人運動也很厲害，那個厲害的程度也影響到台灣，可以說是互相呼應，也就是每次在抗爭的時候，不是只有台灣本身，他們日本的開明派議會也會來到台灣一起作抗爭。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是有所謂的階段性，第一個政策就是內地延伸政策，第二個就是同化政策，第三個就是最可怕的皇民化運動，要讓台灣人變成皇民，他們根本不給台灣人所謂的主體性，包括選舉或是我們台灣人的文化都消失。那時的選舉不是說我們拿著一個印子選舉，那時是要寫選舉人的名字，那你那時就知道，台灣人那時的教育水準沒有很普及，就算我剛剛所說的三個可投票的條件你都有，你也不一定會寫字啊，所以有一個笑話是說當時為了選舉，在投票前的幾天就不停的練習寫字。台灣為了這個選舉，「台灣新民報」辦了一個模擬選舉，就是讓台灣人知道怎麼投票。當時的投票率還高達95％。
女性參政權
以日本社會來說，重男輕女，女性的地位很低落，所以當然那時候不可能會考慮到女性的參政權。女性是到了戰後，國民政府來台之後，近代國家的現象。女性最早有參政權的國家是紐西蘭，紐西蘭其實也算是英國的殖民地，但他們的女性有參政權。
國民政府來台的選舉軼事
大家普遍認為選舉都是國民黨來操縱的，其實還是有很多很意外的事。那時候國民政府宣導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所以一定要有選舉，以便和大陸那個紅色的政權做區隔。當然國民政府那時的選舉，就像一句順口溜說的「選舉沒師傅，用錢買就有」。
民國38年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退到台灣之後，他們就是要法統，也就是說所有的人都是被選出來的民意代表，但我們知道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有很多老國代都作了四十五十年以上的時間，而且那時候有遞補的政策，假設在大陸選的時候，有那個人的名字，但他沒到台灣，就可以遞補，如何遞補呢？就以當時也有參與選舉，但票數不夠的人來補。一個發生在我身邊的笑話是從前在唸建中時，有一個工友，拿了一張政府開的遞補國代通知單給校長看，說他要辭職去作國代。反正有人選，不管是一票還是二票，就可以遞補。
在那個年代，大家都把這件事情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那時的總統本來也只能作六年，但是為了動員戡亂時期，當然為了連任，也發生了很多笑話，很多小孩在寫作文的時候就寫到，我希望將來能作蔣總統，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姓蔣的人才能作總統。
台灣省議會選舉
當年台灣還有所謂的省，省這個單元是中央移下來的，因為那時中央的選舉已經都凍結了，為了法統的關係從中央的國代、立委都凍結，那時省長不能選且用省主席這個名稱當成一種官派，但是議會的監督一定要民選，所以省議會的選舉就變成很重要的民選。當時的台灣所有反對運動者很重視選舉，他們全面培養一些菁英先去省議會訓練，當然動員的力量就團結了起來。
選舉的省思
截至2005年，台灣人選舉雖有70年的歷史，這70年的歷史給了台灣什麼教訓，就要大家自己去觀察了。我們看到每次選舉之後，有些人會感覺說當選的人不是我心目中的候選人，縱使他是在多數票中贏得勝選，那些人還是不能接受，重要的事我們應該學著接受事實，因為選舉的制度之外我們還有政府行政的制度存在，有司法、立法、行政權去管制，是環環相扣的制度。因此我們在投票前要好好的思考如何發揮自己一票的最大力量，早期的情況投票常有買票的行為，而現今地方派系的力量是有一定的影響力。雖然如此，但民主中最好的方式是選舉，最差的方式也是選舉，我們還是要學著相信這個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