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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

歷史元來如此:蘇東啟案與泰源事件

  • 播出時間: 2018-02-13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今天節目要來談談1960年代台灣兩件重要的台獨案。當然台獨案不只1960年代才有,1950年代就有廖文毅(「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台獨運動先驅)等人被逮捕,只是一般而言,1960年代好像白帽子多了些,紅帽子少了點。白帽子一般是指台獨,紅帽子就是指共產黨,不過這樣分也未必對,因為也有共產黨是台獨。

        蘇東啟是現任立法委員蘇治芬的父親,被逮捕時是雲林縣議員,也是省議會「五龍一鳳」當中的李萬居,在雲林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李萬居是中國青年黨的黨員,蘇東啟也是,他們當時也共同參加了「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之前節目也談到了在「中國民主黨」籌組過程中,蔣介石採取高壓手段逮捕了雷震,到了1961年初地方選舉結束後,「中國民主黨」的籌備也走入歷史。但是地方還是有一些支持者,例如蘇東啟就是重要人物。

        檔案中是這樣說,請注意,檔案不一定為真,如果檔案不經考證全部為真,50-80年代那麼多冤假錯案那裡來?但是,基本上沒有錯,蘇東啟是比較具有台灣本土意識。「蘇東啟案」從現在的檔案上來看,像陳誠這些高層都很關心,他們關心政府介入要多深,像蔣介石也很關心,例如考慮要不要處理高玉樹,你說高玉樹也沒做什麼,那年頭抓人需要做什麼嗎?這是考量整個外部政治局勢的作法。

        1961年蘇東啟主要是和週邊比較支持台獨的青年人,還包括一些台籍充員兵,他們想要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結果被保安司令部逮捕,總共相關涉案人士約有三、四百人之多,最後被判刑者大概五十人左右。這個案子既然涉及台獨就很敏感,而且這些都是有地方基礎的人,包括:蘇東啟、張茂鐘、陳庚辛等比較核心人士,於1962年被判處死刑,

        可是在過程中,雲林縣議會發起「聲援蘇東啟行動」,這在那時非常少見。之前「雷震案」發生時,我們提到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共同登啟示,聲明如果是因為寫文章導致雷震被捕,那麼這些文章他們也有寫。我說這是大丈夫的行為,實在無法想像還有人飛蛾撲火,為了表達情誼與共同的價值。蘇東啟案不是這樣,是議會通過決議來聲援,可是國民黨在議會擁有相當多數,也擁有黨團運作的優勢,怎麼會通過?所以這代表了民間對蔣介石政權統治不滿的一種反應。可是,這也對雲林產生很大影響,後來雲林雖然黨外力量很大,但是要選上縣長,卻是好幾十年以後的事情。

因為雲林縣議會的聲援,導致蘇東啟他們在申請覆判後,發回更審,更審結果蘇東啟、張茂鐘、陳庚辛等人改判無期徒刑,包括原本判無期徒刑的詹益仁,其他人也有一些減刑。

        「蘇東啟案」這些人入獄後,由於1960年代原來在綠島的監獄,考量容量等問題,改在台東泰源,所以這些人入獄後也被關在泰源監獄。在監獄裡台籍的政治犯希望結合台籍充員兵,展開逃亡後占領廣播電台對全世界廣播來促進台灣獨立運動,結果失敗。失敗的原因很多,包括:時機外洩等等,可是實際上要成功非常困難,國民黨在建造監獄時,就有許多周密的考量,不是那麼容易逃走。像在綠島,附近的海流並不適合跳海游泳逃亡,泰源雖然是陸地,但也一樣有種種設計,逃亡十分困難。

        泰源事件逃亡者又被逮捕,逮捕後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與江炳興等五人被判處死刑,可是重要人物當中有一人沒被判處死刑,那就是鄭正成,被判處15年又6個月,也是涉及蘇東啟案再涉及泰源事件,卻沒有被槍斃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有人說這是故意要留下見證,讓大家知道怕。

        泰源事件發生後有很多傳聞,有人說監獄裡主張台獨人士要把共產黨給殺了等等,假如有這樣的想法,早就東窗事發了,所以我覺得故事性太強,真實性少了些。但是雙方意見不合在監獄中時有衝突,則是真實情況。也因為如此,新生訓導處就到了泰源監獄,後來又搬回綠島,所以泰源事件後活下來的受難者,也就搬回綠島。

        蘇東啟案和泰源事件有些不一樣,蘇東啟案發生後為什麼有國外救援?在當時的政治運動有國外救援的是少數,很重要的是法新社記者袁景濤向海外發布新聞,讓此事受到廣泛注意,因而有來自海外的聲援,我想這是先河。泰源事件則是在彭明敏順利脫逃海外後所發生的事件,在這種背景下,想要用實際行動以及武裝來推翻國民黨,就可以知道這些前輩在台獨運動中的地位是什麼。因為真的使用武力就不是冤假錯案,而是當真以推翻國民黨的心情來從事的運動。

        這是我們從「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脈絡中來跟大家說明60-70年代台獨案的情形。也由於台獨案的受難者越來越多,在監獄中,紅帽子與白帽子也形成一定的均衡。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同一個時代,從校園氛圍而言,又是如何產生學生運動。因為戒嚴時期,國民黨是如此想要深入控制校園的安定,之所以會發生校園運動的原因,是當時的外籍留學生在報紙上的一篇投書〈人情味與公德心〉,以及之後產生的種種台大學生「新希望」的過程。

        

歷史元來如此: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 播出時間: 2018-02-06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1971魏廷朝叛亂傳票(邱萬興 翻拍)

    1971魏廷朝叛亂傳票(邱萬興 翻拍)

    1971魏廷朝叛亂傳票(邱萬興 翻拍)
  • 1970彭明敏變裝逃亡(邱萬興 翻拍)

    1970彭明敏變裝逃亡(邱萬興 翻拍)

    1970彭明敏變裝逃亡(邱萬興 翻拍)

        上一集說明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歷史背景,這個背景其實就是1960、1970年代初期,台灣整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原先是以謝聰敏5萬多字傳單為底稿,跟彭明敏、魏廷朝討論後,為了傳播上的需要,做了修正與刪減。〈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在當時強調的是「台灣住民自決」,而非強調「推翻國民黨政權」。也就是在那個時代,如何團結台灣住民成為一個政治的共同體。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是台灣本土政治菁英,在「雷震案」發生前的雷震則是外省籍政治菁英,思考著一些共同面向,這在1970年代後更為明顯。當時最直接刺激彭明敏的是,面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可能易手,對台灣有什麼影響。還有台灣內部自由民主在蔣介石三連任後,原留體制的處理將有所困難,而這些困難不是在1960年才發生,早在前幾年就知道。所以之前也提到過,在1950年代末期,包括《聯合國》都曾經在社論表示要重新制訂新憲法,目的就是要有一個有民意基礎的國會。

        為什麼這麼強烈?一方面是黨國體制的困難,還有就是黨國體制運作的結果,包括像「出版法」這種箝制人民自由的法案,數以百計的立法委員連署要求公開審查,台灣省議會不斷質詢,可是結果還是在蔣介石的意志下,用秘密會議、多數決硬是通過。這種沒有民意的體制該怎麼辦?蔣介石三連任後的刺激就會更直接,沒辦法改變的情況下又要如何處理,這也是彭明敏他們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一個重要狀況。

        既然知道有問題,那麼台灣人(台灣住民)要做什麼?也就是台灣島上一千兩百萬人民,不願受到中國共產黨統治,也不甘心蔣介石的統治體制,完全沒有考慮到人民的需求與台灣的處境硬幹,所以他們想的是台灣人應該要團結起來,如何來推翻國民黨及蔣介石的統治,這是他們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那麼「推翻」之後呢?當然就要用「新國家」去加入聯合國,破除原本「一個中國」的架構,不要再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爭誰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因為這是有困難的。這與之前談到的美國「兩個中國」的思考,比較合拍。而如果這樣,自然需要制訂一部符合自由民主的新憲法,同時也要保障基本人權,實施真正民主,並成立新國家與新政府,取代蔣介石總統所領導的欠缺民意基礎的政權,由全島台灣住民,無論出生地為何,建立一個追求自由民主憲政的新國家與新政府。因為這樣,當然要制訂新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實施真正民主,然後再以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訴求的重點。

        那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在當時是否造成影響?實際上,根據了解,傳單一張都沒發出去,三個人就被逮捕了。所以,也許知道了彭明敏等人被抓,但是內容在當時並沒有傳播出去。不過它仍然是台灣島內要求自由民主、成立獨立國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後來是在國外發表,問題是怎麼可能在國外發表?我曾經問了當時在日本發表這份宣言的重要領導人黃昭堂,他說是早上起來在信箱看到了這份宣言。這不是不可能,因為在台灣還沒有民主的時代,有時候黨外的質詢,當真有當天早上在信箱看到有人投資訊進來。但是資料如何外流,是很關鍵的一件事。

假如彭明敏他們是由「People own Taiwan」(台灣住民)來建立一個新而獨立國家,當然是要團結島內台灣人與外省人組成命運共同體。而在海外,黃昭堂、王育德、許士楷在日本所組成的「台灣青年」,也就是後來「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也就是代表海外台獨人士對於如何思考如何凝聚台灣島內全民的共同意識來追求自由民主,同時讓台灣成為擁有主權的正常國家,也不是完全沒有想法。如果理解這一點,那麼對1980年代以後,用「自決論」來論述台灣要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想法,就有更長遠的背景思考,也代表台獨論述,與1970、1980年代台獨人士的主張是不一樣的。這是彭明敏他們在台灣島內的重要貢獻。

        彭明敏是台大政治系主任,是國民黨栽培的台灣本土法政菁英,也跟季辛吉關係良好,還是十大傑出青年,因此,他被捕後在國內外都受到相當重視。所以被捕後三人雖然分別被判刑,但彭明敏之後就被特赦出獄,軟禁在家。但是他1970年逃出台灣,對國民黨來說是很大衝擊。原本的說法是美國出面幫忙,但後來證實是日本台獨聯盟來台灣協助他用假護照、易容變裝後順利搭機逃亡。彭明敏一直到1992年才返回台灣,流亡海外23年。

        但是彭明敏他們的動作,不只影響台灣本身主權的思考,同時因為他順利出逃,所以對海外台獨運動也會發生進一步影響。在1960年代這種「外爭主權、內求民主」的改革主張,是否只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他們呢?當然不是,實際上還有一些重要的案件,很多前輩因此受難。包括:陸軍官校學生江炳興曾經想要建立「台灣獨立」政權。還有「蘇東啟事件」也是很重要的台獨案件,後來因為這些人剛好都被關在「泰源監獄」,所以後來又發生「泰源事件」。這些都是1960年代的幾個重要台獨案件。

  

歷史元來如此: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歷史背景

  • 播出時間: 2018-01-30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魏廷朝、彭明敏教授、謝聰敏攝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30周年紀念晚會(邱萬興 拍攝)

    魏廷朝、彭明敏教授、謝聰敏攝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30周年紀念晚會(邱萬興 拍攝)

    魏廷朝、彭明敏教授、謝聰敏攝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30周年紀念晚會(邱萬興 拍攝)

        今天節目的主題是彭明敏等人在1960年代所發表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代表了1960年代,以台灣為政治主體的思考下的政治改革主張,不過,那個年代也有主張共產黨思想的,在整個脈絡下,是如何產生這樣的歷史氛圍,也就是彭明敏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背景。

        我們必須了解,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表面上中華民國政府是維持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但是我們在正式的國際外交舞台上,可以看到中華民國的優勢如何流失,甚至危機如何發生。例如:就在中華民國做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時,此時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有代表在聯合國,他們要跟中華民國爭誰是聯合國的代表,聯合國當時雖然拒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但是我們看到聯合國大會邀請周恩來演講,我們看到了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華沙,後來在日內瓦,常年舉行「大使級」的會談。「大使」是代表國家元首,層級相當高。換言之,暴露出當時中華民國「一個中國」政策下的根本性問題。等到1958年蔣介石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蔣杜「聯合公報」,在公報中表示:「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深信此使命之基礎乃在於中國民心,而達成此使命的主要途徑則為實行孫中山之三民主義,而非使用武力」。如此,武力反攻大陸已經不太可能。

        到了1960年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前後,他一邊承續之前共和黨政府時代參議院已經通過的「康隆報告」,「兩個中國」主張正式浮上檯面,並且將此當成競選策略,由當時他的外交顧問發表正式文章,更直接戳痛了台灣關注國際情勢人士的心,其中包括《自由中國》的雷震,所以他們也在思考要怎麼辦?同時,在聯合國也發生「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的事情。外蒙古在戰後初期透過公民投票決定獨立,當時蔣介石做為國民政府主席還發了賀電道賀。後來因為中共的武裝叛亂,蔣介石認為蘇聯背棄盟約,所以在聯合國有著名的「控蘇案」。同時中華民國政府也不再承認外蒙古是獨立的主權國家。當然從國際法來看,國家的承認是不能撤消,不過,這不重要,蔣介石就是要表達政府的意向與態度。

        當時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安理會,可以投否決票,可問題是一旦否決,蘇聯可能也會否決有意加入的非洲新興國家,這樣一來一去,在聯合國支持中華民國的國家也會受到很大的打擊,所以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放棄了否決案。大家都說葉公超(駐美大使)觸怒了蔣介石,可是現在檔案已經公布,真正同意的是蔣介石和蔣經國,透過CIA(中央情報局)的情報頭子克萊恩接線。可是大家都知道後來葉公超下台了,接替他的是蔣廷黻。這兩個人的想法一致,那就是要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會越來越困難,所以正在思考「兩國中國」的可能性。

        在追查葉公超和蔣廷黻為什麼會下台時,後來沈昌煥有提到,這兩位被換掉不是他的決策,而是蔣介石拍板。理由是蔣介石覺得他們都有「兩國中國」傾向,不符合他的戰略構想。這樣的背景下,原本在1950年代,美國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是用研究案或擱置處理,但到了這個節骨眼不行了,美國只好改用三分之二多數決的重要問題案,來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可是採用這個形式,基本上並不是那麼容易,蔣介石自己也會想這樣是否妥當。這其中有個重要的辯論,蔣廷黻發表了兩篇演說,演說後的那次投票結果還不錯,61票贊成,34票反對,7票棄權。可是這樣的狀況對蔣廷黻來說,也知道這只是時間的拖延而已。

此時剛好彭明敏被政府委任為中華民國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團顧問。因為彭明敏是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有意栽培的法政菁英。當時有兩位,一位是劉憶如的父親劉慶瑞,他是研究憲法的專家,另外一位就是彭明敏。彭明敏在1961年剛接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開學前就被派為聯合國代表團顧問,換言之,他親自經歷了現實國際政治舞台的狀況,他意識到,除了反攻大陸不可能之外,國民黨政府要號稱代表中國也是非常奇怪的,除非政府改弦易轍,否則被聯合國驅逐出來也是可以想像。

        這是彭明敏所處的那個時代,所以他就跟他的學生謝聰敏及魏廷朝有好多次的討論,其中,謝聰敏當時受到《群眾運動》一書啟發,相信只要號召少數菁英就可以革命成功,所以如果有一份傳單可以散發全台,讓人民反對國民黨就可以成功。這不只是謝聰敏一人的想法,過去有很多反對黨運動的前輩認為,只要讓他巡迴台灣演講一次,國民黨就會垮台。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很困難,困難的原因在於大家忽略了國民黨在台灣教育的成功,特別是1960年代,國民黨已經教育了十幾年了,60-70年代可以說是國民黨教育最成功的階段,可是,國民黨也給自己製造一個新的難題,那就是「大中國教育」,慢慢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力量越來越大,雖然那時的台灣人民不可能有那麼多訊息,可是中華民國面臨的危機,直接看選票就知道。碰巧法國又正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非洲舊法國殖民地的走向,成為新的變數。

        彭明敏他們想到的是台灣應該怎麼做,所以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相對地,也有人考慮另外的可行性。在這個脈絡裡,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要如何思考台灣的地位問題,彭明敏是一位研究國際法的學者,理論上〈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應該會循著這個脈絡出發,剛好與以後海內外的台獨運動的脈絡一致。但是我們發現彭明敏不是這樣,他用的是「台灣住民」(People own Taiwan)的概念,而非Taiwanese(台灣人)。為什麼?謝聰明說這樣可以避免讓台灣的外省籍朋友恐慌,也不要過度刺激國民黨的神經。當然以後「台灣住民自覺」的主張,也成為台灣重要的主流。實際上「台灣主權未定論」與「台灣住民自覺」兩種主張並沒有矛盾。兩個指的不是一件事,所以並非絕對矛盾,但那時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做了這樣的選擇。

歷史元來如此:查禁《文星》

  • 播出時間: 2018-01-23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文星》雜誌(邱萬興 翻拍)

    《文星》雜誌(邱萬興 翻拍)

    《文星》雜誌(邱萬興 翻拍)
  • 《大學雜誌》

    《大學雜誌》

    《大學雜誌》

        《文星》雜誌因為持續衝撞當時的文化思想主流,因此受到打壓。因為《文星》於1965年第90期,刊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不要說內容,名稱在當時就犯忌,被認為有為匪宣傳之處,當時沒有馬上查禁,而是隔幾個月後給予「停刊一年」的處分。

        「停刊一年」的處分在黨外時代常見,既然如此,一年後應該就可以恢復,但在一年查禁期滿後,主管思想文化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4組,彙整了各方意見,最後跟蕭同茲說,《文星》雜誌在目前狀況下,不宜復刊。於是《文星》就走入歷史。

        《文星》雜誌在1957年創刊,一開始的基調是「文學的、藝術的、生活的」,但在1959年11月開始「認定人生是受知識指導的」而為了「啟發進步的思想」「使文星以思想的探討為重要的編輯方針」,所以將《文星》的目標修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等到李敖加入,「文化」也成為重要一環。李敖加入後,包括一些學者像:殷海光、李聲庭等人繼續寫,甚至剛剛過世的余光中也跟《文星》有密切關係。1965年第98期出刊以後,國民黨當局對《文星》處以「停刊一年」處分之後,以「不宜復刊」收場,歷時八年又二個月。

       《文星》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是文星書店。文星書店出版了相當多的書,有些是引進重要的西方思想文化,但因為李敖是讀歷史系的,有歷史癖,所以他收集了非常多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歷史學著作及史料。而這些著作及史料的內容又相當顛覆。像是裡面提到蔣介石在民國初年是左派,或是大家都認為是袁世凱不肯南下救主、發動兵變,可是文星書局出的書可不是這樣寫,而是另一個面向,是蔡元培認為應該讓袁世凱留在北京,才能穩定大局。然而這些說法,感覺起來就是「不正統」。

        所以應該說這些書籍流傳了一定份量,雖然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廣,但對當時台灣思想文化界來說,是批判國民黨主導思想文化的主流論述。因此《文星》在1960年代所扮演的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

       《文星》雜誌停刊、文星書店也慢慢收起來,這個時候在台灣引進新的西方文化思潮,很重要的是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新潮文庫》主要是參考日本岩波書店的《岩波文庫》,書的大小、版型也跟目前流行的不一樣,同時每本書都有作家的年譜及作家資料、創作背景及作者照片。《新潮文庫》不只在1960年代末期,甚至在1970、80年代都很重要。只是等到政治的空間打開、文化的空間打開後,各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推出五花八門的出版品,因此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就不再那麼重要。

       《文星》結束了,接下來呢?一本在台灣思想文化界相當重要的刊物《大學雜誌》誕生。《大學雜誌》創辦於1968年1月,當時是由台大畢業的青年鄧維楨獨資創辦,參與的主要同仁有郭正昭、陳少廷、王曉波、張俊宏等人。後來又加入一些海外留學生。所以《大學雜誌》有本土派與海外歸國學人兩個系統。

        《大學雜誌》起來後,剛好碰到蔣經國準備接班,要表現一定程度的改革可能性,《大學雜誌》就扮演重要角色。可是等到蔣經國順利接棒後,因為台灣在國際上面臨聯合國的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挫敗,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出現危機,所以就必須改革。改革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就是像《大學雜誌》這種刊物就應該讓它繼續發行,繼續主張改革。第二就是讓民意能夠多少進入到國會,來鞏固正當性基礎,而這就是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從1972年開始,每三年辦一次選舉,是當時台灣非常重要的民主運動泉源,有選舉、動員、有民主運動,而後有民主假期,選舉時什麼都能講,但要注意「當選過關,落選被關」。

        比較起來,每個月定期做思想文化的宣傳與傳播,實際上是會影響到國民黨統治基礎。相對的,辦選舉,三年一次小陣痛,而且國民黨透過黨、政、軍、特,全面動員,基本上大獲全勝。所以,已經有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制度,《大學雜誌》就不必再扮演改革的角色。因此,《大學雜誌》就被迫改組,從現在已經開放的情治單位檔案可以發現,他們直接介入《大學雜誌》的編務,在內容上提供意見,這樣《大學雜誌》的分裂也可以想像。

        我記得大概三十年前,有一期的雜誌封面是〈你做官,我坐牢〉,也就是《大學雜誌》分裂後,有些人被政府認為是不錯人才而進用,有些人則繼續扮演批判的角色,情況就會比較糟,甚至被捕。

       《大學雜誌》的轉變當中,有幾件重要的事情。如何思考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問題,如何思考言論自由的問題,如何面對釣魚台事件的問題,以及如何面對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這些問題,過去很少媒體提到,或是提到大家也沒注意。而《大學雜誌》直接登出了「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而國會全面改選就會直接衝擊國民黨統治集團,也就是「萬年國會」的正當性直接被質疑。之前雖然也有媒體提到,但是相當隱晦。事實上,《聯合報》在1958年也主張過國會全面改選,《自由中國》也主張,但比較保守。《聯合報》乾脆在社論裡主張〈再一次行使憲法制定的權力〉,也就是制定新憲法。

        可是《大學雜誌》還不止這樣,還舉行公開辯論,殷海光期許的陳少廷在台灣民主的重要角色,就是那場辯論。在國會全面改選的關鍵議題上,他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歷史元來如此 :台大《新希望》的誕生與破滅

  • 播出時間: 2018-02-20 06:15:00
  • 主持人: 薛化元
  • 1963年6月台大《新希望》雜誌創刊,掀起青年自覺運動(張欽嵐 攝)

    1963年6月台大《新希望》雜誌創刊,掀起青年自覺運動(張欽嵐 攝)

    1963年6月台大《新希望》雜誌創刊,掀起青年自覺運動(張欽嵐 攝)

   上一集主要接續「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之後,台灣所發生的一些台獨案件,我們談到了「蘇東啟案」以及「泰源事件」等。另一方面,這集節目想跟大家探討,當時在台灣的校園,如何產生「青年自覺運動」,或是台大為何會出現《新希望》學生刊物。

整個事件起源於一位外籍留學生在報紙投書,文章內容指出,台灣人很有人情味,但是沒有公德心。這樣的說法,可能大家都會心有戚戚焉,這是我們的文化,「人情味大於公德心」是普遍的情況。也因此,台大校園出現「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海報,《中央日報》還以社論聲援、稱之為「青年自覺運動」。換言之,國民黨是支持的。可是我們必須了解,國民黨對學生動員這件事是相當謹慎,特別是禁止「跨校」的連結。可是這種自覺運動的發展,慢慢就脫離了國民黨原來所能接受的範圍,也因此演變成一些政治案件。

        在這種背景下,1963年6月台大出現了一本《新希望》刊物。別忘記,當時校園的所有刊物都要審稿,成立社團也很困難。會那麼容易,是因為一開始國民黨並不反對。當時發刊詞是由主編劉容生所發表的「榮耀屬於中國 這一代青年的呼聲」,呼籲教育改革,要有公德心的下一代。這樣的說法應該是符合國民黨理想與價值,可是為什麼後來不行?

劉容生在建國中學時就是《建中青年》主編,父親是國民黨高幹。《新希望》雜誌完全由台大學生編輯印製發行,但是重要的是,它還跨校發行,這在後來1970-1980年代仍是不容易的事情。跨校發行再加上《中央日報》報導,所以大學、高中也熱烈響應,此時救國團開始介入輔導,同時成立了「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由台大外文系陳鎮國擔任主席、政大法律系許席圖擔任秘書長,在全國各地發動社會服務工作,特別是偏遠地區,展現公德心的一面。

    這個活動一開始蔣經國和國民黨都覺得不錯,可是後來演變成「串連」,它有組織,還要到地方去發展,更重要的是過程中不是完全能夠控制。我不覺得學生是故意要去對抗國民黨,只是學生的本質就是不喜歡過度被拘束,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第二個是反省的結果會反省出什麼,譬如:既然是「新希望」,講青年自覺,那麼很自然地,就會引進自由民主觀念。原本想的只是介紹國外,摘譯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報告,討論民主的特徵,可是對照台灣,就像在反諷,感覺像在罵國民黨,對國民黨來說也是一種挑戰。

同時,民主是什麼,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也就是民主不只是觀念,也要實踐在生活當中。那麼回到大學校園呢?不想沒問題,想了全都是問題。《新希望》接下來在1965年繼續扛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科學與民主也是「五四運動」以來很重要的訴求,所以稱為「再啟蒙運動」。當時台大哲學系助教何秀煌也表示:「我們應該打破容忍與沉默」,言其所該言,行其所該行。換句話說,這些都會慢慢衝擊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而且不止於此,後來何秀煌又在1965年4月寫了一篇〈論容忍〉,在《自由中國》時代也有討論過容忍,殷海光與胡適之對「誰應該容忍誰」有不同意見。哲學系學生王曉波也寫了〈容忍與姑息〉,主張學生應該站起來。這個過程中還刊登了幾篇翻譯文章,包括:羅素〈我願意生活在的世界〉及〈自由或者死亡〉,愛因斯坦的〈論自由〉等。

你可能會問,這些文章審得過嗎?所以,1965年4月底台大訓導處發出了停刊命令:因為《新希望》第8期稿件不接受本校指導,所以停刊。副本抄送救國團總團部。由此可知,在校園「自由」的範圍內,救國團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可不只是辦青年自強活動的一個社團。

至於審稿制度的問題,一直到1980年代,我們曾經想學日本時代,報刊查禁就整個「留白」。所以1980年代,台大「大學新聞社」曾經有一次將審稿沒過的文章「刷白」,但刷的不夠乾淨,隱隱約約還看得見,當時的社長被記大過,社團停社一年。不接受指導是很嚴肅的事情,所以導致《新希望》走入歷史。

        《新希望》走入歷史,並不代表「青年自覺運動」也走入歷史,因為已經化為社團,各地方都有,實際上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校園,還是有許多社會服務性質的社團,繼續到偏鄉各處服務。但如果化為政治行動,就與國民黨原先能夠容忍的不一樣。

    「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秘書長許席圖,想繼續推動相關活動,後來被捕,也就是後來的「統中會案」,另外,還有1970年代成大學生的「成大共產黨案」,一般來說都是「青年自覺運動」的遺緒。當時集結這些人的哲學系王曉波以及心理系鄧維楨等人,後來分別成為保釣運動以及《大學雜誌》的重要推手。也就是自覺運動並沒有停下來,有後來衍生的一些政治案件,例如:「統中會案」,也有後續繼續發燒的民族主義論戰,最後演變成「台大哲學系事件」。至於《大學雜誌》則變成蔣經國接班前後,台灣主張自由民主改革,最關鍵性的雜誌,影響一直往後延續。

一開始是從校園運動開始,是國民黨可以容忍的自覺運動、生活運動、文化運動,但是,一旦民主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生活形態,文化運動就會回過頭來衝擊到統治體制,這是國民黨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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