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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不堪的年代(上)

  • 播出時間: 2018-01-19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在時間的激流裡,總是會出現幾個急湍的階段。洶湧的水聲,拍打著河床上的頑石,如果站在岸上旁觀,不免覺得怵目驚心。那樣的河流,我見證過,彷彿充滿了死亡的召喚。每當回望自己漂流的歷程,1980年代可能是水勢衝撞巨岩最為驚險的時期。死神的幽靈特別貼近那個時代,而且與我擦身而過。帶著看不見的水痕,體內隱隱發出刺痛,卻仍情不自禁直視那不堪的年代。面對死亡,可能是那段時期所有知識分子的共同經驗。能夠倖存下來,必須憑藉運氣與勇氣。沒有人可以預測自己的命運。

        1980年年底,我們突然在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說:「有一位台灣留學生返台省親,被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於是我們就趕緊去查這個人是誰,後來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陳文成,在短短一天內,將整個事件經過都弄清楚。我們一方面打電話回台灣,一方面知道他是在匹茲堡的一所私立貴族學校---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教授數學。他只是帶著妻子、孩子回台灣,就被約談,然後整晚未歸。他的父親、太太都在家裡等待,一直沒有消息,到第二天早上,才有人通知,他的屍體被發現在台大研究圖書館後面的番薯田上。

        陳文成最後是在那裡消失?因為他是被警總約談,所以這時候警總就出來表示,有將陳文成送到家中巷口。可是當他是以遺體出現時,警總應該負責。結果警總的辯詞漏洞百出,一下說半夜就送回,一下說是清晨送回,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陳文成被謀殺。至於為什麼會被謀殺?就是因為在《美麗島雜誌》發行時,他在海外募款,並將錢匯給施明德,就是因為如此,警總開始跟蹤他。所以,一旦他回台後,立即就被約談。

        美麗島事件才剛過,美麗島大審也才剛過,整個世界的輿論對國民黨都非常不利,可是就在這個關頭,你又製造另外一個事件。我們打電話去匹茲堡,卡內基美隆大學的校長已經公開宣布,表示陳文成教授是非常健康的回去台灣,而且要離開學校時,學校的同事都知道他要回台,而且他是運動健將,也是一位待人友善的統計學教授,怎麼可能一回台就死亡。校長在記者會上公開要求當時的國民黨,要對事件有所交代,也一直等待國民黨政府給他一個滿意的回答。

        陳文成只小我三歲,1950年出生,其實他們家人去看他的遺體時,才發現他的身上有太多地方受傷,不管是胸前還是手部都有瘀青,這一定是經過刑求。然後警總又說,他可能是一個人喝醉酒,爬上研究生圖書館樓上,然後跳樓,畏罪自殺。我覺得他沒有罪,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有什麼罪。如果他有罪,也是因為他得罪了國民黨,因為他用募款的方式,支持美麗島運動。

        我大概從星期一開始打電話,一直到星期三早上,因為就我們所知道,他是在五月二十日回到台灣,然後和親朋好友相聚,是非常開朗的返鄉之旅。原本他停留一個月就要出國,結果在家裡接到不能出境的通知,直到七月一日,他仍然與警備總部聯絡,希望知道不能出境的原因。七月二日他就遭到約談,直到七月三日,警察局才通知家屬,陳文成車禍死亡,他的屍體是在台大被發現。

車禍死亡應該是在路上,怎麼會在台大校園。陳文成的父親去探屍時,發現他全身都是瘀傷。警備總部自始至終都對外宣稱,七月二日晚上約談結束後,便親自送他到他家的巷口。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相信他是車禍死亡。甚至殯儀館的人都說,那種死法,簡直令人無法置信。台灣所有的報紙都說,陳文成是跳樓自殺,警備總部說,他是畏罪自殺。從車禍到自殺,完全都是由警備總部來發言,矛盾百出。我們即使在洛杉磯,也看出每一個消息出來,都是跟前一個消息互相矛盾。

        那時候我也想到我在美麗島信箱裡收到的一封信。上面寫著「當你開門時,一顆子彈穿胸而過。」那時真的是非常擔心,原來國民黨在美麗島事件後,已經無法接受整個輿論對國民黨的不利,所以當有一位異議份子回國時,他必須要給他懲罰。那個時候,我也非常矛盾,到底要不要繼續從事政治運動,尤其是回家後內人也會告訴我:「我們就回西雅圖吧,不要繼續做這樣的事情。」你看,那個效應就出來了。

        我的內人和孩子是住在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但是她在家裡看報紙,都覺得岌岌可危,可見陳文成遭到暗殺已經發生實際效應,至少我的家人已經開始害怕與擔心。那時候,我才第一次感覺到,好像有一隻看不到的手,正在支配我們的命運。好像整個天地都是充滿血跡,就好像陳文成與林家血案,我彷彿只要閉上眼,就會發現滿天都是血。

這是一個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是紅色恐怖的年代,這時候我找不到任何出口,也不知道要如何說服妻子「不用擔心,這是在台灣發生的,在美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說法也無法說服她,尤其是看到報紙上警備總部的說詞不斷修正時,我不知道要如何給自己一個交代,給妻子一個交代。

如果陳文成這麼溫和的人,都會遭遇這樣的事件,那麼我參加的政治運動,特別是《美麗島週報》的政論撰寫工作,我的「罪惡」恐怕百倍於他吧!所以,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在精神和心情上,有某種程度的動搖。但是我告訴自己,如果已經投入,就不要後悔,要繼續做下去,因為如果我無法戰勝這樣的恐懼,就等於接受了威權體制的恫嚇。於是我決定要繼續寫下去,如果不寫下去,我會對不起那些犧牲者。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 :革命與詩(下)

  • 播出時間: 2018-01-12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約翰.藍儂遭到槍殺的報導

    約翰.藍儂遭到槍殺的報導

    約翰.藍儂遭到槍殺的報導
  • 全美報紙大篇幅報導約翰.藍儂被殺的消息

    全美報紙大篇幅報導約翰.藍儂被殺的消息

    全美報紙大篇幅報導約翰.藍儂被殺的消息
  • 披頭四風潮曾席捲全球

    披頭四風潮曾席捲全球

    披頭四風潮曾席捲全球

革命有那麼偉大嗎?參加政治運動,果真具有過人的情操嗎?從最初加入《美麗島週報》,對我個人而言,完全是心境的選擇。身為自由主義者,只不過無法容忍台灣社會的基本人權受到踐踏而已。尊重人權,是我三十歲以後的核心關切。坐視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結社自由遭到剝奪,已經超過我自由主義精神的底線。但是泛濫的威權體制,還更進一步以屠殺手段,摧殘林家的幼小生命,那種失去人性的鎮壓伎倆,終於點燃了我靈魂底層的怒火。我不會自稱是革命者,然而,對照我過去那種遵守規矩的個性,這樣的行動已經近乎革命了。如果這也可以稱之為革命,那也只是為了尋找自我救贖的出口。我的人格並不因此而高貴,我的情操也不會變得更為可敬。

1980年12月8日,接近一年前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一週年,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人權日的專輯,就在我們正在編輯報紙時,突然聽到收音機傳出紐約發生重大事件,所以我們不僅開著收音機,還打開電視,原來是約翰.藍儂(John Lennon),也就是披頭四(The Beatles)的主唱,他從街頭要回到紐約住所時,遭到槍手槍擊死亡。約翰.藍儂不僅在英國被視為是「神級人物」的歌手,在美國也是一樣,甚至不只英國、美國,約翰.藍儂就是我們那個世代,共同崇拜的一位歌手。

回想我是從高中二年級時,開始聽西洋歌曲,我的大哥是台大外文系,他告訴我,如果要把英文學好,就要好好聽西洋歌曲,只要會唱歌,文法就自然會出現,有利於口語表達或是聽力加強。我開始聽西洋歌曲時,剛好披頭四正在英國崛起。

我也仍然記得,有一年夏天,我父親從台北回來,帶給我一張唱片,我打開看,原來是披頭四的唱片,還是在東京演出的最新專輯。那時候,一個鄉下小孩,看到父親從台北拿回來的這張唱片時,簡直就是「驚聲尖叫」。哥哥與弟弟也都跑過來驚呼:「啊,是披頭」。我們趕緊把唱片放在唱盤上聽,那時候還是黑膠唱片。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如癡如醉、反反覆覆地聽。我後來想,我父親跑到台北中華商場買唱片時,到底是如何形容,才買到這張唱片。他是不是跟店員形容,我的孩子一天到晚在唱「耶耶耶」,還是用了什麼方法,我很好奇,但後來也忘了詢問父親,他是怎麼買到這張唱片。

我收集披頭四的唱片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然後一直隨著歲月成長。所以我在西雅圖讀華盛頓大學時,在大學街上專賣舊唱片的店裡,也總是搜詢披頭四各種版本的唱片。對我來說,至少我們這個世代來說,我們就是他的崇拜者。所以當聽到約翰.藍儂被暗殺時,這種衝擊雖然無法與美麗島事件或林家血案相提並論,但至少在精神上有種失落的感覺。就在那個時候,兩個不同的東西就放在一起了,一個是革命、一個是詩。

革命當然是政治,而詩是文學與藝術,代表我當時兩種雙重思想。所以我就重新把約翰.藍儂的歌曲再聽一遍。所有洛杉磯的電台,不管轉到那一個電台,約翰.藍儂的那首〈Imagine〉,整個晚上不斷重播。我也記得當時幫忙的艾琳達,情緒也非常低落,且眼角帶著淚水。我想,不只是我失去了一位精神依靠者,對她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她的年齡跟我相同。

約翰.藍儂的夢想,他所寫的〈Imagine〉,我把這首歌翻譯成中文:

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天堂

試著想像,其實不難

在我們底下也沒有地獄

頭上只是頂著天空

想像所有人們都只為今天而活

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國家

這樣做並不難

也就無需殺戮或死亡

想像這個世界沒有宗教

想像所有的人們都活在和平的生活裡

也許你會說我是夢想家

而我並非是唯一這樣想的人

希望有一天你也加入我們

而這個世界也終將合而為一

想像從來沒有佔有

我推想你可能嗎

從此就不再有貪婪與飢餓

我們都是手足的兄弟情誼

想像所有的人共享這個世界

也許你會說我是夢想家

而我並非是這樣想的人

希望有一天你也加入我們

這個世界終將合而為一

因為約翰.藍儂代表的是我們那個時代的共同感情,這樣的感情是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跨越性別、跨越階級,我當時這樣深深認為。那天剛好是星期四,我們已經截稿,正在編輯,當時沒有一個人講話,只是靜靜聽著不斷重覆的那首歌。

披頭四的崛起,代表著年輕人的希望。我也常想像,如果我有機會作曲、唱歌,我應該也會組一個樂團,然後把自己內心壓抑的各種感覺傾訴出來。也許因為我們做不到,所以像披頭四、像約翰.藍儂,就變成我們那個時代寄託的一個對象。

第二天星期五,是報社休息的日子,我帶著孩子去超市買報紙,我買了中文報紙,也買了英文報紙,全部都是滿版的報導,對我而言,就像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雖然我參加的運動正要開始,可是我知道,經過這樣一個死亡事件,就好像向我的年少時代告別,我不能繼續活在夢想裡,因為我面對的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就像約翰.藍儂傳播愛給這個世界,可是這個世界回報他以「暴力」。所以並不是只有台灣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在美國這麼民主的社會,居然也發生這樣的事情,這種共同的感覺,我第一次深深感受。

許信良問我,你怎麼會對西洋歌曲這樣著迷,我說我不知道。因為台灣是在戒嚴時代,你能夠尋找到的精神出口,就是不斷聽這些熱門音樂。我當然不只聽約翰.藍儂的歌,事實上,在我出國前也聽巴布.狄倫(Bob Dylan),那時他正在崛起,我可以從他歌曲裡聽到反戰的聲音,當時跟他一起合唱的女歌手是瓊拜雅(Joan Baez)。在約翰.藍儂終結之後,我就開始轉移到巴布.狄倫,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

這大概是我到達洛杉磯的1980年年底,最難忘的記憶。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革命與詩(上)

  • 播出時間: 2018-01-05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陳芳明在許信良的建議下閱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進入毛澤東思想

    陳芳明在許信良的建議下閱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進入毛澤東思想

    陳芳明在許信良的建議下閱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進入毛澤東思想
  • 陳芳明在洛杉磯時期開始閱讀毛澤東選集

    陳芳明在洛杉磯時期開始閱讀毛澤東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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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斯恩格斯選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斯恩格斯選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斯恩格斯選集》

生命中如果曾經發生過思想上的風暴,則我在洛杉磯時期的經驗可能最為劇烈。曾經在華大時期閱讀過馬克思與毛澤東,但都只是止於皮毛印象。身為歷史學徒,對於政治經濟的理解與分析,始終停留在隔閡狀態。留學過愛丁堡大學的許信良,本身是政治學系畢業,在蘇格蘭時期接觸了英國左派思想傳統的濡染,對於台灣政治的觀察往往離不開左翼批判立場。經由他的點撥與啟發,使我許多未能理解的政經觀念都逐漸迎刃而解。

這當然是很大的突破,在此之前,我研究的是宋代歷史,也同時在寫現代詩的評論,行有餘力也寫散文與詩,但基本上都是屬於歷史與文學的範疇。政治這塊領域,完全是我生命中多出來的區塊。我與許信良不僅討論台灣的時事,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必須要閱讀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說如果讀懂這這兩篇文章,就能夠進入毛澤東思想。

許信良在70年代參加黨外運動時,曾經與張俊宏一起寫過〈台灣社會力分析〉。他在選舉前就已經研究過台灣的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在那裡,因為他要爭取選票。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外運動的參與者,是如何在思想上、精神上為自己做準備。他也把這樣的經驗傳達給我,我也開始理解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來他的整個革命戰略就是「鄉村包圍城市」,因為鄉村是最大的土地,城市是孤立的;而城市是資本階級的地方,中國的鄉村則是無產階級的地方。我閱讀後與許信良討論就完全明白了,毛澤東思想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艱難。

所以我把《毛澤東選集》從第一集到第五集,一本本買下來,一篇篇去看。我才知道,原來毛澤東的白話文可以這麼漂亮,幾乎他所說的話就是口語,他可以用這樣的口語,製造煽動的力量,而我們讀了之後,居然也熱血奔騰。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我好像突然打通任督二脈,功力大增。不只如此,他還要我去讀列寧,因為毛澤東有很多理論是從列寧思想而來,我後來才知道列寧的革命策略,確實影響了毛澤東。當我讀懂了這兩個人的思想之後,又進一步去讀馬克思主義,當時中國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各四冊,我一有空就會反覆閱讀,冥冥之中引導我對殖民地時期台灣的左翼運動、或是左派思想開始慢慢去理解,也就是這樣,我後來決定寫《謝雪紅評傳》。

1980年代初期,剛到達洛杉磯,我就開始讀這些書籍,收獲甚多。當時我如果繼續寫博士論文,我的生命中大概就不會多出這一塊。也因為懂了馬克思主義之後,1981年史明出版了《台灣人四百年史》,他特地從東京來到洛杉磯,那是我第一次認識他,那時他63歲,看起來非常健壯,皮膚沒有皺紋,他告訴我他每天都游泳。他出門也總是穿著牛仔褲與球鞋,所以雖然滿頭白髮,但看起來就像一位革命運動者。

這並不是我人生的規劃,也從來不知道我會對左派感興趣,因為在台灣所有的研究,都是如何考證與重建我對宋代歷史的想像,可是沒有想到左派運動是貼近整個社會,所以對我來說非常突破。

與許信良在一起,他非常平易近人,可能一開始說話會有點口吃,但只要思想、氣氛打成一片時,他就開始滔滔不絕,而且就算是關在辦公室對著我一個人說話,他也非常大聲,似乎你必須要專注聽他說話。他分析70年代黨外運動如何崛起,以及1977年他在中壢如何獲勝。他比較幸運,或是說比較不幸的地方,是美麗島發生時,因為他的桃園縣長被解職,想要休息一下,所以他參加《美麗島雜誌》創刊後,就帶著孩子出國,沒想到兩個月後就發生美麗島事件,他就知道他不能回去了。對他來說,政治就是他的生命,沒有政治他就活不下去。

許信良只大我六歲,跟我一樣都是雙子座,所以我們倆非常談得來,特別是我們都會雙重思想這點,也是我後來慢慢發現。可以同時做兩件事情、可以同時讀兩本書、可以同時經營兩篇文章,在那時我才發現我有這樣的能力,而這樣的能力都是跟許信良學習的。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在洛杉磯是我生產力最旺盛的時期。當時我不僅要寫社論,也要寫政論,分析每個星期台灣發生的事情,我寫政論的筆名叫施敏輝。台灣的報紙是用航空寄來,但還是太慢。後來《世界日報》在洛杉磯印行,當天就可以在超市看到報紙,可以立刻知道台灣發生的事情。我們還訂了所有黨外雜誌,全部從台灣寄來。而且我不只負責寫稿,還要負責編輯。那時候有兩位打字小姐,我們每週四要把雜誌編好,所以每週三、四是我最忙碌的時候,我可以同時寫兩~三篇文章,寫好的部分就先拿去打,停頓下來的時間就趕緊寫另一篇比較容易的文章。

文學的稿子比較容易,政論後來對我而言也是輕而易舉,只要找到一個觀點就可以寫,比較困難的是後來還要寫歷史,那一定要讀書,可是辦公室沒有書,所以我時常開車到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圖書館找書。UCLA就位於接近海邊的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所以每次去那裡,都是全家一起,我去圖書館找資料,孩子去海邊玩。UCLA對我的幫助非常大,也是我難以忘懷的一段時期。比較可惜的是那段時期的稿子,都沒有留下來,因為當時風聲鶴唳,文章一寫完就用碎紙機碎掉。我當時一篇政論兩千字,文學評論四千字,散文一千字,每個星期的生產力大概五千字。當然五千字對我現在而言,輕而易舉,一天就能寫完,可是那時都是用手寫,我又有類風濕關節炎,我的右手寫一陣子就要休息。而這種規律的書寫,也養成我日後有紀律的書寫習慣。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背叛之旅

  • 播出時間: 2017-12-29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美麗島週報》發刊詞〈向鐵窗裡的民主鬥士致敬〉

    《美麗島週報》發刊詞〈向鐵窗裡的民主鬥士致敬〉

    《美麗島週報》發刊詞〈向鐵窗裡的民主鬥士致敬〉
  • 1980年8月26日《美麗島》在洛杉磯復刊

    1980年8月26日《美麗島》在洛杉磯復刊

    1980年8月26日《美麗島》在洛杉磯復刊

各種悲歡離合的情緒,持續湧來。不免開始自問,選擇投向政治道路是值得的嗎?在些微脆弱的時刻,內心總是篤定告訴自己,所有的行動完全是出自果敢的抉擇。一旦決定之後,都不要有任何後悔。昂首望向滿天星斗,才知道北美野外的夜空是如此燦爛煇煌,不免令人聯想到梵谷的星圖。不久,就辨識了北斗七星的位置,朝北朝南的方位也確認下來。情不自禁轉身面對著西南方,似乎可以判別海島台灣,想必就在遙遠的盡頭。那正是我常常發出盟誓的方向,如果胸口沒有揣著台灣地圖,或許不可能活著這麼勇敢吧?此去千里的旅途,不就是為了承擔台灣歷史的命運。在黑暗裡沈思著自己的身世,忽然強烈感受那受盡損害與污辱的土地,不就與我肌膚的每個細胞都緊密連接。

1980年夏天,我與內弟開車到洛杉磯,到了那裡才知道所謂「大都會」是什麼。西雅圖雖然也是大城市,但到了晚上就非常寂寥、孤獨。雖然街道的燈光開著,可是街上沒有人。70年代到達西雅圖那樣的城市還會覺得害怕。可是洛杉磯完全不一樣,我們沿著101高速公路從好萊塢進去洛杉磯,再接10號洲際公路往內陸走。到達洛杉磯時,不僅燈火煇煌且人來人往,因為那裡人口密集。我才知道,西雅圖是個城市,而洛杉磯是由好幾個城市集合而成的大都會。

就像鄉巴佬進城,我好奇地看著沿著高速公路的那些燈光。我要到洛杉磯之前,當時的總編陳婉真已經幫我在華人聚集的亞罕博拉(Alhambra)租了一間公寓。公寓有兩層,樓下是客廳、樓上是臥室,是非常小的一間公寓。公寓位於瑪格麗特街(Magreta St.),瑪格麗特是西班牙發音,因為整個加州原來都是墨西哥人的土地,後來才被美國併吞,我從來不知道我會在那裡住了將近四年,對我而言,也是生命規劃中,額外的一段旅程。

我帶著兩個小孩到了那裡,慢慢把家具和一箱箱書籍都搬進公寓,非常感謝我的大舅子幫忙搬那些東西。將所有行李都整理好後,第二天許信良就要求我去辦公室。我後來回去已經找不到那間辦公室了,辦公室位於一個墨西哥人居住的社區,非常安靜的一個社區,在高處還能眺望洛杉磯市區的高樓。

我的兩個孩子到了洛杉磯非常興奮,因為在西雅圖太寂寞了。因為在西雅圖是住在學校宿舍,附近的孩子大多是外國來的,有南美,也有日本、韓國…等等,是一個比較封閉、也很安靜的社區,住的都是已經結婚的學生。沒想到一到洛杉磯,不管是7-11、還是大賣場都是燈火通明,跟西雅圖寂寞的感覺全然不同。

我的孩子並不知道他們的父親就是要去參加革命。那時當然也會擔心,所以我寫給在台灣、或是西雅圖的朋友,都是用郵局租用的信箱,我不敢告訴大家我住的地方。整個心情是無法穩定下來,一方面牽掛要做多久,一方面牽掛要不要回西雅圖把論文寫好。當時只是覺得自己應該投身進去,既然如此就放開吧!

辦公室的房東是位日本人,在人行道遇到的大多是墨裔,我記得第一天到達那裡停車時,隔壁就有人出來跟我說:「Hi! amigo」,amigo的意思是朋友。我們覺得住在那裡非常安全。那棟辦公室裡有一間辦公室是屬於許信良,一間是打字室,當時的打字還是鉛字,有非常大的打字盤,由打字小姐選字後,打在白報紙上面。編輯部就是進來的大客廳,有四張辦公桌,原先是由陳婉真坐在主桌,可是過了幾天,她就與許信良因為路線問題發生爭吵而離開,她的先生張維嘉也一起離開。剩下我以及一位從夏威夷大學來的朋友,一起在那裡工作。還有一位經理陳南城、一位負責校對及收集資料的秘書,就是這麼簡單。因為大家都離開了,我既然已經下定決心,就開始工作。

大概兩~三個星期我才慢慢習慣那樣的生活,可是這兩~三個星期其實我們已經發行了三期。我記得第一期許信良認為既然是在海外復刊「美麗島」,就要我寫一篇發刊詞。可是我從來沒有寫過政論,只寫過散文,以及和沈富雄在西雅圖辦過《西北雨》,於是我大概思考了一、兩個小時後開始動筆,創刊詞的題目是〈向鐵窗裡的民主鬥士致敬〉。開頭第一段是:

他們的名字將牢牢地烙在台灣歷史上。在獻身於台灣政治運動的洪流中,他們為千萬的百姓奔走吶喊,為苦難的土地追求理想。他們不僅流下了汗,甚至也淌下了血。

今天他們坐牢,不是他們個人的成敗,而是代表全體台灣人民來受刑。他們所遭到的精神與肉體上的痛苦,也就是全體台灣人民的侮辱。既然他們是為了台灣人民入獄,那麼釋放他們出來的工作,就必須由我們來承擔。今天在此向他們致敬,並不意味我們的謙卑。我們只是想表明,在繼續獻身於艱難的任務時,我們並未把受苦的他們遺忘。

現在回頭看這段文字,還可以感覺到當時體內血液在燃燒,因為那是我從事政治運動的起點。有很多人問我,怎麼那麼勇敢,不顧一切地投入,現在也很難回頭解釋當初所做的決定。不過,我似乎時常自我對話,當上天為你開一扇門時,你敢不敢勇敢走出去,敢不敢接受這樣的挑戰,當門打開了,是否要做出生命的抉擇。那樣的掙扎當然有,如果沒有掙扎就近乎神了。我還是充滿人性,還是會計較得失,計較是否後悔。

可是我還是投身進去,就好像縱身投入、義無反顧。所以我在寫政論文字時,幾乎可以看到在我生命中又分叉出另一條路。有很多人覺得我怎麼可能又是從事學術,又從事政治。我唯一的解釋非常自嘲,那就是我是「雙子座」,我可以同時做雙重思考,當時我就是這樣相信。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不堪的年代(下)

  • 播出時間: 2018-01-26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陳芳明以筆名陳嘉農所寫的書

    陳芳明以筆名陳嘉農所寫的書

    陳芳明以筆名陳嘉農所寫的書
  • 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

    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

    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

        許信良是敢於論斷的人,他從未算計成敗,而且也未曾計較得失。與他共事之後,漸漸理解他是擅長開創格局的人。即使處在最為刻苦落魄的階段,他不曾有過任何嘆息的時刻。那時他的生活相當窘困,甚至也買不起車子。他駕駛的那部綠色舊車,還是一位同鄉轉贈的。他勤奮讀書,也投注所有心力觀察台灣政治的演變。對他而言,政治是生命的全部,捨此無他。我很清楚,他始終都在等待機會,在最恰當時刻重返台灣。

        在《美麗島週報》的時候,於我而言最難忘的書寫,恐怕是我開始撰寫左派運動史。在我過去的歷史訓練裡,大多是考證與史料的閱讀,從未涉及意識型態。後來才理解,單純的史料爬梳與考證,而不涉及意識形態,是非常右派的思維方式,因為那是很平面的歷史敘述。左派的歷史敘述會涉及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所以必須解剖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經濟生產方式是什麼。大概在我接觸左派思想後,才慢慢轉變我對歷史的思考。

        那時在整理台灣左派政治運動時,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因為在我之前,沒有一位學者寫過台灣左派運動。或者更精確的說,在那段時期,根本沒有人在做台灣歷史的研究。因為在國民黨的歷史教育裡,「台灣」是不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左派的研究,簡直就像陷入茫茫大海,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終點在那裡。因為如果不知道真正的歷史發展路線,就很難進行歷史的敘述。那時,我才知道我捅到一個蜂窩。

        雖然我要進行左派研究,但涉及的範圍太廣了,尤其當我開始要談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時,我才知道它牽涉到俄國的共產國際,也牽涉到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也牽涉到日本共產黨的發展。既然牽涉到俄國、中國與日本,那麼台灣就不能孤立的去看左派運動的發展。

        對我而言,那是我在歷史知識累積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突破階段。因為過去我主要放在十二世紀的宋代歷史研究,但研究台灣歷史比起宋代研究還要困難,因為從來沒有人在我之前建立一套具體的解釋。其中,最大的突破點是1981年史明從日本來到洛杉磯。這一年他剛好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我當時33歲左右,史明大約63歲,我們相差30歲。

他到達洛杉磯時,說要來拜訪《美麗島週報》的編輯部。許信良從來不讓人參觀編輯部,史明是例外,因為他對史明也非常尊敬。史明來時就抱著一本非常厚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我從來沒有看過一本歷史書居然超過一千多頁。他看到我就說:「這本書送給你。」交書給我可能只是一個剎那,但是我開始閱讀等於開始一段漫長跋涉的過程。這本書是精裝本,一千多頁,那種裝訂是一流的,因為是線裝,每一頁都可以平平的翻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裝訂方式,而且是精裝本,還放在一個盒子裡,看起來非常尊貴。可是這麼尊貴的歷史書,居然是在談最困難的左派運動史。

開始讀史明的書時,幾個觀念都是我第一次聽到。第一個是「台灣民族」,第二個是「階級鬥爭」,第三個是「日本資本主義對台灣的控制」。這些都是我陌生的名詞,他談到台灣民族是什麼?甚至每個朝代、每個階段都用「殖民」的歷史來解釋,包括國民黨政府。那時我無法接受這樣的解釋,我開始徹夜讀這本書,大概半年才讀完。其實這本書我後來又再讀,前後讀過三次。所以我常跟我的學生說:「我台灣歷史的老師是史明。」如果沒有遇到他,讀到他的書,我今天對歷史、或是文學的解釋將完全不同。

我在1981年認識史明之後,就決定開始寫台灣共產黨重要黨員的事跡,第一個是蘇新。蘇新是台南佳里人,那裡出現了許多左派運動人士,另一個地方是台南麻豆,那裡出生了一位左派運動者林書揚,他後來病逝北京,他被國民黨關了30年以上,是一位左派信仰者,他跟我的立場不一樣,但我很尊敬這位左派運動者。

我為什麼會第一個寫蘇新,主要是我開始涉獵二二八時,我看到蘇新逃到香港寫了一本《憤怒的台灣》,他的筆名是莊嘉農,我後來有一個筆名陳嘉農,就是模仿他。我開始讀蘇新就開始收集史料,我沒有想到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政論雜誌《七十年代》,裡面居然有一篇小說家李黎所寫的〈記蘇新〉。李黎為什麼會去訪問蘇新,主要是李黎與蘇新的女兒蘇慶黎,是高雄女中的同學。蘇慶黎拜託李黎到中國去,因為那時李黎可以進出中國及美國,所以她到北京去訪問蘇新。我看到蘇新在訪談時說了一句話:「我在中國這三十年,是我一生最黯淡的日子。」我看到很震撼,因為最早的革命者到中國去,全部都過著不堪的生活。他一天到晚被檢討,還被下放到河南的農場勞改。台灣共產黨在台灣是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可是到中國就默默無聞。

我開始認識二二八事件,就是看了莊嘉農的書,現在我要建立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蘇新就是第一個。我的題目是〈永遠的望鄉人〉,因為他到中國後,一直想回到台灣,因為他的孩子就在台灣。為什麼女兒會取名蘇慶黎,蘇慶黎是1946年出生,那時台灣光復,他覺得台灣的黎明到來,所以慶黎有慶祝黎明的意思。可是他沒想到,迎接的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黎明根本沒有到來,因為隔年就是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後他開始逃亡,流亡到香港。

我開始寫蘇新時,是從一本非常厚的日本台灣總督府所編的《台灣警察沿革志》。那本書是日本警察開始逮捕台灣的反抗運動者,裡面分門別類:民族運動、共產運動、農民運動…等。研究左派只要看共產運動這個類別的史料,所有口供與被逮捕的名單都在上面,我就是從日文的《台灣警察沿革志》開始閱讀。

我學的日文當然是非常簡單的,因為當時在台大歷史所時,每個人都要選兩種語文,我選了日文。日文我說得不好,但閱讀沒有問題。戰前台灣所看到的日文都很簡單,所以書裡的日文史料我一目了然,於是開始徹夜閱讀,慢慢建立年代出來。我會畫一個年表,蘇新當年做了什麼事情,這樣我在敘事時可以按照時間先後,把一個歷史事實整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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