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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回家的方式(三)

  • 播出時間: 2018-04-20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精神返鄉的旅程是如此迂迴,又是如此細微。決心讓文字回到歷史現場,那是整個流亡時期最大的轉變。確知自己不可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回到台灣,那是相當絕望的等待,好像整個人被拋擲在不見天日的井底,看不見光,也看不見任何救贖,只能日日夜夜舔舐著傷口,嘗試讓自己活下去。讀過那麼多書,才第一次理解什麼是「苦撐待變」的滋味。

        我終於可以用筆名參與文學論戰,用筆名從事文學創作,不管是施敏輝、陳嘉農或是宋冬陽,也開始在不同刊物出現。如果是施敏輝,大多會在政論雜誌發表,如果是宋冬陽或陳嘉農,就會在文藝雜誌發表,台灣的朋友也慢慢知道,這三個名字其實就是同一個人,於是他們知道陳芳明回來了。我當然感到欣慰,因為我雖然不在現場,但已經在台灣島上與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一九八0年代後的台灣,常常被稱為「後美麗島時期」,所謂「後」,既有延續的意涵,也有開創的暗示。美麗島精神是什麼?它不僅代表民主與人權,也代表著改革與開放,更意味著本土與在地。這樣的後美麗島時期,非常符合我當初在洛杉磯時的心情。

        這時我當然知道台灣改變了,事實上,進入八0年代,台灣的經濟已經有了全新的變化,尤其是新竹工業園區設立,台灣的半導體與電子業,伴隨著工業園區有了新的發展,這與七0年代加工出口區的代工形態不一樣,到了八0年代,台灣也被捲入了「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就是整個地球都已經「資本主義化」。過去的資本主義大概都只停留在帝國,或是帝國帶到殖民地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有國家都從殖民地紛紛獨立,也繼續發展資本主義,而當整個地球都資本主義化了,我們就稱為全球化。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帝國的特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在八0年代是重要現象,而台灣在那時也加入了全球化行列。

        八0年代的學術文章或文學創作,他們關心的層面已經不再只是停留在政治,而是與環保、性別、族群、階級的議題結合在一起,這是七0年代所沒有的。當你開始關心環保後,就會談到自然環境的保育。過去台灣的所有論述都是男性沙文主義,這時我開始嗅到女性主義的訊息。同樣的,過去我們讀的文學全部都是漢人文學,八0年代原住民開始借用漢字,把部落生活寫下來。此外,農民和工人的議題也在這個時候被觸及,我看到《台灣文藝》刊登了宋澤萊所寫的〈打牛湳村〉,嚇了一跳,這種農民文學為什麼過去從來沒有讀過。他在寫雲林的瓜農如何被台北來的中盤商剝削。原來台灣文壇已經開始在翻轉。

        他們在寫他們想寫的東西,那我在海外能寫什麼?我只有一個想法,我要開始寫台灣共產黨,而且我要寫謝雪紅。謝雪紅就是一位台灣、左派、女性,可是當時國民黨的主流論述是中國、右派、男性,所以當我在寫謝雪紅時,不僅觸及到左派的議題,也觸及到性別問題,更牽涉到台灣和中國之間的辯論關係。我也發現我過去的歷史訓練太狹隘了,我以前研究宋代歷史時大多在考證史料,研究黨派之間的對立,譬如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人格完整之人,為何會分成兩派?大概就是在分析黨派之爭,在宋代叫黨爭。

        那時覺得我對宋代歷史瞭若指掌,可是談到台灣就感到陌生。所以當我開始寫謝雪紅時,第一個問題是史料在那裡?後來有人送我一本日治時期的書叫《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就是日本政府逮捕當時反抗日本的知識分子,例如: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1926年台灣農民組合、1927年台灣民眾黨、1928年台灣共產黨、1929年台灣自治聯盟。就是從左派、到中間偏左、到中間偏右、再到極右派,我才發現台灣的歷史實在太精彩了,可是為什麼我在台大從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學問,於是我開始將《警察沿革誌》一章章讀過。

        我記得我寫的第一篇歷史論文不是謝雪紅而是蘇新,蘇新是台南佳里人,他的女兒蘇慶黎後來與陳映真合辦《夏潮》,蘇慶黎的左派思想某種程度上是傳承自蘇新。於是我開始在《美麗島週報》上寫出第一篇左翼史論文〈永遠的望鄉人: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寫台灣歷史,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寫左派歷史。

        這一篇歷史論文我寫了將近兩個月,寫了四萬字,寫完了這篇論文,我也終於可以掌握台灣左派的歷史,而且我將這文章偷渡回台灣,並且發表於當時康寧祥創辦的黨外雜誌《八十年代》,他們真的很勇敢,居然每一期都連載刊登,後來大概談到1928年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我提到謝雪紅,結果《八十年代》就被查禁了,我才知道原來我的文字還可以害一本雜誌被查禁,可見這些文字在台灣是高度禁忌。

        因為被查禁,更鼓勵我要繼續寫下去,因為我剛好可以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因為我的文章可以在黨外雜誌發表,使我錯覺好像跟台灣的新生代站在一起,那時我還不到四十歲。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回家的方式(二)

  • 播出時間: 2018-04-13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由許榮淑創辦的《深耕》雜誌開啟了台灣意識論戰

    由許榮淑創辦的《深耕》雜誌開啟了台灣意識論戰

    由許榮淑創辦的《深耕》雜誌開啟了台灣意識論戰
  • 由周清玉主辦的《關懷》雜誌

    由周清玉主辦的《關懷》雜誌

    由周清玉主辦的《關懷》雜誌

        詩,成為我逃逸的密道,容許我從凌虐的鄉愁中脫困。那是我精神返鄉的起點,通過那最簡單的形式,所有的痛苦、折磨、挫折,都壓縮在那詩行之間。發現自己的詩行在台灣發表時,我好像在風雨過後又重見天日,我的語式與句法似乎開始呼吸著島嶼的空氣,也接受了久別朋友的凝視。詩不可能講話,但是可以與故鄉讀者進行無語的對話。

        因為可以找到這樣的管道,我在《美麗島週報》寫的都是政論,而詩與散文等文學,是屬於比較柔軟的文字,這些柔軟的文字就不會挑戰到當時的威權體制,因為太柔軟了,讓人看不出任何的反叛、辱罵或是批判。那時我就像在遠洋漂泊,卻不斷地對遠方的海島拍打著密碼、打著燈號,這艘船終於沒有沉沒,因為沒有沉沒,所以我的生命還在、思考還在、想像還在,這是我呼救的一種方式。

因為我如果沒有呼救,在台灣的朋友大概也不會聯絡,可是當我的第一首詩在台灣高雄的《文學界》發表時,我就知道他們看到我了,他們知道陳嘉農就是過去的陳芳明。在自己的土地忽然又活過來了的時候,內心非常喜悅,我告訴自己,只要在黑暗裡,看到遠洋有人拍打的燈光,就表示那裡有人,而且那是一種呼救的信號,他們來讀我,就好像伸手來解救我,我終於沒有沉沒也沒有死亡,我用我一息尚存的詩行,開始傳達我的意志。那時候我才知道文學的功能有那麼大,年輕時好像是玩票性質,寫一篇就一篇、寫一行就一行,在報紙或是雜誌發表出來時,就有一種虛榮感,但是現在是為了要「偷渡」回去,是不是我拍打的燈號被接收了,我如果繼續寫散文,不就是在展開無止盡的對話。

做為一位歷史系的學生,台灣發生這麼多變化,而我在歷史現場是缺席的,這對一位學歷史的人來說情何以堪,這也說明了為何我千方百計要回到台灣,因為我是一位歷史家,我要在歷史現場看到台灣的變化,我不希望我回去時變成一位陌生人,沒有人知道我回家了,現在我不能回去,就要努力書寫,甚至要讓大家知道陳嘉農就是陳芳明。

1983年台灣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論戰,有人說是「統獨論戰」,有人說是「台灣意識論戰」,這場論戰是在黨外雜誌《深耕》發生的,而《深耕》這群人就是後來民進黨新潮流的成員,他們都是我這個世代的人,不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那一年出生的,就是在1950年左右出生。我們這個世代與上一個世代最大的不同,第一、我們沒有戰爭的經驗;第二、我們也沒有中國經驗,因此,我們寫出來的東西就是屬於台灣。

1983年的「台灣意識論戰」,首先是陳映真發表了一篇文章〈朝向寬廣的歷史視野〉,這篇文章是因為寫「龍的傳人」這首歌的侯德建突然跑到中國大陸,對當時的統派及陳映真而言,是相當振奮的消息,所以他說:「這位龍的傳人終於可以回到北京了,他可以擁有一個寬廣的歷史視野。」我一直對陳映真非常崇拜,在他入獄之前,我都是一直讀他的小說。我到現在還記得,大約在1973年我讀研究所的時期,香港印了一本《陳映真選集》,因為他的書在台灣已經是禁書,所以我在香港的朋友就「偷渡」一本給我。那本書已經成為我研究所時的「聖經」,每天睡前讀一篇小說,我怕一下子就讀完了,很珍惜的一篇篇讀完。我沒有見過陳映真,但內心裡已經非常熟悉他小說的技巧。可是當他寫出〈朝著寬廣的歷史視野〉時,我就覺得他整個思維方式,跟我所認識年輕的陳映真是完全不一樣。這在我生命中也是相當稀罕的經驗,曾經是我崇拜的一位小說家,到了80年代,我居然站在他的對立面。

我看到他的文章後,就覺得有滿腔的話要說,所以那時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重新解釋什麼是本土?什麼是台灣意識?我把我認識的台灣在20世紀的發展,包括從日本的統治一直到80年代,也就是20世紀的80年,我將它定位成一個全新的時期,我是站在這樣的歷史觀點寫了那篇文章,至於會不會被《深耕》登出來,就不知道了。

《深耕》是由張俊宏前妻許榮淑以美麗島受難者家屬身份所創辦,就像姚嘉文的夫人周清玉也辦了一份黨外雜誌《關懷》,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也辦了一份雜誌《鐘鼓樓》,所有這些政論雜誌我後來都陸續幫他們寫稿。我在參加論戰時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我在過去的受教過程中都被灌輸「中國意識」,所以看到我這一代沒有中國經驗的人,開始提出「台灣意識」這樣的名詞時,感到非常興奮,而且也只有透過這樣的論戰才能建立你個人的台灣意識論述。沒有論述就沒有思考,沒有思考就沒有發言權,所以透過那次論戰,我寫出了那篇很長的文章。可是我在文章中沒有批判國民黨,我完全在檢討台灣歷史是如何發展的,這對我幫助很大,我長期被壓抑的心情,在我參與了1983年的論戰後,好像得到了抒解。

侯德建後來一直留在中國沒有回來,反而是陳映真在晚年時才隨著侯德建的腳步到北京。最重要的是為什麼台灣意識可以進行,那時我猜測,是否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已經開始動搖,也就是過去以蔣經國為主的領導團隊,因為他年老力衰或是生病,在黨內已經沒有發言權,終於由王昇出來。王昇成立了劉少康辦公室,由他擔任辦公室主任,他等於在取代蔣經國的地位。當我意識到這些後,我就告訴自己,這時候我應該大膽的寫我該寫的東西。

我不僅在《深耕》發表,我也開始在《美麗島週報》介紹。過去我們都講「鄉土文學」或「鄉土意識」,終於在這個時候開始講「本土化」,講「台灣意識」。這是一個思想的大躍進。

1980年代初期,國民黨的整體領導確實開始鬆動,尤其發生了「十信案」,暴露了財團與國民黨之間的掛勾,還有當時也發生了「李師科搶案」,李師科是位老兵,他化妝持槍進入銀行搶劫,他在銀行裡喊出一句話「錢是國家的,生命是自己的」,令銀行員都不敢動,他得以從容地把錢拿走。那起案件讓我知道國民黨領導出了問題,否則在戒嚴年代是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時還沒有解除戒嚴,而李師科敢這樣做,似乎也給了我強烈暗示,台灣可能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回家的方式(一)

  • 播出時間: 2018-04-06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蘇新以莊嘉農為筆名發表《憤怒的台灣》,陳芳明則用陳嘉農為筆名發表散文

    蘇新以莊嘉農為筆名發表《憤怒的台灣》,陳芳明則用陳嘉農為筆名發表散文

    蘇新以莊嘉農為筆名發表《憤怒的台灣》,陳芳明則用陳嘉農為筆名發表散文

        望鄉的心情,從來都是處於焦慮狀態。由於書信遭到攔截,電話被監聽,行蹤遭到監視,在我內心的台灣形象逐漸演化成為一座牢房。那時多麼希望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並且也到監獄去探望美麗島受難人。午夜夢迴時,才發覺自己也在坐牢。尤其距離學術越來越遙遠,距離文學也越來越陷於隔絕,好像自己的靈魂懸掛在風中,來回擺盪,完全沒有任何著力點。有時不免會自問自答,若是身體不能回去,精神可不可以回去呢?在洛杉磯谷地停留那麼久之後,越來越感覺那是一個囚牢。縱然可以不時接收到台灣的信息,但都是停留於文字的傳達,整個身體還是處在真空的狀態。那是傳真機之前、網路之前、手機之前、視訊之前的時代,僅憑藉文字,很難穿透羅網密布的邊境。

        進入1983年,心情開始慢慢有了改變,我是1974年出國,總以為5-6年後拿到學位就可以回到台灣,但沒想到我居然變成黑名單,護照被取消,只能停留海外。那時的心情開始焦躁,也慢慢苦惱起來。當時我的兩個孩子,在洛杉磯待了2-3年後,小的已經三歲,大的已經六歲了,要開始進入小學,那時候覺得非常對不起他們。當時住的公寓非常安靜,孩子就睡在隔壁房間,從辦公室回來已經半夜,我通常第一個打開他們的房門,看他們睡覺的樣子,對他們感到虧欠,因為我如果有一份安穩的工作,譬如做學術工作,或是回到台灣,那時的生活大概就完全兩樣。在洛杉磯的心情好似坐在囚牢裡,被監禁著。

        這時候我在想,如果我的身體不能回去,是否我的精神可以回去。如果我的精神可以回去,那時的方式就是在台灣發表我的作品。我常對自己說,我在那裡是缺席的,可是我的文字在場。所以到了1983年,我又開始慢慢恢復撰寫散文。散文一直是我非常嚮往的文體,在大學時代,曾經在輔仁大學參加徵文比賽,我在讀過余光中的評論集《掌上雨》後,寫了一篇散文〈今夜你掌上有雨〉,沒想到得到第一名,評審老師是張秀亞,她對我說,看我的文章感覺我很喜歡余光中,問我是否想跟他認識。跟她的這段談話比得獎本身更令我高興,因為我可以認識余光中。

        我是在輔大二年級時得獎,大三上學期我是如何認識余老師已不復記憶,只知道大三下學期開始,我就時常出入余老師在廈門街的日本宿舍。現在回想整個大學時代最好的回憶,就是認識余光中。他是外文系教授,我是歷史系的學生,而我也不是台大或師大的學生,也不知道為什麼與余老師有這樣的緣份。他居然常邀請我去他家,而且會朗讀他剛做好的詩作給我聽,我就像坐在水岸第一排,聆聽他親自朗誦剛完成的作品。這當然是非常甜蜜的時刻,或者說是最安穩的時期。我白天在學校上歷史系的課,晚上在閣樓上點燈寫詩,那種心情又重新召喚我,我應該繼續回到散文的創作、繼續書寫。

        我如果要將創作寄回台灣發表,必須要用不同的筆名,這些筆名大家現在都很清楚了,寫評論時用宋冬陽、寫散文時用陳嘉農、寫政論時則用施敏輝。政論是不可能回去台灣,但散文可以。大概是在1982年夏天,我幫自己取了陳嘉農這個筆名,後來在海外也都以這個名字出入,所以很多人以為我是嘉義農專畢業的,其實陳嘉農跟嘉義農專無關,而是日據時代的一位台灣共產黨員蘇新,他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往香港,在香港寫了一本書叫《憤怒的台灣》,他用的筆名叫莊嘉農,我因為太崇拜他了,所以就用「嘉農」做為自己的筆名。

        我開始用陳嘉農之後,居然台灣很多的文學刊物可以接受。例如:《文學界》,那是南部高雄的文人所出版的一本文學刊物,我也寄給《台灣文藝》。1982年我的第一首詩叫〈未竟的探訪〉,寄出後我並不知道是否被刊登,直到那一年的秋天,《文學界》的主編鄭烔明寫信給我,告訴我下期會刊出,那時我好高興,我終於偷渡回台灣了,我人不能回去,但我的精神已經回去了。

        其實那首詩是寫給林義雄的,就像之前說過了,林家血案是促成我參加海外政治運動的關鍵因素,當時我已經知道自己是黑名單,但是要不要參加政治運動還不確定,而發生林家血案時,我覺得人間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如果想要自我尋找出路,只有一個方式,那就是我也參加政治運動。

        那首詩是寫給林義雄,也是寫給所有美麗島的受難者,我慢慢地一行一行寫出來,好像自我安慰無法回家的靈魂。〈未竟的探訪〉:

我偽裝成一道微弱的陽光

穿過細方格子的鐵窗

投射到你潮濕的小房

落在你的床緣時

我的微光或已冷卻

但是,我只想讓你知道

為了專注而筆直地射入鐵窗

我是凝聚了多少畝灼熱的陽光

 

或者,容我化成一粒卑微的水珠

假裝不經意地躍入鐵窗

落在你已夠潮濕的小房

且莫懊惱

為了這次的探訪

為了越過重重的欄柵

我是藉助了多少哩程龐沛的雨水

        這首詩現在看來很簡單,也有點幼稚,但在當時書寫時是非常專注,那是我最早回家的方式。有第一首詩發表,就會有第二首詩,如果詩可以寄回去,散文也可以繼續寫吧!文字已經變成我的幽靈,是我傳送給海島土地的密碼。這彷彿是我被貶謫到另外一個星球,眼睛卻專注地瞭望藍色的地球,每一行詩都是我沈重的鄉愁。

        我因為寫詩和散文後,好像整個心情就篤定下來,我開始借用各種意象,譬如:陽光、雨水、雲、山谷…等等,表達我壓抑許久的感情。寫完詩後我會想,誰是陳嘉農?文壇沒有這個名字啊!我甚至也忘記我從前寫了什麼。當我又一次在記憶深處打撈,才知道有許多斷裂地、未完成的詩行,事實上還是存放在我的腦海裡。當我用陳嘉農的名字寫出第一首詩時,我覺得我的靈魂又復活了。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 :夢境與夢外(三)

  • 播出時間: 2018-03-30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陳芳明與兒女在美國合照

    陳芳明與兒女在美國合照

    陳芳明與兒女在美國合照

        我與我的世代始終懷抱著一個永恆的夢想,夢想著台灣有一天可以變成沒有傷害、沒有欺負、沒有歧視的土地。每當我說出這樣的夢想時,總是會引來恥笑,認為那是永遠不可能獲得實現。有些朋友甚至表達犬儒的態度說,甚至像美國這樣民主的國家,依舊有著種族歧視,依舊有著貧富不均。美國人都不可能做到,台灣豈可輕易幻想。這確實是一個事實。美國建國一百年之後才發生南北戰爭,他們的歷史才到達解放黑奴的階段,還要再經過一百年,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才正式展開。美國是這個地球上的民主典範,他們的歷史尚且走得如此坎坷、曲折。那麼渺小的台灣,甚至還沒有拿到跨進歷史的入場券。

        我在洛杉磯時還是生活在恐懼當中,出入都很緊張,每天下車時總會注意是否有人跟蹤,進入市場時是否有人注意我,我也故意穿著隨便。每年到了聖誕節,總是有同鄉邀請大家去過節,我當然很喜歡參與那樣的聚會,因為在那裡可以看到很多台灣同鄉,彼此間可以談台灣黨外運動的事情。在這群人裡面,當然也有不少人是支持《美麗島週報》。

        我常想,台灣如果獨立,是否應該先從女性平權、原住民平權、同志的平權開始做起。可是在那樣的聚會裡,總是有支持台灣獨立的人說「這些等獨立建國後再說」。我無法理解,為何要等獨立建國後才談男女平權、婚姻平權、或是與原住民平權,難道不能一邊運動、一邊展開這樣的思考嗎?我後來才知道,這些參加獨立運動的人,他們痛恨國民黨,從而也痛恨外省人,這與我所理解的台灣獨立是不一樣的。不僅如此,這些台獨運動者,大都是大男人沙文主義,對原住民也有偏見,好像漢人、或是台灣的男性,血液就比較純潔、純粹,而這些都是我無法接受的。

        左派的思考不一樣,它讓我們去看到弱勢族群的存在,包括原住民、外省人及同志,這些人在台灣社會都沒有發言權。我在高雄左營長大,看到那麼多外省人在左營街頭擺麵攤,那種辛苦的生活,與台灣底層民眾沒有兩樣,但是他們得不到關心。因此,我開始懷疑,如果有一天台灣獨立成功,可是女性、同志、外省人都照常被壓迫,恐怕這樣的獨立只是換個政權,整個社會文化的性質完全沒變。民主是什麼?民主應該是落實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每個人所享有的民主應該是等高同寬,而非台獨運動者的人格就高一些。

        當我在研究左派運動時,我也開始反思,在我未來的政治道路上,我要提出什麼樣的想法,因為有這樣的覺悟,所以我對左派運動史的研究就更迫切了。左派談到正義與公平,並不限縮在某個特定的性別、群族或階級。如果不是這樣,那只是換個政權,社會壓迫的事實並沒有改變。這樣的覺悟,使得我在那場聖誕節的聚會,與一位同鄉有了爭吵。我認為他們一天到晚說要爭取獨立,可是思維方式卻是繼承國民黨,那這樣何必換政權,反正都是繼續在壓迫別人。

那次辯論非常不愉快,但是我也知道不可能讓這些人慢慢覺悟,如果不能透過歷史和文學的書寫讓更多人覺悟,我會覺得這樣的政權轉換沒有任何意義。在那段時期,每到過年時我都非常感傷,尤其在那樣熱鬧的場合,我就會想起家中父母也在過節,他們可能正在團圓,正在發紅包給小孫子吧!而我永遠在那個餐桌上缺席。

很多人說我是樂觀主義者,可是如果不樂觀,怎麼可能繼續這麼勇敢地參加政治運動,我們參加政治運動不就是為了改變現狀嗎?如果參加政治運動只是為了換另一個政權,實在不必那麼麻煩,因為換了政權後,被壓迫的人繼續被壓迫。這時我開始注意到公平與正義的問題,我在思考公平與正義時,並不覺得自己是個浪漫主義者。當然參加革命或政治運動是帶著某種程度的浪漫,但我還是認為保持冷靜的思考,比浪漫的熱情更重要,這大概是我人格改造最大的時期。

我會想起我在讀研究所時,白天研究宋代歷史,晚上聽熱門音樂,如果有時間就寫寫現代詩、情詩,這種浪漫主義是非常安逸的夢,我是要繼續活在夢裡,還是要走出夢外。那段時期也是我讀魯迅非常勤勞的時期,未來如果可能,我會好好寫一本魯迅的研究,魯迅在他的書中說我們都是在「鐵屋裡吶喊」,意思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鐵籠子裡,萬一失火了,而很多人正在睡夢中,我們到底要吶喊把人吵醒,合力把鐵籠搖開後脫離,還是不要喚醒他們,讓他們在睡夢中逝去。但是魯迅強調,就是要在鐵籠子裡吶喊,雖然知道沒有希望,但只要大家一起搖撼鐵籠,或許可以找到掙脫的方式。

我大概是受到魯迅的影響,我希望能夠搖醒一些人,用我的文字和行動,搖醒我的同輩。我開始這樣思考,開始注意結構性問題、弱勢群族的問題之後,我知道,我已經跟在台大歷史系當學生時的那個階段全然兩樣,我的人格也已經完全改變。

左派並不是特別高貴,左派是讓我們走出原來僵固的思維方式,掙脫那種僵固的看待社會的方法,如果我們永遠保持這樣的狀態,讓既得利益還是原來的既得利益,讓原來的政權還是維持他們的統治,如果這樣,參加政治運動的人不是「幫嫌」就是「共犯」,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個時候我開始思考什麼叫做「左」?「左」不一定要讀馬克斯主義,也不一定要讀毛澤東思想。「左」是你站在弱者的立場,用他們的立場去思考未來要如何找到出路,這才是「左」很重要的思維方式。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回家的方式(四)

  • 播出時間: 2018-04-27 06:15:00
  • 主持人: 陳芳明
  • 楊逵來美演講,左起分別為許達然、楊逵、洪銘水。

    楊逵來美演講,左起分別為許達然、楊逵、洪銘水。

    楊逵來美演講,左起分別為許達然、楊逵、洪銘水。

        那年夏天,楊逵到達洛杉磯訪問,在當地台灣人社區引起騷動。第一次捧讀他的小說集《鵝媽媽出嫁》,依稀記得那是由香草山書屋出版。其中所收的作品〈送報伕〉是1932年,楊逵在日本《文學評論》得獎的小說。他是第一位在東京文壇獲得承認的殖民地作家,對於1930年代的文學運動衝擊甚鉅。在歡迎會之前,我特地寫了一首七十字的長詩,〈你逆風而來:為楊逵「送報伕」發表五十週年而作〉:

五十年的風,仍狺狺地吹

七十七年的生命仍挺直腰幹

茫茫的天涯

吞蝕不盡你龐大的身影

顛撲的道路

為你迤邐展開

在疾風勁草的年代

你從容整襟結髮

彈掉身上的塵埃

昂首逆風而來

    對於我這樣一位開始研究台灣文學的流亡者,楊逵是我內心一直供奉著的龐大影像。詩中的五十年,指的是殖民地時代;而七十七年,則是楊逵的歲數。這首詩在於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其實在手法上與殖民地統治沒有兩樣。楊逵所遭到的牢獄之災,反而比殖民地時期還更嚴酷。

        在洛杉磯機場迎接他時,才發現他的身材不高,一出機場,他就不停抽菸,而且走路的腳步非常快速,陪他同行,我彷彿是一路追趕。他的媳婦與他同行,她也是曾經被關在綠島的政治犯,楊逵出獄後就將她介紹給他兒子,只有同樣受難的人,才會對其他受難者伸出援手、伸出同情的手。

        楊逵公開演講時,我坐在第一排,他說話時元氣十足、丹田的發音也十分有力,對於一位77歲的老人來說,他的身體看來還相當硬朗,他對自己的講話也非常有信心。那天出席的台灣同鄉幾乎擠滿了會場,他們都是理工工作者,在文學方面並不是那麼熟悉,可是當聽到楊逵要來,他們仍然願意前來出席演講會,他們也知道,楊逵曾經在戰後坐牢十二年。楊逵坐牢的原因很簡單,他在1949年於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希望本省人與外省人可以共同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理想台灣,也希望國共內戰不要將台灣捲入,讓台灣保持和平。只是這樣簡單的宣言,結果還是被國民黨逮捕。

        被逮捕時,他還以為就跟日治時代他為農民運動演講一樣,只要說到「推翻殖民地統治」就被關兩天,談到「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則被關三天,所以他只帶了三天的衣物去接受審判,結果沒想到那次軍法審判被判了十二年。1949年入獄,一直到1961年,結結實實坐了十二年牢才被放出來。

        看到他時,我想到他的經歷,內心非常感動,他的用字精確,好像說出的每個句子都要負責,那種態度讓我看到前輩知識分子的身段。一個多小時的演講沒有絲毫倦怠,侃侃而談。楊逵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位殖民地作家,也是我見過的一位曾經領導農民運動的領袖,但是他在我內心又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尤其是1932年發表,在日本得獎〈送報伕〉,內容談到台灣的勞動者和日本的勞動者應該結合起來,推翻日本的資本家。

        他演講時姿態,總覺得他有一種「傲慢」。所謂傲慢就是他面對觀眾時,對自己的發言信心十足。我想這樣的人格是長期鍛鍊而來的,不僅是因為他坐過牢,其實他在監獄時也被刑求,可是他出來後從來不說在監獄裡的遭遇,只是交代了寫〈送報伕〉的過程。我覺得他言簡意賅地把迢迢遠行到北美洲的目的說了出來。

        那時我正在研究台灣左翼運動史,寫《謝雪紅評傳》。事實上,楊逵與謝雪紅是站在對立面的,他並不欣賞謝雪紅的霸道,也不是農民運動當中的激進份子。當時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叫簡吉,楊達後來也與簡吉分開。尤其在1920年代的農民運動中,楊逵從不空談理論,如果將謝雪紅和他的政治主張放在一塊來看,楊逵確實是很紮實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行動的實踐者。

        他演講時的態度很從容,這樣一位高齡的運動者,毫不懈怠地接受各種提問。當時許多海外台灣人主張台獨,他們希望透過提問,從楊逵的口中聽到他們想聽到的答案。其中有一位同鄉問楊逵:「你到底是贊成台獨,還是贊成統一?」楊逵說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討厭的是「一統」,就是每個人的看法與言論都要一致。他不願意照同鄉的期待來回答,但是也沒說他贊成統一,只說他不喜歡「一統」的觀念,這種回答方式,讓我明白他擁有高度獨立及批判的精神。那種風範我到現在都很難忘。

        那天晚上,我邀請他到我家吃飯,也同時邀請許信良作陪。許信良永遠都開著他那輛破舊的綠色二手車,發動時引擎聲很大,在寂靜的洛杉磯深夜,每次一發動都會吵到街坊鄰居。我和楊逵坐在客廳,聽到車子的聲音就說:「許信良來了」。許信良很快走進客廳,看到楊達時居然非常恭敬地向他鞠躬。楊逵很親切地稱呼他「縣長」,我才知道楊逵和他的媳婦住在桃園,許信良選縣長時他也投票支持他。

那是一次非常溫暖的初次見面,在楊逵身上我學習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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