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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在梭羅墓前(一)

  • 播出時間: 2018-09-2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跋涉了整個北美大陸,終於到達大西洋海邊的費城。這裡是美國白人開拓史的起點,也是帝國掌控全球的重鎮。路過費城,為的是出席一場政治討論會,然後轉機北上波士頓。彷彿是投入漫長的星際旅行,一直覺得離開台灣越來越遠。幾年來的異域飛行,全部哩數加起來,足夠讓我來回故鄉十餘次吧。然而,我只能背對著台灣持續漂流。常常在機艙窗口,凝望著遠天。窗外那移動的煙雲,如幻似真,總覺得被置放在虛無飄渺的地方,沒有人可以尋找到我。面對著虛空,總覺得自己是人間蒸發,再也不可能回到故鄉。

        那是1984年左右,費城台灣同鄉會舉辦了一次政治討論會,希望海外的一些政治團體可以參加,《美麗島》也被視為是政治團體,所以由我代表去那裡發言。我之所以會去,並不是因為政治討論會,而是我對費城的市區一直有種嚮往,畢竟美國獨立革命就是從那裡開始。後來對波士頓那麼著迷的原因,也是因為那裡是美國革命的另外一個起點。

        到了費城後,只要一下飛機進了城,就充滿了歷史記憶,尤其是由大理石建造起來的那種古典的建築,充滿了歷史的味道,覺得每個轉角都可能看到紀念碑、或是歷史人物。1776年的獨立宣言就是在這裡簽署的,1876年,南北戰爭後,舉行了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也宣告戰爭所留下的傷痕,又在這個城市宣告縫合。美國人說費城是美國歷史誕生的地方,也是美國歷史再生的地方,因為南北戰爭後,又在這裡簽署和平宣言。

        旅行到費城來參加的這場政治討論會,其實是在一個教會裡舉行。東部的教會基本上都是歷史悠久、非常堂皇,但是外面走出去就是墓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墳地或是墓碑一直抱持著高度的好奇,可能跟歷史記憶有關。我喜歡看墓碑上這位死者的生年、卒年,然後就會想這一年台灣發生了什麼。

大家都是用本名參加政治討論會,而我用的是筆名施敏輝,很多人見到我都叫我施敏輝,事實上,有些人知道我的過去,私下都叫我的本名,公開場合則叫我筆名。這時雖然已經是春天,但是還是很寒冷,窗外的楓樹和橡樹開始長出葉子。美國春天的植物非常美麗,尤其是新葉嫩綠的顏色,充滿了生命力,在風中微微顫動,是非常動人的風景。

到今天已經忘記我在政治討論會上做了怎樣的發言,而且我也覺得這種討論會對台灣一點幫助也沒有,每個人都在堅持各種意見,可是那種意見從來都找不到答案,但每個人的談話都是充滿信心。尤其是左派和右派的發言,有的人說要革命,有的說要體制內改革,這些都沒有答案,可是這種辯論非常激烈,甚至雙方的人都面紅耳赤。我只能在一旁看著他們辯論,並不參與討論,這當然是非常好笑的海外論戰,而且他們說的那些話,我沒有一句話是相信的。

這時,我只好走到教堂的窗口,因為我不想發言。我仰望著室內那些彩色玻璃,這種彩色玻璃讓非常迷人,尤其是耶穌和聖徒的圖像是用不同顏色的玻璃拼貼上去的,看起來非常動人,而且那些聖像看起來也神聖無比,注視著這些聖像時,整個心靈也好像受到洗禮,靈魂特別乾淨。所以我回望著台上的辯論,談到革命和爆破等等,就好像是對教堂的一種褻瀆。教堂外面就是一個花園,其實也是一個墓園。他們的墓園很漂亮,我一直都很喜歡去看美國各個城市的墓園,所有的墓園都一定是在教堂旁邊,這似乎也暗示著教堂掌握了我們的生與死。我走到墓園去觀察墓碑上的文字紀錄,才發現有很多人是南北戰爭時就在那裡了。南北戰爭是在1860年代,林肯被暗殺也是在那個時代,所以到達這裡時,一個時代已經過去,很難想像過去一百年戰爭的光影是什麼。

南北戰爭是為了解放黑奴,黑奴是解放了,但是美國文化對黑人的歧視,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也還是充滿了邪惡的歧視。以前都認為那是人性光明與黑暗的鬥爭,但是直到現在美國的種族歧視仍然存在。尤其看著台上的辯論越來越情緒化時,令我覺得這也是一場看不見的內戰,於是我只好靜靜走出教堂,蹲下來看墓碑上的紀錄。

那邊的墓碑很好看,因為空氣潮濕,所以所有的墓碑都長滿青苔,撫摸起來有些粗糙,而且有著古典的光澤。我蹲在碑石的前面,用手觸摸著上面鏤刻的文字,尤其是那些躺在那裡的十九世紀中期的魂魄,我想像他們也許可能聽過南北戰爭的槍聲吧!這些靈魂是否曾經參戰不得而知,但是他們能夠躺在這個地方,對我而言,那是種幸福。

在碑石和碑石之間我徘徊著,有些徬徨也有些遲疑,因為這裡是距離故鄉最遠的城市。我看到整個大西洋的海岸線,而且正好隔著半個地球。美國東岸的時間和台灣正好相差12個小時,剛好陰陽分割、子午對流。所以我在那裡看手錶時,如果是白天就換算成台灣的黑夜,如果是晚上就換成台灣的白天。遠離台灣總是對時間非常敏感。在墓園裡我看到掉落在地上的楓葉,那些楓葉都是累積在上面,泥土有時也將葉片埋葬。春天來時下過一場雨,泥土底下的葉子就會浮現出來,有一回我還撿到一片只剩下脈絡的葉子,葉面都腐蝕掉了,非常好看。那些殘破的葉子,大概也曾經見證過墳墓那些人徘徊的身影吧!

因為自己參加了政治運動,受到政治啟蒙,也許當年在1975年,我沒有參加國際特赦協會,沒有加入人權工作,大概不會投入政治那麼深。如果沒有發生美麗島事件,也沒有發生林宅血案,相信那時我恐怕還是坐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圖書館裡,埋首研究著十二世紀中國的歷史。但是命運就是這樣安排,你無法抗拒,既然無法抗拒,就接受這樣的命運安排。所以流亡到美國最東岸時,我終於知道這大概是我到美國走到最盡頭的地方,既然走到盡頭,不久就要回頭吧!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雪落芝加哥(四)

  • 播出時間: 2018-09-14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黃師樵所著《台灣共產黨秘史》

    黃師樵所著《台灣共產黨秘史》

    黃師樵所著《台灣共產黨秘史》

        走在書架與書架之間,有一種神秘的寧靜如影隨形,極其肅穆,也極其親切。那大約就是某種知識磁場,彷彿有什麼力量在召喚。

        我在芝加哥的博物館外面,美國的朋友來接我,這位美國朋友叫Eddie,他曾經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工作,我因為也在那裡打工而認識他。他是位年輕的美國男孩子,長得高高帥帥的,皮膚很白,大概是1976年的暑假,我出去打工,幫人油漆房子,Eddie說他家也需要油漆,所以他就邀請我去他家油漆。他家沒有我之前幫人油漆的那間那麼大,我大概油漆了兩個多星期就完成了,那時我都是用勞力來換取金錢,因此,我就與他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我南下洛杉磯時,他也在芝加哥找到正式的圖書館員工作,他知道我來芝加哥,一定要跟我一起吃午餐。我在博物館門口等他,他看到我非常高興,還是充滿孩子氣,他說:「走,我帶你去午餐」。他是在芝加哥圖書館工作,他們的餐廳是一間非常大的廟堂,現在我已經忘記那個建築物的長相,可是走進去時,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龐大的餐廳,而且那間餐廳有一點像教會那樣,很肅穆,大廳裡有很多人在取用自助餐。

        這裡雖然是餐廳,可是非常安靜,每個人都在交頭接耳說話,Eddie就跟我說,每天中午在這裡吃飯,一不小心就會遇到諾貝爾獎的博士。因為芝加哥大學是一所專門講究理論的大學,不管是文學的、歷史的理論、甚至工科的理論都是在那裡研究出來的,所以得到諾貝爾獎的人非常多。然後他就碰我一下說:「最旁邊那位白頭髮的老先生就是化學博士,也是化學諾貝爾獎的得主。」我才肅然起敬,原來我們跟諾貝爾獎的得主一起用餐,這大概是我對芝加哥大學最初的印象。

        美國大學的建築都是非常雄偉,外面還雕飾非常漂亮的大理石,跟華盛頓大學一樣,可是芝加哥大學是私立的,建築的更漂亮,而且是白色的。我跟Eddie吃飯後,因為他的時間有限,下午上班只剩下四個小時,就趕緊帶我到圖書館去找資料。他把我帶到圖書館內東方藏書所在,中文和日文書都在那裡。當時的目錄還要翻閱卡片,我沒有時間,就直接到近代史、東方那邊,一個書架、一個書架慢慢看,果然在那裡找到幾本日本共產黨的回憶錄,也找到台灣的一本書,是黃師樵所寫的《台灣共產黨秘史》。我後來才知道這本書是黃師樵拷貝日本人在台灣出版的一份報紙《台灣日日新報》裡,有關台共被逮捕後的報導和描述,結集成了一本書。我後來讀了《台灣日日新報》後,就不再用這本書了,因為原始史料是在報紙上。

        這種大學連這樣的書都收藏,因為美國在冷戰時期(1950-1970年)擔負的任務是要對付俄國和中國,因為是俄共和中共,所以他們有關俄共和中共的書籍收藏的特別多。這也是我後來在美國學界學習到的一種態度,即使是敵人也需要了解,很多左派的書就是在那裡看到的。引導我到近代史的日文藏書區時,果然看到有兩位日本人到俄國的東方大學留學,謝雪紅也正好在這裡讀書,所以看到這本回憶錄時,我如獲至寶,就跟Eddie說我整本書都要影印下來,他就幫我拿去印。這就是在美國學界做學術研究的優勢,你要找的資料,圖書館早就齊備。這也是帝國主義厲害的地方,居然可以收藏那麼多,尤其是日共黨員回憶在莫斯科時與謝雪紅有所過從。我慢慢看著書,想著我到芝加哥還是不虛此行,因為我當時都只有注意到台灣和中國出版的書,從來沒有想到日文的書,結果日文的書被我找到後,也開啟了我新的眼界,那就是日本共產黨史我也必須要去研究。

        那次的接觸後,覺得有好多縫隙可以填補起來,對於正在做左翼研究的我來說,下那場大雪就是要把我關在圖書館裡,關在圖書館裡反而讓我找到資料,所以在我的生命過程裡,芝加哥是一個很重要的中途站,我明白自己做研究的極限,而且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適合做煽動式的演講,只能好好的坐在室內,做靜態的閱讀和書寫,這也決定了我以後要走的道路,對我來說是重要的轉變。命運很奇怪,這個城市本來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因為進到圖書館以後,看到那些書,突然告訴我有很多條路,而這些路我還沒有走過,這時突然覺得歷史研究真的是無窮無盡,是那樣深邃、深不見底。

        我到芝加哥之後,就知道自己不應該再待在政治運動了,我應該要回頭,離開洛杉磯,回到聖荷西去開始好好寫書,這是我在芝加哥給自己的一個許諾。我回到洛杉磯之後不久就辭職了,因為我知道我有一天要回台灣,我不能空手回家,我必須要帶一本書回去。離開芝加哥回到聖荷西之後,我覺得原來我在海外流亡,就是要強迫自己寫出一本台灣歷史的書。我雖然是歷史系畢業的,但是我是研究宋代歷史,與近代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當我開始寫謝雪紅時,這位女性的命運居然引導著我回到台灣的土地,我終於開始去整理殖民地時代台灣是如何發聲。

        當時芝加哥有一位台灣散文家許達然,我去拜訪他,跟他說我要寫謝雪紅,他就推薦了我一些書,告訴我有那些可能的方向去尋找。我沒有想到那些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史料,我後來開始寫這本書時,就知道自己不能閉門造車。許達然告訴我這裡有一位台中來的,他的父親見過謝雪紅,問我要不要去拜訪,結果我去了之後收獲很大,這也是我最早做這種口述歷史訪談。他說:「我父親告訴我,謝雪紅當時站在卡車上,戴著軍帽,左右兩邊各配戴一把手槍。」好像雙槍俠那樣。

我後來做台中那一段歷史研究,再去訪問過很多人後才知道,那都是後來的人把謝雪紅的歷史影像膨漲了,其實她並沒有那樣,但是在口述歷史時就聽到別人這樣描述,我才知道,謝雪紅雖然離開台灣,可是她的形象還是生動的活在很多台灣人的內心裡。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雪落芝加哥(三)

  • 播出時間: 2018-09-07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主講人陳芳明

    主講人陳芳明

    主講人陳芳明

        冰封的湖濱大道,容許我完整看見大樓羅列的天際線。這絕對是高度現代化的,較諸我熟悉的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它擁有的幅員真是無邊無際。向北延伸的密西根湖,看來像極一個深邃的海洋,膨脹了我整個心胸。

        在芝加哥演講之後,我就留在那裡看芝加哥的風景,我對芝加哥的印象就是,如果台灣以後整個現代化,恐怕也會出現這樣的大樓。但那是1980年代的事情,我要到1992年回到台北時,才知道台北真的好難看,到處都是鐵皮屋,都已經有高樓,上面還要加蓋鐵皮屋,真的非常難看。大概要到101大樓出現之後,台北東區才開始改觀,我覺得台灣的現代化要到21世紀後才正式進入現代化,可是我在海外對台北的記憶,永遠停留在西門町那樣熱鬧的場景。

        如果我能夠回去,我不僅要將我在海外所接觸的美國文學,以及我所閱讀的美國現代詩帶回去,我也告訴自己,因為那時已經準備要寫《謝雪紅評傳》,所以我如果要回去,也一定要帶一本書回去。那次北美的旅行,芝加哥之後的下一站,我要去波士頓,所以對於這樣的漂泊,我非常明白,如果有一天回到台灣,我不能空手回家,所以我就到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去尋找左派書籍。我有一位曾經在西雅圖共事過的美國朋友,在芝加哥圖書館工作,他帶我進去芝加哥圖書館,我才知道美國大學的中文藏書真的了不起。我後來到哈佛大學,也尋找了很多台灣的書籍,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我就找到很多與台灣左派有關的書籍。

        芝加哥在保釣運動時是重鎮,我記得張系國曾經寫過芝加哥,他住在芝加哥,而且他也寫了一本《昨日之怒》就在談釣魚台運動,裡面寫了很多芝加哥的場景。我當時要離開芝加哥時,是有一點依依不捨,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再來,我後來再來時,也是要到我離開政治運動之後了。此時才明白所謂的流亡時什麼?流亡不僅僅是離開你的故鄉,也離開了青春時期知識成長的過程,甚至也離開所有的親情。那時候面對著密西根湖,我告訴自己,如果沒有回家,我等於是在台灣死掉了,沒有辦法再回來。

        因此,我看著這樣龐大的風景,前所未有的寂寞感就好像貼著湖面襲來,非常非常惆悵,就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思想犯,那時正要跨過36歲,因為邁入40歲就是中年,而我整個30歲,從31歲一直到快要進入36歲時,我居然在芝加哥迎接了前所未有的雪景,而且我也很明白,如果我讓自己退怯了,原諒自己一事無成,那就會變成思想犯、流亡者,反而是國民黨當權者成功了,因為他就是要你對自己失去信心、失去所有意志。

那位美國朋友後來送我到芝加哥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代表一個帝國的文化,因為博物館可以從全世界各地收集各國文物,儲存在這個地方。在某種程度上是帝國主義掠奪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遺產,羅列在他們的博物館裡。我到達博物館時,看到整個建築物的柱子這樣巨大,覺得連一個城市的博物館都可以看起來這麼雄偉、龐大。我到芝加哥博物館有兩個目的,因為之前做了功課,知道這裡是收藏埃及木乃伊最多的地方。我對木乃伊很好奇,就想說我應該到這裡。另外一個就是芝加哥收藏了莫內的印象派作品也是最多的,所以我想我既然到了芝加哥演講,如果能夠看到印象派的美術作品、看到木乃伊的展覽,我大概就心滿意足了。

        我在樓上先看了莫內的作品,莫內當然是重要的印象派大師,所謂的印象派就是描寫光與影的對照,所以不管他的油畫是在畫公園、女性、或者是睡蓮,他最有名的畫就是睡蓮,那些在水面上的蓮花,葉片那麼大,遠方就有一座東方的橋跨過。印象派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日本浮世繪的影響,所以我想我要好好了解印象派的作品是什麼,雖然在芝加哥同鄉會的演講非常挫折,我在這座博物館裡反而心靈上得到補償。

看到畫中夏天的橋及水池和水邊的綠草,就覺得外面那麼冷,進來後看到印象派的作品整個就溫暖起來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西方印象派是整個西方要跨入現代一個很重要的美術轉折。印象派之前都是比較工筆式的描繪,他們喜歡畫人的肖像,從宗教改革以降,宗教畫特別多,像是創世紀或是亞當夏娃等等,可是印象派出現後,整個風格改變,非常親民,而且跟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可以銜接起來。我會對印象派的作品那麼著迷,就是因為這些畫很友善,不會像看貴族的肖像或是宗教畫的作品那樣,距離那麼遙遠。當時也覺得這根本不需要理論,你看不到作品才需要理論,你看到作品後就根本不需要理論了。我完全是靠我自己內在的美感去體會它。

芝加哥博物館的地下室是非常寬闊的,我從階梯走下來時景象非常驚人,整排木乃伊有些是橫放、有些是直放。在玻璃櫃裡他們將木乃伊打開來,可以看到包裹的屍體陷下去的眼睛、骷髏的牙齒。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會害怕,而且我還貼近了看,我覺得埃及的信仰怎麼如此奇怪,他們認為有來世,所以遺體不能隨便放棄,因此用布包裹起來。這些木乃伊能夠到芝加哥來,完全就是帝國主義掠奪了埃及,他們可以大量購買,並且去挖金字塔,將這些木乃伊送回帝國的博物館。

我也是因為這樣就覺得來芝加哥是值得的,雖然遇到生平最寒冷的下雪的冬天,卻覺得我應該好好看看芝加哥,看完以後就在美術館等待朋友來接我。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雪落芝加哥(二)

  • 播出時間: 2018-08-31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冰封的湖濱大道

    冰封的湖濱大道

    冰封的湖濱大道

        當天晚上,樓外的雪花無盡無止、無聲無息地落下。我被安排做專題演講,那可能是平生面對那麼多聽眾的場合,而且也是我生命裡第一次使用台語演說。事前準備好的講稿,全然無法派上用場。站在台上,驟然感到詞窮,竟然發現自己說台語是何等狼狽。大約四十分鐘的演說,讓我好像過了漫長一生。原來我與母語之間的距離是這般遙遠。我覺得窘迫無比,能夠寫出雄辯的文字卻無法以台語傳達我的理念。

        在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演講之前,本來是覺得自己理直氣壯、辯才無礙,可是用台語演講時,總是要先經過腦子思考,再譯成台語,這一段讓我有些銜接不上,所以有好幾個時刻,我就靜靜站在前面,底下的人鴉雀無聲,等著我說下一句。當然那一次是非常狼狽,我覺得很難過,為什麼自己母語說得那樣糟糕。其實在海外我的台語是有進步的,因為在台灣都是接受中國史的訓練,讀中國文學,所以反而母語就生疏了,這也是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語言可能還需要更加訓練。

        下台後,主辦單位安排我坐第一排,我不知道後面觀眾的反應是什麼,那一天我一直坐在那裡不敢離開,因為離開就會遇到人,遇到人就會問我問題。緊接著就是節目表演開始,我只好非常專心、專注地看著節目表演,這時候覺得自己好像是多餘的,這次的旅行好像也是多餘的旅行,因為我沒有完成任務。他們好像都很入戲,觀賞著同鄉們自己準備的表演節目,而我反而陷在非常氣餒的情緒裡,彷彿自己親手毀掉了一個承諾,非常尷尬。

        如果可以重新再來,也許可以講得好一點。我後來再去芝加哥演講是十年後,那時我在民進黨當文宣部主任,而十年後我已經在台灣將台語訓練的非常好,所以十年後我再到芝加哥同鄉會演講時,滿堂大笑,我可以控制他們的情緒,可是那已經是十年以後的事情了。

        那是我在洛杉磯的第二年,我想到我在華盛頓大學時,大多都關在圖書館裡,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在江湖上流浪。我想要改造自己、擺脫書生的習性,可是好像還是改不過來。對於陳水扁那種煽動性的、誇張、自我膨漲的語言,我不是政客,不可能做那樣的事情。他可以為了爭取選票做許多不實承諾,可是我是一位演講台灣文化的書生,怎麼可能會講那些煽動的語言,所以安排在他的後面就是非常糟糕的安排。

後來我台語開始講得好時,已經快要離開洛杉磯了。我要離開洛杉磯的那一年,楊逵來到洛杉磯,我介紹他給洛杉磯的同鄉,他們都不知道楊逵是誰?由我來介紹楊逵之後,他們才明白原來楊逵被日本人關過,也被國民黨關過,在綠島扮演過政治犯的角色。對於我的介紹,他們反應非常熱烈,所以我告訴自己,我不能做政治演說,也不能做非常煽情的表演。

這時我看到大樓外面還是繼續下著雪,屋內有暖氣,可是我居然會顫慄、發抖,因為整個心情都已結冰,我完全不能原諒自己。陌生的芝加哥使我覺得應該反省自己的政治運動,我問自己:「以後如果介入政治運動,你敢說謊、你敢講假話嗎?、你敢自我膨脹講那些誇張的話嗎?」我想大概不行,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後來我再也不想去參加任何選舉。

那天晚上的雪越下越大、雪花一直不斷飄下,在北國校園裡最多的就是柏樹和樺樹,樹幹很瘦長,被雪花完全包裹,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那麼漂亮的冬天景象,在西雅圖的雪第二天就會隔化,可是在芝加哥會結冰,所以我後來寫詩形容這些樹幹時,說它們是「冰肌玉骨」,我覺得這句話最能形容我在芝加哥看到的那些樹。芝加哥之旅讓我明白自己不適合做政治演講,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城市,第一次發現我性格上的局限。

第二天我要離開會場,同鄉會會長又來接我,他隻字不提我昨天晚上的演講,當然也就避免了尷尬,他說:「我們這裡每年冬天一定下雪,但從來沒有這麼大。」芝加哥幾年來沒有遇到的大雪,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大雪,甚至我生命裡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尷尬的時期,我內心的冰涼跟外面的大雪紛飛是完全一致。

要離開芝加哥的校園時,我想到我最早跟芝加哥這個名字連結在一起,是讀了美國詩人桑德堡的詩作〈芝加哥〉,他說芝加哥是一個:「暴躁,魁梧,喧鬧/肩膀寬闊的城市」。什麼叫做「肩膀寬闊」?原來芝加哥的鐵道橫過整個城市,看起來就像寬闊的肩膀。這首詩寫於1914年,當時的芝加哥是一個工業城,而我到達時已經做了改變,污染的工廠都已經移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城市。

我除了從桑德堡的詩作中得到芝加哥的印象,我想起在年輕時也讀過白先勇的小說〈芝加哥之死〉,早期白先勇的短篇小說,死亡的意像特別強烈,甚至他的死就好像是中國的死,因為他離開中國那麼遙遠。〈芝加哥之死〉裡面的男主角吳漢魂,他剛從芝加哥大學畢業正在打求職信,履歷上寫著:「吳漢魂、中國人、芝加哥大學博士」,打完履歷後覺得很無聊就出去喝酒,留學生苦悶時常去喝酒,當時我在西雅圖也會和一些留學生去酒店,那是純粹喝酒的酒店,還要看身份證是否滿十八歲。

小說寫到最後也沒有交代他為什麼選擇自殺,只是說吳漢魂覺得前途茫茫,也無法回鄉,所以他唯一能選擇的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我中國的靈魂就死去了。白先勇在留學時寫的小說,暗示著他的絕望,他對中國的認同好像找不到相應的價值,所以他的小說人物就選擇了自殺。

 

(提醒您,珍惜生命、喝酒過量有害健康。)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在梭羅墓前(二)

  • 播出時間: 2018-09-28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陳芳明
  • 由新潮文庫出版的梭羅著作《湖濱散記》

    由新潮文庫出版的梭羅著作《湖濱散記》

    由新潮文庫出版的梭羅著作《湖濱散記》

        在陌生城市的旅店,我會點燈寫詩,望著窗外迷離的夜景,不時會讓我靈光一閃,讓下沉的心情獲得召喚。那段時期所留下的詩行,幾乎都是以美麗島事件的人物為主題,通過那些人格的描摹,我就不敢容許自己持續沉沒下去。

        對我而言,詩就是一種救贖,好像在深不見底的水底,將靈魂打撈上來,我覺得寫詩就有這樣的作用。那時我寫了一首詩〈我的遺言〉,因為一直覺得很絕望,無法回到台灣,所以乾脆就用一首詩表達我對自己的紀念,我就寫下〈我的遺言〉

 

焚化我的遺體

請用相思林的木柴

燒我、烤我、煎熬我

把熾熱的鄉愁燃成火焰

若能添加一些木麻黃更佳

這種樹,在嘉南平原隨處可見

 

葬我的頭骸在新高山的 

背向亞細亞大陸

若我的靈魂仍可遠眺

讓我撥開迷濛的煙霧

朝向怒淘洶湧的太平洋

我願為航行中的台灣守望

 

留下的骨灰

撒一把在下淡水溪

若還有剩餘價值

讓我滋養溪中的西瓜田

我樂於看到圓熟的果實

把島嶼的土地膨脹得滿滿的

 

        因為在那裡寫下了詩,又到達了那個城市時,我才知道我終於離開故鄉已經超過十年了,雖然在那個時刻還無法知道費城對我有什麼樣的意義,但是想到費城對於美國歷史不只是誕生地,而且也是再生地時,鄉愁就特別濃厚。那時對生死的感覺也非常強烈,總覺得生死的界線只有一線之隔。徘徊在墓園時,我可以感受到內心情緒不斷翻滾,好像回去故鄉已經無望。但寫完了詩後,彷彿又有一股信心重新燃燒起來。這很矛盾,我常常覺得詩是我生命的救贖,讓我的餘生繼續發光、發亮。

        那一次費城的訪問,印象非常深刻,但不知道為什麼都停留在墓園的風景。離開費城後,我開始北飛,經過紐約州到了位於麻州的波士頓。麻州真的很漂亮,它跟華盛頓州差不多,整個地面都是綠色的,不管是草地、田野還是森林都是綠色的,而且湖泊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很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從來不知道新英格蘭的這塊土地居然這麼漂亮,而且充滿了勃勃生機。我們知道美國到了冬天談到下雪都是報導波士頓的雪,因為最早到達那裡,但我沒想到春天的波士頓是那麼漂亮的一塊土地,就覺得幸好來了。

        我會來到波士頓最主要是因為當地的同鄉會邀請我去報告台灣殖民地時代的政治運動,當時我正在寫謝雪紅,我在寫謝雪紅時,也把她週邊投入政治的一些運動者,大部份都是男性,包括:蘇新、林木順最後到謝雪紅,等於是把台灣共產黨的興亡史跟他們做報告。對許多海外台灣人來說,他們對台灣的歷史不是那麼熟,特別是左派的歷史更不熟悉、非常生疏,而我正好在收集左派的資料,聽說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收藏了一些罕見書籍,所以我既接受他們的演講邀請,也順便到哈佛的圖書館去找有關台灣歷史的書。

        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前,整個歷史的撰寫權,完全掌控在國民黨的手中,歷史的解釋權也是,所以我要寫《謝雪紅評傳》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夠奪回一點點台灣歷史的解釋權,因為我知道沒有歷史記憶的人民,永遠都會重覆過去所犯的錯誤,沒有歷史記憶,自然會服服貼貼的接受統治者的安排。看到窗外那些湖泊,而且知道這裡是美國獨立革命的起點,也是美國文學的發祥地,我反而心情更加雀躍。

我對十八世紀下半葉新英格蘭的文藝復興非常好奇,當時我要來波士頓就是要來看《湖濱散記》作者梭羅的墳墓,也想看華爾騰湖旁邊當初他所建造的木屋。當然,現在的木屋是後來的人重建的,但也是依照他在日記上所畫出來的樣本重建。梭羅的華爾騰湖對我來講充滿了文學的象徵,畢竟我從大學時代就很熟悉,他的第一段話我到現在都還記得。1847年,梭羅向他的朋友借了一把斧頭,到華爾騰湖旁建造了一間木屋,然後他在那裡度過兩年,留下一本散文才離開。我對梭羅為什麼會這麼好奇,因為我讀了他的書、也讀了他的日記,他在日記中說了一句話,他說:「我出版了生命中的第一本書,一夜之間,我就著作等身了。」因為沒有人買,全部堆在家中,所以就著作等身。這當然是梭羅式的幽默,但他們也錯過了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作家。

我到哈佛大學圖書館時,那裡有一位台灣人是圖書館員,他帶我去看那裡所收藏的一份報紙叫《台灣日日新報》,那是1933年出版的,1930年台灣共產黨全部被逮捕後,一直到1933年才公開審判,因為被逮捕的共產黨員一個個被日本人用刑求的方式取得口供,如果兩個人說的時間點不同,他們就刑求直到一致為止,所以經過三年時間,共產黨員在獄中死了三個,就是因為受不了那樣的刑求,可是終於整理出來,所以1933年《台灣日日新報》公佈了台灣共產黨被捕事件的始末。當年一個台灣作家叫黃石樵,就將報導的內容收集起來成為一本《台灣共產黨秘史》。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到這些記載時,心情非常激動,覺得終於看到當時的報導,看到已經印刷模糊的台共相片,包括:謝雪紅和蘇新,都已經模糊不清,可是我要到這麼遙遠的地方,才找到台灣歷史,所以我覺得研究台灣歷史實在是太辛苦了。

離開哈佛燕京圖書館後,我的朋友就載我往華爾騰湖的方向走。華爾騰湖接近一個叫坎坷(Concord)的小鎮,這是一個漂亮的小鎮,一進去一間漂亮的教堂就在前面,教堂旁邊也是墓園,那個墓園的楓樹好大一片,那種楓樹叫挪威楓。結果我的朋友說梭羅的墓不在這裡,而是在另外一個墓園,但是因為我對墓園就是很眷戀,所以還是在那個墓園走走,甚至收集了幾片楓葉,因為我覺得這裡是他的小鎮,所以我也應該留下一些小小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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