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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人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抒情與左傾(一)

  • 播出時間: 2018-07-13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那是到達西雅圖的最早歲月展開的,一條陌生而歧異的道路便展開在我眼前。凡是在台灣被教育出來的學子,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機會閱讀左翼書籍。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整個意識形態都是往右傾斜。而且一聽到共產黨或毛澤東的字眼,便不覺會產生污穢、骯髒的聯想。台灣的反共教育,無疑是非常成功。必須離開那個思想的牢獄,才有可能讓自己的心靈開啟,並且接受全然悖反的意識形態。

一個右派的教育體制訓練出來的知識份子,居然會在海外把自己改造成全然左派的思考。1975年我第一次到舊金山的唐人街,那裡有間新華書店,我勇敢走進去,裡面如果按照國民黨所形容的,全部都是「匪書」。我看到一套「毛澤東選集」放在書架上,好心動,那套書總共二十本,而且是有書套和硬盒子裝起來的精裝本,我問櫃台多少錢?櫃員回答:「五十美元」。五十美元現在對我來講是很小的數字,可是在當時,五十美元卻相當多。我那時在圖書館打工,一個小時三塊兩毛,到我要離開西雅圖時是一個小時四塊,我就開始在心理盤算,五十美元我要打工多少時間才有,最後還是狠下心買下來,因為如果錯過了,我大概就沒有這套書了。

買了這套書後,我就覺得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一直在引導著我。魯迅的文字真的太漂亮了,我在出國之前非常崇拜胡適,胡適的白話文寫得非常乾淨、透明,前後邏輯思維清楚且一貫。但當我把胡適跟魯迅放在一起比較時,我覺得魯迅還是更成熟。我記得在台灣讀過一篇課文叫《娜拉》,是易卜生的劇本,胡適認為娜拉是因為忍不住丈夫的家暴,所以選擇離家出走,胡適在那篇文章鼓勵所有受不了家暴的婦女離家出走。結果我在《魯迅全集》裡看到一篇文章《娜拉出走又怎樣?》。我知道他在回答胡適,魯迅認為就算娜拉出走了,可是如果整個社會還是歧視女性,她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又在外面遭遇男性的踐踏,一定沒有出路可言,還是會乖乖回家,我看到這裡,覺得魯迅比胡適看得更清楚。

胡適是自由主義者,所以他希望女性也得到自由,可是自由主義也需要社會條件的配合,魯迅特別提出這點。所以我後來慢慢離開胡適,慢慢開始吸收魯迅的作品,尤其我讀魯迅的《野草》,為我的思考展開一片原野。《野草》是魯迅最早的散文,我很多日本朋友在研究中國文學時,一定要讀魯迅的作品,一篇是《故鄉》、一篇就是《野草》,我的日本朋友都比我還要熟悉。我第一次察覺到,讀魯迅作品時,我整個血液都在翻騰,再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尤其是查禁和監視都已經留在台灣了,所以我簡直就像脫韁之馬,在魯迅的世界裡展開奔跑。那不是刻意要告別胡適或是國民黨體制,而是魯迅或是左派思想對我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我就自然而然這樣走下去,我也感覺內在的人格在重新塑造。

先從魯迅再到毛澤東,當然兩者之間有一段距離,我一直覺得魯迅的歷史地位應該高於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靠槍桿子奪得政權,可是魯迅只有依賴他的文字,就說服了多少中國年輕知識份子的心靈,尤其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時,毛澤東立刻把魯迅送到神格的位子,尊崇他是「最偉大的文學家、最偉大的思想家、最偉大的革命家」,這三個「偉大」就把他定在那個地方。從1950年之後,中國大陸從小學到大學的中文教育都要讀魯迅,魯迅成了牢不可破的神像。我覺得這是不對的,一位文人被當成偶像崇拜時,已經偏離了魯迅本來的意思。

1975、1976年是海外保釣運動接近尾聲時,因為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了。我在學校時常可以看到台灣來的左派的學生,放映從北京來的中國電影和中國音樂。我第一次聽到「黃河交響曲」時,感嘆這真是一流的音樂,還特地買了唱片反覆聆聽。也看到「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電影,覺得中國人真是厲害,可以每個人穿著軍裝、拿著步槍、顛著腳尖在舞台上跳著革命的舞,而且動作完全一致,連抬起的腳都是一樣的高度。怎麼人可以變成像機器人一樣,那時都沒有想過那是非常黨式、而且強迫式的訓練,只是在內心喝采。

不僅如此,我當時在美國看了《毛澤東思想萬歲》,後來這本書在中國成為禁書,兩岸的禁書在美國都可以看到,我才知道毛澤東白話文的口語說得那麼精確,可以把最尋常的白話文變成格言。他當時批評彭德懷時說了一句話,他說:「現在彭德懷內心裡有十五個桶子,七上八下。」 他可以對政敵用這樣的白話文來批判,真是太厲害了。

我真正認識毛澤東的思想是透過〈湖南農民調查報告〉,我覺得這是他革命前非常重要的一份歷史文件。毛澤東是接受馬克思思想訓練,馬克思最重要的是工人革命,毛澤東卻先做了中國的社會分析,認為反地主的農人比工人更多,因為工人只有在上海、廣東等都會區,人口數太少了。所以他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認為革命必須要依賴農民。我把〈湖南農民調查報告〉讀完以後,非常佩服毛澤東,因為對他而言,革命是一種科學,所以他精準算出革命的力量在那裡,開始發動農民革命,讓我開了眼界,也是我在台灣的歷史教育所沒有受到的啟蒙。

我覺得毛澤東的文字就好像在演練幾何一般,像學生在做一道數學題目,毛澤東彷彿是在告訴我,你過去的歷史訓練沒有用,我們都是在考據歷史史實,例如這位作家是那一年出生,是處在盛世還是亂世。可是毛澤東是用科學分析,站在階級立場來分析作家的背景。這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嚮往毛澤東的思考,也嚮往魯迅的文字,但我希望藉由他們分析的方式來分析台灣社會,我開始左傾就在那個時候,我再也不受台灣教育體制的拘束了。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決裂的道路(五)

  • 播出時間: 2018-07-06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國際特赦組織標誌

    國際特赦組織標誌

    1975年陳芳明參加了國際特赦組織,開始關心人權問題,

        徘徊在北國的邊城,我不能不寫下一篇散文〈為了忘卻的紀念〉。這個題目取自《魯迅全集》,他為了紀念左聯五烈士,也是為了紀念自己的弟子,終於不得不寫出矛盾語法的散文題目。如果要紀念就不要忘卻,如果要忘卻就無需紀念,也只有在非常時代的非常心情下,才有可能寫出這驚動心靈的不朽散文。

        來到海外之後,我也開始讀《魯迅全集》,讀過之後,我在思考台灣的政治或台灣文學的前景時,魯迅的影像都會出現。這位中國的文學巨人,確確實實隔著海岸、隔著海洋,對一個台灣年輕人產生精神上的召喚。我寫下那篇散文時,不知道要在那裡發表?沒想到當時顏元叔主編的《中外文學》正在舉行徵文比賽,我也剛好完成這篇散文,於是就寄去參賽。1975年我還不是黑名單,所有的信件都可以順利寄回台灣。那一年我28歲,也是我最後一次參加文學獎的比賽,沒想到一個月後接到通知,我居然是散文第一名,嚇了我一跳,第二名是童大龍,也就是詩人夏宇。得獎之後,我覺得大概可以繼續朝散文的道路去寫。

        寫那篇文章就是為了向陳映真告別,不僅如此,我過去那麼膜拜他、尊敬他,現在都完全消失了。得獎時西雅圖剛好進入秋天,也是我在西雅圖的第二個秋天。西雅圖的秋天真的好漂亮,尤其是華盛頓湖,週邊的樹林都變成紅色,更美的是紅色的葉子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湖面,從北到南整個湖面都是紅色的倒影,令人覺得美國的秋天實在是太漂亮了,漂亮到令人心痛,人間怎麼可以看到這樣的美景。就是在那個地方,我決定要重新出發。我過去是研究宋代歷史,當然還是繼續做歷史研究,但是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台灣史和台灣文學,所有能夠收集到的作品都要讀過。

        如果要尋找我人生的斷裂點,1975年是相當重要的關鍵期。我當時已經開始讀魯迅,也開始讀毛澤東選集,我居然可以客觀的去讀他們,我並不會因為讀了他們而更認同中國,而是讀了他們之後,更培養出我走向台灣文學、台灣歷史的道路。當時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寫《謝雪紅評傳》,只知道我一定要為我的土地、我的海島寫下一些東西,做為我在海外的紀念。我好像正在跟年少歲月充滿理想主義、充滿浪漫主義的我告別,邁向三十歲壯年的我,應該要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文字、以及自己所發表的言論負責,這大概是在我接近三十歲時,給自己的期許。

當我跨越過去,好像有新的目標追求,但也好像失去許多,因為都留在背後,結果兩邊都好像落空,所以我的前半生就這樣殘缺不全的結束,而且整個毀掉,可是在某種意義上,我把自己粉碎,也把過去的信仰徹底摧毀,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生命的位置。這是1975年,再過十年之後,我就更清楚了,想起1983年在洛杉磯辦報時,回望我在三十歲那年,如何跟陳映真告別,如何追求台灣的道路,我知道我一定要讓自己站起來,所以1983年,我終於寫出第一篇台灣意識論戰的文字,那就是正式站在陳映真的對立面。

那是一條非常彎延、曲折的道路,我居然走了那麼遠。不僅如此,我開始變成左派思考時,為了要鍛練自己左派的思維方式,我甚至把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以及《毛澤東選集》全部都讀完,可能這就是我跨越的儀式吧!因為過去都是右派的訓練,然後我才知道,右派思考就是去尋找史料,再用史料去堆積一個歷史的陳述。而左派的思考是結構性的分析,也就是從經濟層面、社會層面、政治層面去看一個文學作品,這些都是我在海外自我訓練、自我閱讀而慢慢培養出來的。

這條道路當然跟我27歲離開台灣之前,所走的道路是全然不一樣的。過去是右派的,我的政治啟蒙、愛情啟蒙、知識啟蒙,在27歲之前都已經全部完成,過了27歲之後,看到陳映真出獄,然後寫了那篇〈試論陳映真〉長文,我知道,我有一天會好好批評他,但在批評他之前,我必須熟讀他所有的作品,所以很少有一個人能夠對陳映真那樣仔細閱讀。事實上,當你變成他的論敵時,就好像在做匪情研究,他寫過的隻字片語你都不會放過,也因為如此,我就更向左邊靠攏了,也就是站在陳映真的對立面。雖然陳映真也是左,但是他的「左」和我的「左」又不太一樣,他是中國的左,而我是台灣的左。

從我離開台灣以後,我才開始慢慢睜開眼睛,用自己的眼睛來判斷、用自己的思考來判斷,因為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魯迅,都已經被國民黨的黨國教育污名化了,就好像毛澤東是一個髒字眼、魯迅是一個髒字眼。我必須翻轉這樣的思維方式,這樣的翻轉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啟。

1975年蔣介石去世,對我來說是重要暗示,同一年我也看到美國的學生在反越戰。而隔年197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結束的一年,也是美國越戰失敗的一年,我坐在電視機前,看到那麼強大的美帝國在戰場上開始逃亡,我看到西貢(現今為胡志明市)的美國大使館,直升機就停在樓頂,越南的難民湧進大使館,希望能夠坐直升機逃亡,而美國的航空母艦就停在越南的外海,等待直升機接送難民。那個畫面到現在想起來還是觸目驚心。

我一直告訴自己,我不希望台灣變成那般落魄的狀況,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這輩子一定要好好為台灣做事情、為台灣思考、為台灣書寫。1975、1976年是我非常關鍵的年代,而且1975年我參加了國際特赦組織,開始關心人權問題,也深深影響我後來寫台灣新文學史,因為歷史上的女性和原住民被邊緣化,於是2000年我開始寫台灣新文學史時,我想到1975年立下的志願,如何讓女性、原住民、同志的能見度提升。1975-1976年也是我整個思想轉向很重要的關鍵年。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決裂的道路(四)

  • 播出時間: 2018-06-29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陳映真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

    1975年陳芳明的朋友寄來陳映真的兩冊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

我閱讀陳映真文學的歷程,從最初的膜拜到後來的困惑,前後長達二十年。1968年,他因讀書會事件遭到逮捕,我完全沒有任何訊息。整個大學時期,總是在文學季刊獲讀他的小說。1972年,香港朋友寄贈一冊列入「小草叢刊」的《陳映真選集》,於我簡直是如獲至寶。二十開本的書籍,卻厚厚一巨冊常常置於我的床頭,每當睡前,照例是讀完一篇小說,然後才就寢入眠。他的文字像聖經那樣,撫慰著年輕的心靈。

每次提到陳映真,我總是自然而然把他當成太陽神一般,供奉在心裡。因為從年輕時開始讀他的小說,僅管他只是在講故事,文字卻像詩一般吸引著我。而且他的語氣,閱讀時常釋放出憂鬱的氣息,對我而言也相當具有吸引力。從一個崇拜的陳映真出發,我也可以體會他當時是充滿絕望的知識分子,因為他早期所寫的小說,常描述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戀愛,最後,其中一人、或者兩人會選擇自殺,他的「死亡率」在六0年代小說家中是最高的,因為他找不到精神出口,自然會安排那樣的故事情節。

尤其我看他的《將軍族》或《第一件差事》,那些短篇小說到現在我都還深深記得。對他所訴說的故事,總是產生想像,他把我帶進非常遙遠的歷史情境,有時像一首輓歌,有時又像是一首頌歌。透過他的作品我開始認識台灣社會,也開始感覺到我的時代確確實實是非常苦悶。尤其在台北進入深夜後,我的靈魂好似跟著他小說裡的人物,死過,然後又活過來。這樣反反覆覆的歲月,陳映真就好像我的大哥一樣,引導著我到達另一個再啟蒙的階段。

1973年,我出國的前一年,讀了陳映真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在讀那篇小說時,那種憂鬱感更大,這篇小說很特殊,說話的是一位女性,陳映真是一位男性小說家,可是他可以擬女性化的語言,講她自殺的弟弟康雄。讀這篇小說真的非常感動,所以就覺得我是否應該做些什麼,才能從小說的情境中走出來,因此,我就寫了兩首與小說同名的長詩。這篇小說的內容是描述康雄的姐姐在結婚前夕,回想起充滿理想主義且已經自殺的弟弟。一方面她將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另一方面又回頭向她人生前一個階段的弟弟告別。那一種錯綜複雜的情緒,常在我內心翻滾,所以好像我必須寫些什麼,才能讓情緒平靜下來,我就在那種情況下,寫了同樣題目的兩首長詩。

我寫的長詩不是在解釋那篇小說,而是在形容或是描述我內心的狀況,因為隔年我就要出國,所以1973年是我起伏震盪最強烈的時期。因為我是讀歷史系,歷史系的同學不讀小說、也不讀現代詩,他們如果研究唐代,就關在唐代的世界裡,如果研究宋代,就關在宋代的世界裡。我當時是研究宋代,但常常白天讀歷史、晚上聽熱門音樂或是讀現代小說和現代詩,這種「雙軌」式的生活,一直延續到我1974年出國。

我也找不到任何人討論,因為在我同輩中,沒有多少人讀陳映真,必須要到1974年出國後。1975年陳映真出獄,因為蔣介石逝世大赦,使得1968年入獄,原本要關10年的他,提早3年出獄。這位知識分子、小說家,確實非常不平凡,他一出獄,整個台北文壇就開始震動。尤其是他參加了蘇慶黎所主編的《夏潮》。我後來成為《夏潮》的訂戶,就是因為知道這是他們一起合辦的一本雜誌。

陳映真出獄那年,我已經在西雅圖待了一年了,我的朋友就寄來陳映真的兩冊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兩本小說都是由遠景出版社出版。我就重新再讀了一次他的小說,因為香港出版的《陳映真選集》並不完整,這兩冊小說集裡就有幾篇是我以前沒有讀過的。

《將軍族》裡面有一篇小說〈鄉村的教師〉,是讓我非常非常感動的一篇小說。描寫一位台灣青年在戰爭時被日本人送到南洋作戰,1945年幸存歸來,充滿了理想,覺得以後要為偉大的中國效命。當他寫這樣的小說時,在海外的我就覺得我的思想跟他已經有所出入,可是我還是欽佩他,因為他描述那位在鄉下教書的台灣年青人,從南洋回來後充滿希望,在教導學生時,有時會引述聖經的語言,他所引用的每一句聖經語言都是詩啊!我那時真的很感動,也很悔恨,為什麼他這些早期的作品我在台灣沒有看過,必須要到海外才看到。

〈鄉村的教師〉非常快樂的帶著年幼的小學生,帶他們到野外郊遊、唱歌,小孩子都把他當成太陽神般膜拜,可是小說到了後半段,突然一個轉折,他說:「省內發生一場騷動之後(講的是二二八事件),他懷抱的一個祖國夢,整個都幻滅了。」幻滅後的他好像變成一個瘋狂的人,小說的最後讓人覺得驚心動魄,已經喝酒喝到兩眼變紅的教師就跟小學生講:「你們吃過人的心臟嗎?」教師說他在南洋的森林裡,因為已經沒有東西吃,就把已經陣亡同袍的心臟割下,置於便當盒裡,放在火裡烤,他說:「那顆心臟就在便當盒裡跳動。」學生覺得這位老師已經變成魔鬼,然後紛紛逃跑,最後這位鄉村的教師就發瘋了,故事就這樣結束。

陳映真這樣的寫作方式受到魯迅的影響很大,就像《狂人日記》一樣。陳映真是我非常尊敬的小說家,而且我也非常尊敬他的人格。我到海外後重新反省,年輕時我崇拜兩個人,一個是大我19歲的余光中,一個是大我10歲的陳映真。陳映真在《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裡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試論陳映真〉,從這篇文章中,我非常清楚他的意識型態,原來他是讀馬克思主義,而且信仰毛澤東,他用委婉而間接的語言表達他對馬克思與毛澤東的崇拜。所以到了1975年我讀了他的這兩本書後,就覺得我跟他是不一樣的道路,所以當時我就想寫一篇文章來紀念我對他的崇拜,我的題目是〈為了忘卻的紀念〉,題目取自魯迅紀念左聯五烈士的文章,這篇文章寫出來後,我就正式和陳映真告別了。

陳芳明的革命與詩:決裂的道路(三)

  • 播出時間: 2018-06-22 06:15:00
  • 主持人: 主講者陳芳明
  • 陳芳明用施敏輝的筆名出版《台灣意識論戰選集》,收錄1983-1984年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論戰的文字。

    陳芳明用施敏輝的筆名出版《台灣意識論戰選集》,收錄1983-1984年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論戰的文字。

    陳芳明用施敏輝的筆名出版《台灣意識論戰選集》,收錄1983-1984年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論戰的文字。

        那是一九八三年,夢中的海島又發生騷動。經過美麗島事件的洗禮,我的世代在天涯海角都紛紛覺醒。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如我,都曾經非常安祥接受過黨國教育,服膺著一個虛無飄渺的國家意識。在年少時期,我們深深相信,學校所帶給我們的知識都是真的,不僅真實無比,還升格成為最高的信仰。那些知識構築出來的華麗城堡,護衛著土地與山河。放逐那麼久之後回望,才驚覺那只是海市蜃樓。

        因為讀了楊牧的詩集,所以被壓抑許久、內心僅存的那份詩情又被喚醒,於是思考我是不是要回頭,開始重新提筆寫散文和詩。那段時期的覺悟真的非常重要,楊牧只是一個把我對文學的嚮往點燃的影子,點燃我內心一息尚存且蠢蠢欲動的詩情。

        1983年對我而言很重要,因為那年我寫了一篇〈深夜的嘉南平原〉,那篇散文後來變成高中教科書的選文。那篇文章其實是表達我對台灣的想像,因為我是高雄人,嘉南平原是我的故鄉,也是重要的象徵。而那種覺醒就是一種回家的方式,把我被帶到遙遠土地的心靈又帶回台灣。

我的回歸之旅跟別人不太一樣,我是用我的文字來代表我的回歸。因為1983-1984年發生了一場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論戰,我後來用施敏輝的筆名出版了《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其中收錄了1983-1984年那場論戰的文字。因為那一年侯德健突然從香港進入中國。侯德健可能現在的年輕人不太知道他,當年他寫了一首歌〈龍的傳人〉,名聲響遍全台灣,而這樣一位年輕人突然揹著吉他跑到香港,再從香港飛到北京,引起相當大的震撼。台灣有許多人批評他,但陳映真是肯定侯德健。因此我的決裂不僅是跟國民黨的決裂,也是跟統派陳映真的決裂。

我在這個節目裡曾經說過,我在大學時期,特別是研究生時期,床頭時常放著陳映真的小說,我時常捧讀他的小說,對我來說,這是當年深夜裡為我點燃一盞燈的象徵。美麗島受害人也曾經用「籠」的傳人來形容他們的處境,彷彿「龍的傳人」是形容當權者,而「籠」的傳人則是指受害者。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拉扯。

論戰發生時,我也在思考是要袖手旁觀還是參加論戰。於是我準備寫一篇長文,名為〈當代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問題〉,我要回答的是陳映真,因為當時他寫了一篇文章〈朝向寬廣的歷史與土地〉,支持侯德健去北京。這樣一位我崇拜的小說家,到了1984年才正式決裂。而〈當代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問題〉這篇文章也變成我開始研究台灣文學以及後來寫台灣文學史時,重要的指導文章。

在洛杉磯寫這篇文章時,我跟許信良就在討論為什麼有這樣的人跑去中國?如果我們對中國的狀態很清楚就會知道,1980年鄧小平第三次起復,他旅行到廣州時,覺得中國必須開始改革開放。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讓美國的資本主義進來,然後利用這種經濟的轉化來進行政治改革。

鄧小平曾經三上三下,也就是三度擔任領導者,也三度被打入黑五類。他非常了不起,尤其是1980年三度上台時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我們如何評價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推行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很大浩劫,可是他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者。毛澤東在1979年唐山大地震發生時去世,對毛澤東的功過鄧小平用「三七分」,也就是百分之三十是有過的,百分之七十是有功的。我覺得他很有智慧,毛澤東之後由他來領導是中國的幸運,只是他不知道資本主義進來後,再過九年會發生1989年天安門事件,因為資本主義改變了年輕一代的思維方式。

在那時我覺得,就算中國要走向寬廣的歷史視野,但陳映真不可能是左派,因為真正的左派不可能在台灣批判國民黨,跑到中國卻依靠共產黨。如果是真的左派,在台灣批判、在中國也應該批判。我是綠色的,我批判國民黨,但民進黨做錯了,我也會批判。知識分子就是要跟權力保持疏離的關係。

1983年我所寫的〈當代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問題〉,先在《美麗島週報》發表,分成三次跨頁刊出。在那一年,我也認識了陳永興,他來洛杉磯領取「台美文化獎」,得獎者可以獲得一萬美元的獎金,一萬美元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龐大的數字。陳永興那時開始接編《台灣文藝》,因為原先的主編鍾肇政交棒,他跟我約稿,我同意了,就把〈當代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問題〉寄回台灣給他,直到1984年1月才在《台灣文藝》刊出。

因為是針對陳映真,所以文章刊出後他很震撼,他覺得怎麼有人會寫出這樣的文章,這個人懂一點馬克思,也懂一點毛澤東,這種思維方式跟他思維一樣,但為什麼他是統,而我是獨。他不能理解。而我人雖然在海外,卻已經參加了島內的統獨論戰,對我而言,那就是一種回歸的方式。

我覺得侯德健事件在整個台灣民主運動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因為本來像陳映真一樣統派的人,還想要推派人選參加台灣的選舉,可是經過這次統獨論戰後,統派就不再台灣參加選舉了。這很可惜,如果他們參加選舉,台灣就可以在國民黨之外,還出現統、獨兩派,讓人民來檢驗由誰當選。

從我參加《美麗島週報》到侯德健事件的發生,我的整個心路歷程到這個階段,又做了一個重大跨越,我認清了陳映真,也認清了台灣黨外運動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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