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11年 普選夢想遙無期

「雙普選」事實上已不可能

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發史稱「雨傘革命」的佔領中環運動，大批市民走上街頭，佔領了中環、金鐘、銅鑼灣、旺角、尖沙咀街道，爭取雙普選。11年了，普選的夢想更加遙遙無期。

這場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全國人大在2014年8月31日作出的「八三一決定」。該決定規定，香港特首候選人的提名，必須由一個按照原本1200人選舉委員會方式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所產生，並且候選人必須獲得過半數委員支持方可成為正式人選。這個框架看似延續《基本法》所列的程序，但實際上卻與《基本法》原本的彈性存在巨大差距。《基本法》規定的是「可以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而不是「應當按照」。

若採取「可以參照」，意味仍有改革空間，讓更具民意基礎的提名方式得以實現；但「應當按照」卻是最保守的設計，直接堵死了任何民主派人士成為特首候選人的可能性。這也是當年雨傘運動爆發的導火線。

 香港從1980年代開始民選代議政治以來，民主派一直取得立法會過半以上的民選議席。這讓中國政府非常警惕。北京當局在內心最深層認為，香港民主派並不是港人合法選出的代議士，而是「反中亂港」和「港獨」的潛在顛覆力量，甚至被視為西方代理人。如果容許真普選實現，意味著擁有廣泛民意支持的民主派將必然成為特首，並與立法會民主派互相呼應，進而挑戰北京的管治權。北京最在意的是如何維持自己在香港的實質管控。

然而，對港人來說，情況恰恰相反。香港人心中的「高度自治」不是抽象口號，而是具體落實在普選制度上的「自己特首自己揀」。因為只有普選，香港人才能確信自己有限的自由與半自治生活方式不會隨時被收回，弱勢民眾福利可以獲得改善。否則，缺乏民意授權的港府，唯一負責的對象是北京，而不是香港市民。這種「北京要掌控，港人要當家」的根本矛盾，自1997年以來一直存在。

11年過去了，矛盾更加尖銳。2021年起，北京全面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將立法會選舉門檻提高，篩選機制更嚴格，民選比例降低，杜絕了民主派參政的空間。「完善選舉制度」實際上是全面收緊選舉制度。在這樣安排下，「雙普選」遙遙無期，短期內變得不可能。

鬥爭語言侵蝕國際化

2014年前後的香港，政府與社會以「法理語言」來討論普選。2020年後，隨著港區國安法實施，語言環境也徹底改變。

 以前的港府官員和聲明，無論立場如何，至少在語言措辭上維持國際城市應有的禮貌與專業。但如今，港府高層與建制派政客越來越習慣使用「信口雌黃」「顛倒黑白」「造謠抹黑」「用心險惡」「無中生有」等充滿鬥爭色彩的辭彙來反駁西方國家的批評。這些字眼原本常見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語境，如今卻在香港官方表態中屢屢出現。

這反映了香港政治文化的深層變化。一個原本以自由與開放聞名的國際城市，開始以「鬥爭語言」與外界互動，它所投射出的，是一種敵對與防衛情緒。這樣的轉變，無疑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貿易中心的地位造成損傷。

香港是遠東金融中心，國際投資者與專業人士重視的是穩定、透明與國際化氛圍。但香港官員使用高度政治化言語，傳遞出的訊號是：香港已不再擁有可供自由辯論的空間，而是更加接近於北京政治語言的延伸。這當前香港的另一面：不僅民主化停頓，政治文化也逐漸告別英式標準。

離散成為港人寫照

雨傘運動中，黃昏時分的第一顆催淚彈是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從2014年開始，移民潮逐漸升高，特別是2020年港區國安法後更為明顯。大量專業人士、中產階層甚至年輕人，紛紛選擇移居海外。離散，意味著曾經在這個地方付出的努力和夢想也一併完結了。

在香港國際機場，那個「離境Departure」的位置，無數離散的場景上演：父母與子女擁抱告別，朋友在登機門前流淚揮手。移民潮不僅改變了香港人口結構，也留下深刻的心理烙印。對遠走他鄉的人來說，香港永遠是心中最放不下的牽掛。他們在海外努力生活的同時，每逢新聞中傳出香港各種令人搖頭的資訊，都會有難以言說的傷心。

 「雨傘」之後，「離散」成為這一代港人的寫照。無論身處何方，記錄香港走過的歷史都成為一種必要。或許正因為這份「離散」經驗，香港的故事才更需要被書寫與記憶。因為那是無數普通人生活的轉折點。無數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在2014年的秋天，自由與普選是獅子山下最響亮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