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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現代化而前往歐洲的華工
11月11日是一戰紀念日。一戰在中國史中似乎是一個邊緣話題。俄國革命導師列寧說,一戰是帝國主義陣營狗咬狗的戰爭。這種革命歷史觀影響了中國後世學界對一戰的認識,自然也就忽略了一戰中被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派往歐洲的15萬華工。
一戰爆發時,北洋政府加入協約國陣營,對德國宣戰。原本準備派兵作戰的計劃遭到英國等力量反對,最後採取「以工代兵」的方式參戰。近15萬華工就這樣被挑選出來前往歐洲戰場,為英、法、美等軍隊提供武器運輸、製造、戰場清理等工作。
這15萬人大多貧窮,為了錢而奔赴歐洲。第一批華工500餘人途中被德國潛艦擊沉而身亡。也有很多華工在清理戰場時身亡。整個一戰中,2萬多華工客死他鄉,3000多人在戰後留在了法國。從法國到比利時,近70個華工公墓承載了這段歷史的滄桑。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和專家們派出華工,考慮非常深遠,他們認為這15萬人到了歐洲戰場,成為熟練工人,掌握手藝,回國後可以從事很多生產工作,哪怕是改造一個又一個廁所,都是社會與工業化的進步。這種平民現代化的努力,難能可貴。到了二戰暨抗戰中,為了維繫交通運輸,南僑機工協助國軍抗戰,可見技術工人對國家現代化和戰爭成敗的影響非常巨大。
一戰的華工們受法律保護、按時領薪水,抵達歐洲後勤勞工作掙錢,逐漸富裕,成為精英。甚至林語堂、蔣廷黻這樣的文人到了歐洲,反而服務起了華工出身的有錢人。
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中,華工是北洋政府伸張國權的理由。但中國利益沒有被重視,引起民意反彈。不過,對巴黎和會感到挫敗的,還有日本。
在日俄戰爭中,日本擊敗俄國,贏得了中國社會和朝野的學習和讚譽。而在一戰中,中國與日本是同屬協約國陣營的盟邦。後世很多人認為這種盟邦只有文字和理論意義,且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中,中日因為山東青島歸屬發生爭議,引爆中國國內的五四運動。的確,在革命史觀的影響下,日本成為了絕對的東方帝國主義反面。但這並非那一時期中日關係的全貌。
中日當時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固然爭論青島歸屬,但中日雙方並非沒有合作。同樣是在巴黎和會上,日本提出了種族平等提案,得到了中國代表團的支持。日本推動這一提案固然有本國利益考量,但提案對當時的中國具有正面意義,雙方在這一議題上的合作顯得寶貴。然而,種族平等提案最終因為澳洲等大英國協成員的反對,而未被接納。當時的日本政界和思想界為此產生挫敗感,認為一戰中的白人戰勝國反對種族平等,說明無論日本如何努力文明開化,都不會獲得西方真正的尊重和對待。這開啟了日本對西方國家的疏遠,最終在1930年代徹底脫離國際聯盟體系,埋下了二戰爆發的種子。
1915年,在一戰比利時戰場目睹袍澤犧牲的加拿大軍人John McCrae寫下詩歌《在法蘭德斯戰場》In Flanders Fields。其中一句這樣寫道:在法蘭德斯戰場,虞美人花在十字架間搖曳而盛開In Flanders fields,the poppies blow,Between the crosses, row on row。
在年年的戰爭紀念儀式中,人們合唱《勇敢的心》O Valiant Hearts這首創作於1920年代的陣亡將士讚美時,虞美人花會飄落在倫敦、比利時等戰地。那些為自由和榮譽而戰的人永遠不會被忘卻。在香港每年11月的和平紀念日,大家依然會佩戴上虞美人花,致敬英魂不朽、浩氣長存的兩次世界大戰勇士。
沒有人是歷史的邊角料,每個人——哪怕是平凡人,都是歷史的主角。那些在一戰爆發時走向歐洲服務美、英、法等國的華工,是中國人探尋現代化不可磨滅的印記,是開眼看世界的偉大篇章。中華民國在神州大陸歷史中的很多頁,都有值得大書特書的故事,哪怕是北洋時期也是如此。
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從一戰到二戰,中間僅僅相隔20年。無法評斷,如果孫中山、犬養毅、桂太郎、秋山真之這些人活到對日抗戰爆發,會有何感想。一戰後,德國的復仇意識、日本在巴黎和會的挫敗,這些事件推進了二戰的到來。所有這些都直指一個簡單道理:延續戰爭的仇恨,只會讓下一場戰爭來得更早、更快。二戰後的日本,是一個自由民主主義國家,歐洲在二戰後實現了聯合。那些今天主張要「馬踏東京賞櫻花」的仇日極端主義者,那些到處鼓吹疑美和疑歐的人,見識都比不上當年的15萬華工。因為華工們在賺錢的同時,也知道國家的強大在謙卑學習和文明啟蒙,而不是叫囂和排外。
在虞美人花盛開的11月,致敬兩次大戰中的華工、南僑機工、國軍與歐美亞自由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