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的政權本質，某種意義上，在中共體制內，軍權即威權，軍權不只是暴力工具，也是最終的政治裁決權。

鄧小平看到了「文革」的災難，在保守中共根本原則的同時，開啟了經濟改革開放。他既用軍隊為經濟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政治高壓線，對民主抗爭運動進行殘酷鎮壓。這種結構決定了改革的邊界：經濟可以放權，政治絕不鬆動；市場可以引入，但政治權力不可分享。

在國際社會，鄧小平放棄了毛澤東的輸出革命模式，不當頭，就是不當第三世界或「反西方」的頭，即「韜光養晦」。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共放棄了軍國主義邏輯，而只是選擇暫時收斂。當中共經濟實力尚不足以支撐地緣政治擴張時，軍國主義被有意壓低、隱藏於制度與話語之下。

而當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黨領導的軍國主義開始重新顯形，習近平當政之後，開始以軍事實力和政治意志重塑地緣秩序、推動多極世界。習時代撕去偽裝，進入「準備戰鬥」的階段，試圖用經濟體量與軍事力量重建世界新格局。可以說，毛時代是軍國主義1.0版，鄧小平與江胡時代是過渡期或休眠期，而習時代，則是2.0版的黨領導下的軍國主義全面復活。

一、鄧江胡時代：韜光養晦，軍國主義隱身

中國結束文革，依靠的是軍人集團的力量。軍人集團既可以粉碎「四人幫」、擁護華國鋒，也可以迅速廢黜華國鋒、重新擁戴鄧小平。鄧小平不僅讓中共國在原第三世界中「不當頭」，在中共體制內表面上也「不當頭」，卻在幕後牢牢佔據「核心」位置。

「槍與黨」，即軍權與黨政權力，在鄧時代呈現出相對分離的形態。好的方面，是黨政分開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經濟與社會活力；不好的方面，則是槍始終凌駕於黨與制度之上。這種結構決定了所有政治改革都不可能觸及軍權本身。

我將鄧時代的特質歸結為「一二三四五」，以說明這種軍權政治的運行邏輯：

一次修憲：1982年，鄧小平親自主持修憲，專門設立中央軍委主席職位，並確立軍委主席負責制。透過修憲，一是確立了中央軍委主席的至高地位；二是將軍權「合法化」為憲制結構的一部分，這一制度為軍事首長的個人集權提供了制度介面，決定了鄧的威權可以凌駕於黨的總書記之上。

兩次戰爭：一次戰爭是對越戰爭，既是對東亞地緣政治的干預，也是與蘇聯公開決裂、向美國靠攏的重要投名狀；第二次戰爭是對內戰爭，以坦克、裝甲車、機槍鎮壓北京的民主靜坐示威，製造震驚世界的六四悲劇，其目的在於捍衛一黨專政，使政權絕不「變色」。

三次廢黜總書記：鄧以軍權為最終裁決力量，先後廢黜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顯示總書記職位本身並不具備真正的政治安全性。所謂集體領導，在軍權面前始終是脆弱的，而黨領導軍隊，也是一句政治謊言。

四個堅持：本質是堅持一黨專制、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路線，反對社會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反精神污染與鎮壓民主運動，是捍衛四項基本原則，政治改革不可逾越邊界；五位領導人（華、胡、趙、江、胡）的廢立，皆在這一軍權—意識形態框架內完成，所以一直到胡錦濤當政，都是鄧小平軍事威權的餘蔭決定的。

鄧時代仍然是軍人政權：既反毛式文革，也反政治改革；既利用軍隊維護意識形態，又讓軍隊為經濟改革護航。在這一軍國主義的羽翼之下，紅色權貴資本主義迅速壯大，腐敗系統性蔓延，並逐漸掏空國家財富，反過來危及政權自身。

鄧小平退位之後，仍然擁有極高的隱性威權。他確立了軍委主席負責制，卻從不公開強調，整個鄧、江、胡時代的軍國主義，亦呈現出隱身特徵。「韜光養晦」的本質，是在尚未具備全面對抗能力之前，避免軍事與意識形態正面衝突，集中資源發展經濟，等待時機。

二、習近平的軍國主義：形成、特徵與挫敗

進入習近平時代之後，中共政權系統性復活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軍國主義路線。它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全民軍國主義，而是一種以黨軍一體、戰時體制常態化、對外擴張性威懾為核心的高度集權型軍國主義。

其一、制度性復活，從軍改到戰時體制：2015—2016年的軍隊改革是這一軍國主義的制度起點。原有「七大軍區」被撤銷，改為五大戰區，並以聯合作戰為核心邏輯重塑指揮體系。這一調整的實質，並非單純提高效率，而是提前按戰爭狀態重構軍隊，將「戰區」變成常態化的戰時指揮單元。

與此同時，習近平反覆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將軍權由集體領導徹底收歸個人，軍隊不再是「國家軍隊」，而是高度個人化的領袖私軍。配套宣傳中，「做習主席的好戰士」成為政治口號，忠誠對象從黨—國家轉向個人。這樣，極可能形成習近平直接決定一場戰爭，像毛時代那樣，黨政軍三權集於一身，體制內沒有任何制約的力量遏制其戰爭衝動。

其二、空間擴張，從周邊摩擦到區域軍事化：在外部行動上，習近平系統性推動地緣軍事擴張：

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單方面設立，直接挑戰日本與美日同盟；

南海大規模造島並軍事化，將礁盤變成前沿軍事基地；

製造中印邊境衝突，以軍事摩擦觀察國際反應、訓練官兵戰爭能力；

對臺「環島軍演」與海空封鎖演練，把臺海變成海上前沿軍事基地。

與此同時，中俄聯合軍演頻繁舉行，對日本形成戰略威懾，意在撕裂美日安全架構，為未來臺海戰爭製造「區域中立化」條件。

其三、戰略頂點，中俄結盟與世界秩序重塑企圖：這一軍國主義最具野心的部分，是習近平推動的「中俄上不封頂合作」。它並非權宜之計，而是明確指向：挑戰二戰與冷戰之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建立「去美國中心」的另一極世界。

對俄羅斯而言，這意味著為其對烏克蘭動武提供政治背書；對習近平而言，則寄望透過俄烏戰爭削弱西方，最終實現：透過武統臺灣完成南中國海—第一島鏈的戰略閉合，進而主導印太秩序；與美國「劃太平洋而治」，重塑世界政治的多極化。

這是一個高度冒險、建立在誤判之上的軍國主義夢想。

其四、遭遇重創，六重失敗的結構性反噬：習近平的軍國主義並未如願推進，反而遭遇系統性重創：

第一，軍中大清洗反噬自身：大規模反腐清洗暴露出軍隊嚴重不可信，忠誠崩塌，戰力與指揮體系受損。

第二，俄羅斯戰爭失敗：俄軍在烏克蘭久攻不下，使其無力為中共提供任何現實軍事支援，臺海戰爭的「北方掩護」徹底落空。

第三，疫情衝擊經濟根基：長期封控導致財政、產業、就業全面受損，戰爭動員的物質基礎瓦解。

第四，川普貿易戰重塑格局：對中共的技術、產業、金融圍堵，使其無法再以全球化紅利支撐軍備擴張。

第五，房地產盛極而衰：地方財政與中產信心崩塌，社會穩定成本陡增。

第六，臺海戰略環境惡化：美國對臺出售重量級武器，日本明確表態「臺灣有事，日本有事」，一旦開戰，美日同盟將自動參戰，臺海不再是中共可控的局部戰爭。

結語：軍國主義的邏輯終點

2026年剛剛開篇，習近平在南美的全天候盟友馬杜羅被美國獵捕，使中共的全球軍事-經濟布局遭受重創，同時伊朗也在內部嚴重政治動盪中，習氏的全球命運共同體核心盟友正在全面潰敗中，深刻影響習氏軍國主義前景，難以想像，在如此內外交困中，習近平還能像十年前那樣雄心勃勃地擴軍備戰，與戰略盟友共同製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圖重新書寫世界史。

習近平時代的軍國主義，最初依賴的是改革開放巨大的經濟成果，當經濟一步步下行走向潰敗，就難以維繫、不可持續。它高度依賴個人權威，卻缺乏真正的實力，也難以在國際社會獲得強大的盟友，所以，習氏的中國夢、強軍夢，更多的是基於他個人心性與權力意志，其敗局也是他命中註定的。

歷史反覆證明：無法以戰爭改寫世界秩序的政權，往往會被戰爭邏輯反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