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6)年元旦最低工資剛漲到新台幣29,500元，隨後賴清德總統又宣布「今年最低工資將再調漲」，預計突破3萬門檻。消息一出，引發不少人憂心造成物價上漲，甚至淪為「變相減薪」。不過，專家分析穩定調整最低工資是重要的社會福利制度，引發的通膨效果有限，同時也應提出能刺激整體薪資成長的政策手段。

最低工資連10年調漲 從2萬漲到近3萬

今(2026)年元旦最低工資調漲3.18%，月薪為新台幣29,500元、時薪為196元，是2016年以來連續10年調漲。1月4日賴清德總統進一步宣布今年還會再次調整，預計讓明年最低工資的月薪能夠突破3萬元。

公平薪資倡議者鄞義林表示，蔡英文任期內調漲工資的速度確實比過往都快，但是2016年蔡英文曾說的「最低工資3萬是我的夢想數字」至今才終將達標，他期待未來漲幅能再多一些，「現在要說的是4萬、4萬5」。

事實上，2023年底台灣通過《最低工資法》，從辦法層級的「基本工資」提高為法律層級的「最低工資」後，工資調整變得更加穩定及制度化。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賴偉文解釋，以前協調場合就是大家各自「喊價」、看誰聲音比較大或互相交換條件，調整缺乏明確標準，加上專家學者只有建議權，最終調整與否仍全權掌握在行政院手上。改為「最低工資」後，一方面提升審議委員會建議的強制性、促使行政院遵從專業意見；另一方面也強制要求調整時需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並參考國民所得、物價變動等其餘10項指標，「每年調整變得相對穩定」。

調整最低工資 薪水、物價誰先漲？

不過，調漲最低工資將直接提高仰賴「時薪員工」的餐飲業者經營成本，恐進一步推升物價通膨；而對薪資水準高於最低工資的民眾而言，面對物價增漲，自身薪水卻不一定隨之增長，反倒萌生「變相減薪」之感。

賴偉文表示，真正會因調整最低工資而受益的，可能只有剛好符合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工。根據主計總處資料，2024年台灣年薪中位數為54.6萬元，換言之有半數台灣勞工月薪約在4萬5以下。賴偉文分析，薪資水準已高於最低工資的勞工「可能會受益，但更可能不會」，因此他認為單靠調整最低工資來解決低薪問題效果相當有限。

台北大學經濟系兼任助理教授劉名寰也解釋：『(原音)我們在理解最低工資這個工具的時候，其實它站在比較是保障勞工基本權利的角度，就是說設定基本工資目的是希望確保這些相對弱勢的勞工，他的勞動付出可以獲得最基本溫飽的這種需求，而不是拿來做為逼其他企業調整薪資的工具，這個是基本工資它在這個政策工具定位上最大的差別。』

另外在物價方面，賴偉文評估台灣過去因最低工資調整幅度不大，所以物價波動不算嚴重；不過他也提醒，由於台灣最低工資水準還扣連勞、健保等制度，因此法定勞動成本大概會增加20%左右，對中小企業來說確實負擔不小。

對此，劉名寰也表示有研究就發現台灣實施新的勞退機制之後，「雇主因為人事成本提高，所以加薪速度變慢」。

普遍加薪能靠「最低工資」嗎？

至於最低工資能否造成普遍加薪的效應？鄞義林認為，只要迅速且大幅地提升「最低工資」樓地板便可以促使整體產業環境加薪。他強調，數據顯示薪資中位數會隨最低工資一起上漲，於是「最低工資未帶動整體調薪」的說法不符現實。

實際上，2016年至2024年「基本工資」月薪及時薪漲幅分別是27.2%、34.4%，而「薪資平均數」成長19.2%(約14萬元)、「薪資中位數」則成長15%(約8.2萬元)。

2016年至2024年基本工資連年調漲，整體薪資水準亦有所上升。(饒辰書 繪製)

鄞義林說：『(原音)如果調漲最低工資，企業如果不把上面工資也調漲得更快的話，那些員工會覺得為什麼我是比較skill(有技能的)，但是你沒有給我相符的薪資調漲，所以(最低工資)是會迫使企業調漲薪資更快，但問題是台灣(最低工資)成長太慢。』他表示，由於近年台灣最低工資調幅大概只有3至5%左右，所以物價就會上升；但假設今天調薪10%，物價不可能跟著漲10%。

賴偉文則有不同看法，他示警「一旦調得太高，產生的物價浮動會超乎想像地強烈」，他解釋，如果最低工資上調4%，業者可能會自行吸收或轉嫁1、2%；但根據韓國2018、2019年大漲最低工資的經驗，若一次上調到7%或更多，業者恐將漲幅全轉嫁到物價上。

要刺激整體企業加薪，賴偉文認為目前經濟部推動「加薪抵稅」政策即是有效途徑，因為稅賦減免可以降低加薪成本、提高誘因；另外，他提到「提升員工生產技術」也是促進企業加薪的方式，例如可將技能學習或證照與薪資扣連。

此外，2024年7月《證券交易法》修法新增「加薪條款」，明訂上市櫃公司須調整章程，未來盈餘須優先用於調整非經理人且月薪在6.3萬以下的「基層員工」薪資，劉名寰認為也是不錯的方式。

長遠來看，學者皆主張回到市場機制，也就是讓低附加價值產業「高價值化」，例如韓國把娛樂藝術產業打造成「韓流」，只要產業利潤提升，便會吸引更多人才投入，也能提高薪資水準。

「賦稅制度」也是改善低薪的關鍵工具

劉名寰評估，《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重要結論是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而後者大約與薪資成長幅度相當，因此「最低稅賦制、資本稅」等政策成為全球嘗試解決貧富差距的因應之道，他認為台灣在稅賦上面應該可以再做更多努力。

來自新加坡的鄞義林認為「財富稅的核心在於資金是否回流到基層」，以近年稅收超徵的普發政策為例，他建議此種「負所得稅」制度應更常態化實施，例如假設每月維持基本生活需4萬元，政府即應補足差額給未達標準的勞工。他提到，新加坡便有類似的「薪資補貼(Wage Credit)」制度。

此外，他認為財富稅還可以用於補貼民眾日常生活所需，像是醫療、教育或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務，比如為領取最低工資或在全民收入排最後10%的族群提供免費服務，並依據薪資階層實施「級距式補貼」。不過鄞義林仍強調，「拉抬薪資」才是最根本且永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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