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被香港法院重判20年，判決一出，引起全球媒體震動。國際人權組織與西方政界相繼譴責，歐洲議會更以極為嚴厲的措辭，指控香港當局任意起訴民主 活動人士。 反觀香港，由政府部門首長到行政長官，幾乎一面倒發聲支持判決。特首李家超更以「大快人心」形容裁決結果。這番說話，看似只是政治表態，實際上卻在不經意間，撕毀了香港法治最後一層遮羞布。

司法程序未完 行政權已先行定案

理論上，香港仍自稱奉行普通法制度。只要被告依法仍享有上訴權利，案件在法律上便未屬終局。即使定罪成立，刑期上訴仍可能存在，判決本身仍然屬於司法程序的一部分。然而，在程序尚未完結之際，特區政府卻迫不及待作出定論式評價。這種做法的問題，不只在於是否對被告不公，更在於行政權公然越界，提前把司法程序視為政治上的「結案」。

成熟的司法體系，要求行政機關保持克制。行政權的角色，不是為司法結果背書，更不應在程序未完結前作出定論式評價。當然，現實角度來說，我們都知道，黎智英不管如何上訴，亦難有獲勝機會。當行政首長以「大快人心」作出慶祝，等同向司法機關傳遞一個清晰訊號：任何後續改動，包括刑期減輕，都不再被視為可接受的結果。

法治崩塌 從語言開始

普通法關注的，從來不只是法官是否實際受到影響，而是理性旁觀者是否會認為司法承受了外部壓力。當行政權提前為案件定性，司法獨立就會遭到破壞。因此，問題不在於李家超用詞是否得體，而在於法律程序是否仍被尊重。當司法尚未走完最後一步，行政權卻已在語言上宣告終局，行政與司法之間的界線便不復存在。

從李家超公開「慶祝」判決那一刻開始，這已不只是政治立場之爭，而是一個清楚的訊號：香港的司法制度，已不再克制、不再專業，也不再值得信賴。

審訊落幕 就是制裁的開始

杜麗冰、李運騰與李素蘭三名國安法法官，作出20年的刑期判決，不單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司法制度畫上句號，也即將揭開香港司法界遭受新一波制裁。

筆者主張制裁法官，並不是因為純粹的政治立場。而是他們濫用職務的權利，對支持自由民主的人士，進行無理的司法壓制。一個成熟司法體系，核心在於程序正義與裁判的中立性。然而在黎智英案的審判過程中，這一基本制度底線被反覆移動。作為審判者，杜麗冰、李運騰與李素蘭三位法官不僅從量刑起點加重、廣泛接納國安法實施前被告的行為作證供，而且在判詞中對被告的意圖作出延伸推論，將其政治目標與行動本質等同，這無疑使案件的審理超出純法律分析，違反了法官不應涉及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則。

即使按照國安法原文，國安法不具備追溯期，但是該案件三名法官卻完全接納控方提出的所謂證據，八百多頁的判詞內，當中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引用的卻是國安法生效之前發生的事情，年份不單包括國安法成立前的2019年，甚至是2017年安排美國前官員赴台為蔡英文諮詢。中間還推論出「黎長年對中國心懷怨恨」這種主觀判斷。這已經違反了國安法不具備追溯期，以及法庭政治中立的原則。

制裁特區政府及三名法官，並不是為了意識形態，而是政府連同法官濫用法律，對新聞業者進行任意起訴以及對民主人士的打壓行為。制裁他們實屬自由世界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