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府對世界各國加徵對等關稅的法源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否決之際，各國政府雖然陸續表態會維持目前與美國的對等貿易協定(Agreement on Reciprocal Trade, ART)，但是，英國、加拿大與南韓等國家的領導人也陸續赴中國進行訪問。加拿大總理對中國電動車開放市場，以換取中國對加拿大農產品的開放；英國政府則允許中國在自己國內土地上興建大型的使館；南韓則是期待中國解除禁韓令。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也於2月25日訪問中國，並說明德國重視的是「去風險」（de-risking）而非「脫鉤」（de-coupling）的政策。

分散市場不等於去風險

隨著上述國家的領導人陸續訪問中國，對於美國政府貿易政策可信度的質疑聲音也愈來愈大，這也是美國總統川普所面臨的國內與國外的壓力。因此，如何避免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多邊貿易政策又再次受到關注。

多邊貿易固然可以降低將出口集中在同一個國家的風險，但是，並非每個國家都適合多邊貿易，進行多邊貿易的國家也不保證其風險就會降低。這是因為，每個國家的產業結構與每個市場的風險均不相同所致。

產業結構對國家出口多元化的影響

就產業結構而言，德國的汽車與工具機產業，以及加拿大或澳洲等以農產品為主要出口的國家，均高度倚賴中國市場，即使中國市場需求持續降低，甚至存在無法解決的不動產壞帳以及通貨緊縮的問題，這些以最終財(final product)以及農業產品為主的國家，仍會期待可以將產品銷售至中國，這是因為，「賣不多」總比「賣不了」好。

更重要的是，這些先進國家主要出口產業的遊說力量也相當強大，因此，即使歐盟的汽車市場受到中國電動車的低價傾銷，德國賓士汽車執行長Ola Kallenius仍表態反對遠離中國，寶馬(BMW)集團董事長齊普策（Oliver Zipse）則認為不能忽視中國。德國汽車大廠的發言即使就企業利潤極大化的角度來思考是正確的，但對整體德國的經濟不必然是有利的。然而，在大企業的遊說力量較大與所創造的就業人數較多的情況下，政府政策受到企業影響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大。

台灣產業出口結構與德、加的差異

就台灣而言，根據2025年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出口產品有高達74%為電子及資通產品，出口貿易結構占比依序為中間財(59.1%)、資本財(36%)、最終消費品(4.6%)，這顯示我國的出口結構與德國、澳洲與加拿大等以最終財或農產品為主要出口品的國家，有很大的差異。消費財占我國出口比重極低。因此，當我們要進行多邊貿易或分散貿易市場時，就須思考我國廠商的主要客戶是否在多個國家，與廠商的訂價能否贏過進行低價競爭的國家等問題。

例如，即使台灣廠商的生產製造能力可以贏過中國紅色供應鏈，但是，若價格競爭力不足，則台灣廠商有意願分散市場也做不到。因此，只有生產製造能力較無可取代的廠商可以將產品出口至願付價格最高的國家，例如，美國。這也是為何我們都知道應該分散市場，但是，最後出口市場會愈來愈集中到美國的重要原因。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分散市場固然可以降低風險，但是，不應該為了分散市場而分散，進而忽略風險。以中國為例，中國面臨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國政府也承認的經濟問題，因此，雖然許多已開發國家的領導人訪問中國，期待中國開放市場，但是，中國開放市場的效果大不如前，是不爭的事實。此時，若這些先進國家對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對其經濟的傷害，是否可以勝過其對中出口利益的增加，不無疑問。因此，分散市場看似可以分散風險，但是，若新增的出口市場風險較原來市場高，則分散市場就會變成增加曝險，讓自己國家的經濟更無法「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