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對黎智英案高聲譴責 卻對宏福苑大火集體失聲

黎智英案宣判後，從保安局到教育局，到每一名新立法會議員，甚至與案件本質並無直接職能關聯的消防處、醫管局，各大部門「總動員」如響斯應，發出的譴責聲明鋪天蓋地，措辭之強硬、聲勢之浩大，猶如一場精心排練的政治合唱，跨部門的「幫港出聲」，譴責黎智英，在政治定性上展現絕對的忠誠與統一，確保官方敘事佔據輿論的絕對高地。

然而，當鏡頭轉向宏福苑那場奪去百多條人命的五級大火時，這套原本亢奮的宣傳機器卻突然「死機」。面對這場涉及承建商責任、建築監管漏洞以及政府部門嚴重失職的世紀慘劇，同一個政府，展現出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面孔。沒有了「必須嚴厲譴責」的義正詞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標準化的官僚術語：「跟進調查」、「按機制處理」、「支持委員會工作」、「耐心等候報告」。在涉及百餘家庭破碎、百餘條人命消逝的巨大悲劇面前，政府的語言蒼白、機械且冷血。高度「道德化」與「政治化」的表態競賽在真正的人命前卻是如此強烈又殘酷的反差，在當下的管治邏輯中，政府部門的職能邊界模糊，政治安全高於生命安全，權力凌駕市民。

在一個健康的民主法治社會，面對重大傷亡，政府的首要反應應當是道歉、問責與撫恤，因為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社會的長期健康，特別是保護那些在災難中無力自救的弱勢群體。即使回顧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尚有「罪己詔」的傳統。每逢天災人禍，朝廷往往會下詔責躬，以示對蒼生的愧疚與負責。但在現代官僚體系的異化下，在今日之香港，這套邏輯被徹底顛倒。竟然比封建威權更漠視蒼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源自權力傲慢的「防禦機制」。

政治審判必須高調定性，以震懾異己，而民生災難則必須低調降溫，以防「遞刀子」、「招人口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將「譴責」聲量置於異見之上，以鞏固自身權力，卻對弱勢群體的呼救視而不見的政權。宏福苑大火發生至今已近兩個半月，起火成因諱莫如深，責任歸屬左閃右避。記者會上官員面對質問顧左右而言他，甚至荒謬地將公眾對火災真相的追問上綱上線為「危害國家安全」。至今已有三人因相關言論被控煽動，僅僅是公開要求回應「四大訴求」的中大學生，竟遭校方勒令退學。

與此同時，作為社會良知最後防線的新聞界，在黎智英案上亦遭到了毀滅性的噤聲。記協、外國記者會，乃至親中的報業公會、新聞聯，在判決後竟集體陷入了死一般的沈默。英國《衛報》引述記協主席鄭嘉如的無奈回應，直言在當前環境下已無法暢所欲言。回想去年底，記協僅因對黎智英案表示「極度遺憾」，便遭港府點名「強烈譴責」，指控其「誤導公眾、為其洗白」。據悉，多個新聞組織高層早被施壓，被要求在特定議題上保持緘默。

當追問災難真相被視為煽動，當新聞自由被權力勒令收聲，這套制度已經不再是為了服務市民、保障生命而存在。它已經異化為一個純粹的權力自我保衛機制。在這個機制裡，部門可以跨界表忠，卻不能跨界問責；官員可以對判詞倒背如流，卻對死傷數字麻木不仁。

這完全是對生命本質的蔑視。當一個政權可以為了政治正確而大張旗鼓，卻為了掩蓋失職而草菅人命，這套制度不僅扭曲，更已在道德上徹底破產。(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