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石原詩歌研究的四個角度

自1978年曾在西伯利亞抑留11年的詩人內村剛介發表《石原吉郎論》以來，石原詩歌研究已經出現多種版本，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

1 從西伯利亞抑留體驗，如多田茂治的《內在的西伯利亞抑留》；落合東朗的《石原吉郎的西伯利亞》等。

2從基督教的角度。如木村閒子的《聖母瑪利亞的奇跡-引導石原吉郎》

3.從戰後日本社會的角度，如多田茂治的《石原吉郎的昭和之旅》

4從詩歌的角度，如柴崎聰的《石原吉郎 詩文學的核心》，勢古浩爾的《石原吉郎-寂滅之人》、細見和之的《石原吉郎-西伯利亞抑留詩人的生和死》。

5與1948年自溺於塞納·馬恩河的保羅·策蘭的《死亡格賦》相比，石原的毫不遜色。如富岡悅子的《保羅·策蘭與石原吉郎》。

石原的作品與兩位猶太裔納粹集中營囚犯經歷相比的話，維克多·弗蘭克的《活出意義來》（另一譯名《儘管如此，仍然對生命說是》）進行比較，但弗蘭克的主要觀點是存在主義思想在現實中的積極意義，強大而感人的例證。即「為何不自殺」的意義療法；石原筆下對於抑留的體驗幾乎全部都是消極意義的。

石原的西伯利亞體驗作品更接近意大利化學家、小說家普里莫·萊維的《如果這是一個人》。1987年身患憂鬱症的普里莫·萊維從三樓陽台墜地身亡。沒有留下任何遺言，驗屍官認為死於自殺。同樣是奧斯維辛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塞爾說，「四十年後，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好友鹿野自1953年回國後在新瀉的一家診療所當藥劑師，但8年的西伯利亞苦役生活極大地摧殘了他的身體，1955年因心臟麻痺突然離世，這件事，極大地打擊了石原。自60年代後葉，石原開始撰寫了一系列西伯利亞抑留體驗作品。

而石原的作品群中，讀者只能看見鹿野這一人物的塑造上是正面的。如評論家絓秀實讀出一種與「作為浪漫主義反抗動力之疏遠-表現概念」相去甚遠的、獨特的「疏離」人的具現化，山城睦實則讀出鹿野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潛在的可能性，而中島一夫則在鹿野身上發現了對「平均化」這一狀態的積極承擔。

（五）石原作品為何在全共鬥學生中人氣高漲-在「被害」與「加害」的縫隙間

石原的作品，尤其是隨筆，從60年代後半葉一直到他離世前的70年代，在全共鬥學生中人氣高漲，掀起一陣「石原熱」，崇拜者甚至衝進他的職場表示敬意，其原因乃因其作品群與同時代思潮的連動性。

1969年石原在《現代詩手帖》2月號發表《在未被確認的死亡之中之後、《思想的科學》上連發兩篇（3月號）《從某種（共生）的經驗出發》、《論（悲觀主義者的勇氣）》（1970年4月號，以下簡稱《悲觀主義者》，請注意這是石原返歸後15年方才寫出的作品），這三篇隨筆透過對鹿野的回憶加以展開-鹿野在抑留期間因其特異的言行而與其他囚犯隔絕-藉以思考「加害」與「被害」之間的關係性。此篇隨筆亦被石原本人定位為其隨筆群中的代表作。

尤其值得關注的，乃是《思想的科學》這一刊載媒體的本身。思想雜誌《思想的科學》創刊於1946年，由鶴見俊輔、丸山真男、都留重人、武田清子等人共同創辦，其後歷經停刊與出版社更替而得以延續，至1970年時已進入第五次發行階段。安田常雄概括這一階段的三個特徵為，其一，女性與性的主體化；其二：積極投入同時代的諸運動與諸思想，其三：自安保鬥爭以來的市民主義思想的具體化。在與當時反公害的居民運動相互連動的市民主義實驗中，可以確認這一條潛在的思想意識之第六，即從鶴見俊輔的《從根本出發的民主主義》，貫穿至特集《根的思想》，尤其是石原的《悲觀主義者的勇氣》，那種試圖深掘「回望國家之我」的根基之思考方向。

《思想的科學》宗旨-市民主義立場下批判國家脈絡，而石原的這篇隨筆的發表，與當時日本社會開始重新審視戰爭之被害與加害這一動向相互連動：你或許是被害者，但同時也是加害者，作為加害者，必須進行自我否定。

《悲觀主義者的勇氣》中鹿野的描寫方式最能呈現這一思想。

其中一則關鍵情節，是關於鹿野在集中營內往返作業現場時所採取的態度。

囚犯們被迫編成五列隊伍行進。位於外側列的囚犯較易在冰雪地失足滑倒，遭到蘇軍的射殺。因此，囚犯們都試圖將他人推往外側列，自己則設法站如相對安全的中央三列之中。然而，正是這樣的情境下，唯有鹿野主動站選擇站到外側列中。

敘述者正是從鹿野的行為態度中，看出了對「加害」與「被害」的根源性重新提問，並認為鹿野正是透過明確地將自身與「加害」-「被害」-這一集體性思考方式相隔絕，從而獲得了作為「悲觀主義者」清楚的意識與精神上的自立。最後，敘事者提出斷定性的命題，即「人，始終是從加害者中誕生的」。當人立身於加害的場域時，反而更接近於孤獨與疏離的位置。

實際上，早在石原的《致至親的書信》中，就觸及加害與被害的問題。這封斷親的決絕宣言文本曾如此表述：

人類往往對被害表現出驚人的敏感，然而對加害卻顯得異常麻木。

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只是單方面的被害者；在作為被害者的同時，也始終暴露於隨時可能轉化為加害者的危險之中。正是在這樣的危險之內，倘若仍欲不失去人與人之間深層連帶的可能性（那終究仍僅僅是可能性，甚至或許將永遠停留在可能性之中），那麼，人就必須從各種條件性的，形式性的結合之中暫時抽身而出，嚴肅地返回自身的孤獨之中，並在各自的孤獨之內重新建構自身。

細見和之曾指出《致至親的書信》，「構成了對戰後日本社會及其代表-親族-的無限告發」，而從這些引用文中所浮現的，正是那種將親族作為「加害者」告發的石原的態度。

在關於西伯利亞抑留的最初一篇隨筆《在未被確認的死亡之中》，石原寫道：

當人無法在被害之中最終實現自立，而僅僅作為一個集團而存在時，那麼即便在死亡之中，也將無法自立，而仍舊只是作為集團而存在。當在死亡中，僅僅作為一個數字時，這本身就是最大的絕望。人在死亡中，必須被一個一個地直呼其名。

但被害者的自我認識，僅僅限於集團中，人便無法再死亡之際，以獨立的個體身份去經歷死亡。為了從這種絕望中破繭，唯有逐一確認每一位死亡者之名。因此，人對死亡的認知方式，對被害中被具體化了狀態，勝者能否加以抵抗，應該成為討論的焦點。

由此可見，對於「被害」與「加害」的問題，在《悲觀主義者的勇氣》之前的文本中，石原已有片段性的敘述，乃是其終生思考的主題。

但在《悲觀主義者的勇氣》中，作為「加害者」的認識被積極地表述為應由自我承擔的維度，同時也是生者直面現實的一種手段。

小熊英二曾指出日本戰後社運的三個特徵：強烈追求絕對性和平取向；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強大的道德主義。

60年代，悲慘的戰爭剛剛過去二十年，由「自由人」組成的全共鬥「自我否定」、「大學解體」等標配口號深入人心，反戰運動以及亞洲戰爭責任問題也在70年代初被討論，對在日朝鮮人問題，在日華僑問題沖繩問題，認為他們存在於日本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產物，關注國內少數弱勢群體問題，都以社運方式呈現出來。提出「我們內在的大學」、「我們內在的越南」、「我們內在的沖繩」這樣被「新左翼」視為自我否定對象的邏輯。

1966年「越平連」代表小田實的反戰論指出，此前包括反水爆在內的和平運動未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於過渡依賴受害者經驗本身。

1969年是日本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運動的關鍵轉折點，以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為代表的激進抗爭，在1969年初達到高潮，隨後警方強力鎮壓和政府通過《大學運營臨時措施法》而迅速瓦解，學生運動從高潮轉入疏離、衰退乃至分裂，走向孤立和內訌，失去民眾基礎，失去法律和輿論的支持，最終在70年代初而消逝。

1970年《思想的科學》4月號的《編輯前記》中對「自我否定的邏輯」，乃基於1965年以後的反越戰和平運動：在新帝國主義的結構中，被納入其中的作為日本人的自己，認識到自己作為加害者，從自我批判出發，邁向變革的時間。這種思考方式，一直被繼承下來，乃至全共鬥運動末期。

1970年4月號中，石原的《悲觀主義》與描寫「越平連」對美軍逃兵的支援。越南解放戰爭、黑人解放鬥爭、勞動組合運動、廣島與沖繩等各種鬥爭現場的隨筆並列，在《根的思想》這一主題設定之下，以西伯利亞抑留歸還者身份而被閱讀的作家詩人石原，從自身遭受的國家暴力的經驗出發，被寄予了獨特的思想期待。

在《悲觀主義者的勇氣》中，「我」將鹿野的行動導致的「疏離」，稱為「唯一的一位，最終抵達的勇氣的證明」。「而這樣的勇氣，究竟拯救了不特定多數中的什麼呢？我認為，它什麼也沒有拯救。他的勇氣所拯救的，只是他一個人位置的明確性，而唯有這種明確性，才是一切自立的保證，也幾乎構成了悲觀主義的全部內容。除了孤單者作為孤單者拯救器自身的位置之外，我無法想象還有更大的祝福」。

森田和磨總結《悲觀主義者勇氣》刊載於《思想的科學》1970年4月號，即全共鬥運動退潮之後意義在於：它是一篇以西伯利亞集中營的親身經驗為基礎，對「被害」與「加害」這一時代的重要概念進行根源性重新追問的隨筆。而全共鬥中的「自我否定」，原本是一套透過自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性，與國家暴力以及支撐體系-包括大學制度在內-相對抗而被編織出籠的倫理。

這就是石原的隨筆與其同時代關於「加害」與「被害」言說的連動性。

1974年「東亞反日武裝抗日陣線」爆破三菱重工總公司大樓事件死傷多人。其思想根源在於青年人自以為的「樸素的正義」：日本既是戰爭的被害者，更是加害者，曾武裝侵略亞洲各國，淪陷其成為殖民地，戰後又通過經濟殖民，繼續壓榨與剝削，大公司都是帝國主義的幫兇。

1977年，石原離世的這一年，日本赤軍因「達卡日本航空劫機事件」，挾持日本政府交贖金及釋放獄中「同志」，日本政府出於「人命重於地球」的人道原則，採取超法規措施，妥協忍讓，人質全部獲釋。

世人思考，日本政府究竟是人命關天第一，還是法理治國為本？

日本赤軍，加害於無辜的生命，究竟是「世界革命」，還是殺人越貨？

石原離世近五十年，重讀其作品，仿佛在以極限的尺度丈量「被害」與「加害」間孤獨的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