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越半個世紀的畢業典禮

   2019年10月，神戶大學舉行了一場特別的畢業典禮-172名畢業生全是半銀髮老人，這場跨越整整半個世紀的畢業典禮，是對1969年火紅年代的「全共鬥」運動高潮期被迫中止的畢業典禮的贖償。

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紳士淑女們，如今大多從高中的教頭、大學教授或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職位上退休，他（她）們通常被認為是廣義上的「團塊世代」（約出生在1940年代後期至1950年代初期），這代人受益於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屬於年金制度紅利「少繳多得」的受益者，幾乎都過著兒孫繞膝，安逸平穩、散步健身與個人興趣的養老生活。

「團塊世代」並無直接的戰爭體驗，他們的啟蒙老師的口頭禪是「不再把孩子送上戰場」，在絕對和平主義教育下成長。在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但四年制大學升學率仍僅約10%-15%的左右，他們過三關、斬五將，通過激烈的考試地獄，跨入孕育知識精英階層的國立大學。但此時日本的學運·社運方興未艾，學生們對「帝國主義」式的學校管理、「工廠流水線式粗糙」的教育質量以及學費上漲不滿，加之冷戰背景下的全球左翼抗爭運動、反越戰、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和「世界革命」的影響，「團塊世代」中部分學生高呼「自我否定」與「大學解體」口號，戴著「全共鬥」、「革馬派」、「中核派」「崩得派」以及各種小山頭林立的組織不同顏色的頭盔，手持武鬥棒，白毛巾覆面，在大學正門以及校園內到是處塗紅漆的“ゲバ字（Geba-ji）那是一種日本新左翼運動中的特殊字體，具有視角衝擊力，來源於德語Gewalt（暴力），這種字體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對抗性，校內外到處設置「打倒」、「砍下」「炮轟」、「消滅」字樣殺氣騰騰的戰爭語言的「立看板」。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學生門用拆下的課桌、門窗等設置路障（「全共鬥」之後，日本的大學課桌等被牢牢固定），封鎖校園正門以及建築物，罷課、罷考，敢把一切權威拉下馬，要求與校方進行「大眾團交」。

神大六甲台前，水島鐵也校長（神大前身，舊制神戶高等商校第一代校長）以及前身的舊制神戶商大第一代校長的銅像都遭到破壞。

1969年，日本政府通過《有關大學體制管理的暫行措施法》，授權警方驅散示威學生。校方請警方機動隊進校解除「校園紛爭」，此時，神大已經被造反學生封鎖了整整八個月之久。

在這群老畢業生中，缺了北田先生。

他早在1998年病逝。筆者曾在《春天的超度-紀念一個人和一個時代》裡寫過他。

（二）毛澤東的日本乾兒子

北田先生是我留日期曾教過的一位學中文的日本人。

1996年12月17日，日本德仁天皇生日，秘魯一支叫做“Tupac Amaru”(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信仰馬列主義的極左武裝組織，襲擊了日本駐秘魯大使官邸，挾持數百名外交官、政府官員和商人，製造了震驚世界的「日本大使館人質危機」。消息傳到日本的那天，班上一片嘩然。有人指責這支游擊隊是赤色綁匪，地痞暴恐，是「淺間山莊事件」的秘魯擴大版。

只有北田甕聲甕氣：

「游擊隊幫我們打倒天皇。」

「如果秘魯人民不起來推翻藤森傀儡政府，遲早要成為日本的新殖民地」。

後來我開始注意起這位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小個子怪老人。

一天下課後我們同行。天冷，他死活卻不肯進「星巴克」，說「星巴克」是「美帝」文化和經濟擴張的霸權主義象徵。我只好從「自販機」中敲出兩罐熱咖啡坐在站台的椅子上哈白氣、吹北風。

北田告訴我，他曾是日本的「紅衛兵」。

我九十年代留日時，日本的地鐵、派出所到處都張貼著通緝「日本赤軍」以及「東亞反日武裝戰線」逃亡嫌疑犯的告示。

我查了60年代的《參考消息》，將《毛澤東思想影響深遠而無往不勝-美報驚呼「紅色叛亂」震撼拉丁美洲》、《世界上誰想幹革命誰就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秘魯大學生帶著毛澤東思想上山》等幾篇文章複印給北田。

獨身的北田住在一間簡陋的小公寓裡，毛肖像置放在書房的鏡框裡。書架上有河上肇、吉本隆明、埃德加·斯諾、格瓦拉、毛澤東的書，還有《暴風驟雨》、《歐陽海之歌》、《半夜雞叫》等紅色革命經典，都是日文版，書裡夾滿了小紙條與鉛筆劃的點和線。

「毛澤東的話，在我們大學生中自然受到喜愛。一是因為造反理論比治國理論更能吸引不安分的年輕人，另一個原因是毛的學說比正統的馬列主義學說通俗易懂，不需要長時間地呆在圖書館裡，三是因為他是東洋巨人」。

他在榻榻米上攤開報紙，「秘魯共產黨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背叛了革命。游擊隊幫助農民收復失地，使得窮人翻身，走向社會革命。他們運用毛澤東思想作為理論武器和戰略戰術-即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打土豪，分田地。他們就是昨天的我們。」

北田說到「他們」和「我們」時，摘下眼鏡，擦了擦渾濁的眼角。

我問他是不是「赤軍派」，他搖搖頭，「我是毛澤東的乾兒子，更想得到父愛」。

接著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個木盒，裡面有一層層裹著絲絨的抽屜，每一層絲絨上都憋著不同質地的毛像章：水晶石的、玻璃的、塑料的、陶瓷的、金屬的。

「這兒的五朵葵花表示亞非拉美歐。毛澤東是五大洲被壓迫人民的紅太陽」；

「七朵葵花表示當時中國七億人民都熱愛毛澤東」。

他還收藏了幾枚紅衛兵袖章和一些紅衛兵小報。我問他從哪兒搞到這些文革遺物，他說，當時的日本人從電視上看到了毛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毛語錄》日文版很快在日本暢銷。

「紅寶書大小尺寸很文庫版，還有小口袋，可以裝月票，零錢，而且成為學中文的教科書，《東方紅》等紅歌的日文版朗朗上口，旋律很演歌」。

我翻開北田的「紅寶書」，由中國外文出版社發行，出版地點是河北省。扉頁上印著毛肖像，還有卷頭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許多處有北田的圈圈點點。但副主席林彪的題詞的那頁有被撕去的痕跡。

北田的毛像章是參加訪華日本青年團體的「齊了會」的同學帶給他的。到1972年中日建交為止，大約有785名日本青年分批經由香港北上，在中國大陸進行三週的旅行。文革期間，周恩來指示，外交和旅遊就是宣傳毛思想和中國革命，因此，外國青年到中國參觀，白吃白喝白拿，這些外國青年比參觀起故宮、博物館，更願意參觀「人民公社」，見習批鬥會，參加群眾遊行，實地考察中國青年如何「活學活用」毛思想。

北田有十幾本學毛著的心得筆記，紙張都泛黃了。徵得他同意，我翻開筆記本，裡面有用俳句、短歌以及模仿過激行動派詩人谷川雁用現代自由詩體寫成的對毛的讚歌-谷川雁曾參加60年代九州的煤礦工人運動，嚮往毛的東洋式「村莊」，其詩歌《同志毛》風靡一世，其思想成為學運的支柱。

北田將下面這段中文抄得工工整整：

「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

「應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各位朋友之命，書贈日本工人朋友們。」

毛於1962年寫的這段題詞，直到六年後的1968年元旦才公開手跡，中國還印製過郵票，但不知什麼原因，這枚郵票並未公開發行。隨後，題詞的日文版發表，頓時成為日本毛派的尚方寶劍。

北田向北京的新華書店直接購讀毛著，學習原汁原味的語言和思想。並打算「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響應毛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回到九州老家，動員父母將很少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但日本早在戰後在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指導下實行了土地改革，90%以上的農民都擁有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地主階級早已被消滅了。

北田重重的一拳擊在棉花上。

他與「萬惡的家庭」徹底決裂之後，就棄學了。

此時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是組織了幾名志同道合的同學奔赴三裡塚。這個地方當時反對修建新國際空港的鬥爭如火如荼。反對者認為，該空港是「為美帝侵略亞洲服務」的。北至北海道，南至沖繩的全日本反叛青年，「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被毛思想鼓舞的北田們，讀《老三篇》，自費油印小報，與三裡塚的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為他們的座右銘。在這裡，北田認識了日本的「邢燕子」，並和這位立志紮根農村的女孩子結為革命戀人。

第二件事是聲援「造反教官」松下昇（1936-1996）。

松下早在東京大學讀書期間就參加「共產主義同盟」，1960年與樺美智子們一道參加「六·一五」衝擊國會的鬥爭。研究院畢業後進入神戶大學教養學部任教。1965年至1966年，在吉本隆明主辦的刊物《試行》上發表連載《六甲》，呼籲「隨著不安在這個世界的深化，唯有告發、唯有佔領，唯有成為與之相關的原告團」。

在轟轟烈烈的「全共鬥」學運中，松下發表《對局勢的發言》，批判校方當局，並呼籲解體大學，力挺反叛學生，以身作則，罷教授會、罷課-在黑板上噴油漆-「不寫被消失的文字」；罷考-安分守己的學生參加考試，給零分。由於缺勤太多，亂塗標語，1970年校方懲戒松下「免職處分」。但他拒不交出研究室，

被趕出研究室後，松下就在校園內生火。吆喝賣章魚團子，以示抗議，成為「全共鬥」低潮期的一道「亮景」。

大學被學生封鎖後，北田積極參加松下在校外舉辦「自主講座」，分發傳單；松下被法院起訴多件肇事，甚至包括京都大學都起訴他與學生非法佔有資料室，在起訴過程中的暴力行為等。北田參加了維護松下權益的後援會活動，幾乎每次都坐在旁聽席上，懷裡揣著兩張白紙黑字橫幅，一張是「祝審判勝利」，另一張是「抗議不公正審判」。一結束就衝到法院外面高高舉起。但幾十年來，北田打出的橫幅只有後者，直到松下去世。

「『那之後』，松下成為一位詩人，印有《六甲》、《包圍》等詩文集」。北田補充道。

北田自己因參加三里塚鬥爭，也被警察記了一筆賬。

比北田走得更遠的日本紅衛兵，信奉毛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理論，試圖用革命的手段將舊世界砸個稀巴爛，自製火藥，用打劫來的獵槍武裝自己。朝警察署扔擲土法火焰瓶。還有一些「紅衛兵」試圖衝擊美國使館，彈弓、糞便都成了打擊「美帝」的武器，連撒尿都要衝著美國使館的方向。激進者甚至準備一鍋端掉日本首相官邸。

有些人發誓要解放全人類。

赤軍國際部甚至派人去了古巴，那裡有崇拜的世界革命家切·格瓦拉，打算實地實戰學習他向世界傳播革命火種的理論與精神。但是古巴卻沒把來自地球另一半的日本熱血青年當回事，連哄帶騙給打發回去。

還有些人去了中國學習遊擊戰術-當時中共正在秘密訓練第三世界的反政府武裝組織。還有人劫持飛機去了北韓-那裡，「主體思想」的金日成建立一個「日本人村」，把他們圈養起來，不讓他們搞世界革命。

京大學生奧平剛士、安田安之與鹿兒島大學學生岡本公三，則不遠萬里跑到黎巴嫩去支援巴勒斯坦人民鬥爭，在接受軍事訓練之後，製造了震撼世界的突襲「特拉維夫空港」事件。

活下來的岡本一句「我們是日本赤軍，革命自有後來人」，讓「日本赤軍」成為西方世界聞風喪膽的暴恐組織的代名詞。

1968年，日本共產黨左派大塚有章在寶塚市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學院」，北田又成為學習積極分子。在70年代安保鬥爭以及「粉碎台灣在大阪萬國博覽會」自稱「中國館」的鬥爭中，在反日本「經濟殖民東南亞」的鬥爭中，北田都走在隊伍的前列。

日本在就職方面並沒有對造反派紅衛兵特別歧視，當時的大學生和準大學生都是「金蛋蛋」，還沒畢業就被企業搶「買青田」。但北田被好幾家公司客客氣氣地「請走」了。因為他缺勤，又試圖成立工會，開展勞資運動。但70年代「淺間山莊事件」以及革命隊伍中內部肅清殺人曝光，日本赤軍在海外當綁匪、劫持民航飛機傷害無辜平民，脅迫日本政府釋放的獄中罪犯名單中竟然包括殺人越貨之徒；這使得日本社會已經對「革命」徹底離心離德，加之經濟高速發展，人們只熱衷於享樂當下的物質生活。

（三）毛思想融入筋骨血脈

       但北田對毛的熱愛與崇敬卻矢志不移。

1976年毛逝世後，他終於進入中國，瞻仰革命聖地韶山、延安、遵義，上了井岡山黃洋界，憑吊他心中偉人的歷史功績。

北田的戀人也曾試圖偷渡去中國（她也早被警方盯梢），被海上保安截獲。

   我告訴北田，我同學的岳母歷經千難萬險偷渡成功，但一爬上中國海岸，就被民兵捉拿，當做日本特務審訊逼供，耳朵眼、鼻孔、肛門、陰道都被細細搜查過。最後，共產黨表面相信她的赤子之心。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每次都被整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革命，甚至像洗刷身體內流淌的日本血液的「紅字」一樣，洗刷自己靈魂，大義滅親，檢舉兒子的「反黨」詩歌，但直到死，她的檔案仍有「日本特務嫌疑」，骨灰也未能進八寶山革命公墓。

我問北田的「邢燕子」的下落。「她嫁給了一個外科醫生。現在，恐怕連孫子都大了。聽說寫了很多『全共鬥』短歌，小有名氣。又聽說，她離婚了」。

聊起地球都在發高燒的時代，北田興致勃勃，情緒高光，我卻總是潑他一盆冷水-我們常常發生激烈的爭論。

我告訴他「三面紅旗」下餓死的幾千萬冤魂、紅衛兵們的無知與暴力瘋狂，文化和文化人如何備受摧殘：我的鄰居-一位十八歲的高中生，在用木柴生爐子取火時，僅僅因為一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被告發，差點丟命；一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抬過毛擔架的老民工，告訴「串聯」的紅衛兵。毛和中央領導人爬雪山、過草地，是躺在擔架上被抬過去的，當場被打斷了兩條腿……。

北田的表情像被酒精泡過。他是否像劉心武小說裡的那個弟弟彭曉雷那樣，將毛像章別進胸脯肉裡呢？我不敢問。不，他似乎已別進了連骨連筋裡的血脈裡。

北田老了。聽見別人控訴毛的種種不是，他不會像年青時那樣衝上去三下五除二了，也不會像美國拳王泰森那樣把毛的頭像紋身在手臂上以藉神力，但他仍是毛的庶子。從1976年到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年裡，每年9月9日，他都要去瞻仰毛紀念堂。他發現紀念堂為了賺錢，工作人員將前面吊唁者剛剛獻的花又拿到小賣部去買，這使得這個日本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他將自己省吃儉用攢下的錢，悄悄地全數寄贈給紀念堂。

   日本人的「犧牲」與儒教文化圈中的「犧牲」不同。日本人是對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的捨命都早有覺悟，與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分不開，但轉向也很快。

在歷史的進程中，曾有人從左向右轉。

比如北一輝。少年即出版旨在批判日本天皇制的《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後被禁。經宮崎滔天的介紹下，加入革命評論社和中國同盟會。他是宋教仁的支持者。宋教仁被暗殺後，他曾被上海日本總領事館禁足中國三年。1916年再度回到上海，他抱著「徹底改變日本」的決心，於1918年發表《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同年接受猶存社的邀請回到日本。他的思想對1936年「昭和維新」的青年軍官「二·二六」政變影響很大，他本人也被軍法會議以思想主導犯起訴，之後被槍決。丸山真男稱北一輝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教祖」。其《支那革命的真相》是一部了解其心路歷程的好書。

又比如曾被稱為「新右翼旗手」的鈴木邦男，作為武鬥右翼，給與新左翼善評，摸索與新左翼、無政府主義者「共鬥」之路，認為只有左、右都有足夠的言論空間，暴恐就會消失，思想歷程從右向左轉，被稱為「披著右翼之皮的左翼」。

戰後的日本，在出版和言論方面自由。有日本赤軍派的「列寧」之稱的鹽見孝也與鈴木邦男曾就「天皇制」、「波茨坦條約」等問題展開過五次論戰。

我和北田曾旁聽過幾所大學的論壇，對「為什麼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當代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與馬列主義過時論」、「新資本主義與新剩餘價值論」等課題，在野的北田，對《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毛的階級分析方法論的熟稔程度，不亞於任何日本的大學的馬克思經濟學專家，他反駁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對印尼的艾地、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波爾佈特、中國的林彪，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北田認為正是這些打著毛旗號的野心家、陰謀家毀壞了毛一世英明。

北田對今天中國的紅色資本主義和霸權主義一直持批評立場-似乎「同志毛」對現狀會氣得從水晶棺材裡爬出來。

但我告訴他，今天的中國大概沒有幾個人會真正願意回到毛時代。

（四）天生的向日葵？變形的甲殼蟲？

        北田的胸膛上大約沒有彭曉雷似的傷痕，也不曾因為被欺騙過、被利用過而發出北島式樣的吶喊-我-不-相-信！他不像那些跟隨世界瘋狂時代而夢醒的人-失望、虛無、憤懣、頹廢，在精神上垮掉了，對曾經火熱青春的載體的中國成了「三猴主義」-假裝不見、不聞、不言。

北田似乎天生是一株向日葵。

但我偶爾會想起多年前他驚鴻一瞥的眼神-一列電車正朝向他風馳疾奔駛來。像卡夫卡的《變形記》中格里高爾·薩姆莎。一早醒來，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殼蟲。

即便北田還在，大概他也不會出現在五十年後華麗的畢業典禮上。

因為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裡死去了，所有人的反應是無一絲悲傷，反而鬆了一口氣，儘管他曾經在外「為了家計奔波，但他似乎早已被大家遠遠地拋在了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