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兩則國際消息值得連結觀察。其一是台灣因主辦國喀麥隆在簽證國籍欄以「台灣，中國一省」列示，導致無法出席世界貿易組織（WTO）第14屆部長會議，成為我國自2001年入會以來首次缺席；其二是美國聯邦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發布報告，指出中國透過資金挹注、人事布局及維和行動參與，擴張其在聯合國體系的影響力，兩者若合併觀察，可見中國近年對國際組織的操作，已從傳統外交壓力，轉向更具結構性的制度影響。

WTO事件背後是中國灰色地帶操作

首先，WTO事件凸顯一個重要轉變，台灣係以「個別關稅領域」身分加入WTO，其法律地位並未改變，但這次卻因主辦國喀麥隆在簽證程序中引入爭議政治性名稱，致使台灣被迫缺席，這顯示國際組織的正式規範與實際運作之間，正出現被政治力量滲透的空間，而中國正擅長操作此一灰色地帶。

其次，從喀麥隆案例可見，中國透過「一帶一路」與「南南合作」所建立的發展夥伴關係，已逐步轉化為多邊場域中的對中支持與制度配合。近年中國在非洲持續擴大基礎建設投資與發展援助計畫，並透過中非合作論壇強化政策連結，使部分國家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議題時，傾向採取與北京一致的立場，此次簽證名稱爭議，即可視為此類雙邊依附關係外溢到對多邊場域的操控。

再者，美國國會報告雖帶有其戰略競爭視角，但其所指出的操作模式，仍具有參考價值。中國不僅增加對聯合國體系的財務貢獻，也積極爭取關鍵職位與參與維和行動，逐步提升其在國際組織內部的影響力，此種置入式策略，使中國得以在多邊場域中安排議程設定、規則詮釋及人事運作，長期塑造有利於中國國家利益的制度環境。

中國倡議多邊主義的戰略邏輯

綜合而言，中國當前所推動的「多邊主義」，並非單純維護既有國際秩序，而是整合主導全球話語權、經濟資源與制度滲透的複合策略，其運作邏輯大致可分為三層：第一步是透過「全球南方」合作議題建立與發展中國家連結的正當性；第二步是以投資、援助與市場連結累積在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影響力；第三步是進一步在國際組織的程序與規範中，逐步嵌入中國的政治立場，要求各國承諾一中原則與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等政治表態，中國最終目標，並非取代多邊體系，而是在國際體系內重塑有利於己的權力結構與話語主導權。

對台灣而言，此一趨勢帶來幾項重要影響。首先是台灣國際參與的風險除了能否參與更多國際組織外，原已入會的國際組織也增加程序性與行政性層面的制度阻擾，例如簽證、名稱、文件用語及議程安排是否被差別對待等；第二，部分與中國關係密切的發展中國家，可能在主辦國角色下，成為影響台灣參與的重要變數；第三，國際組織內部若逐步形成對中國立場的默契與慣例，將使台灣在國際場域中面臨更深層的制度性排擠。

總體而言，當中國透過經濟利益綁定開發中國家並逐步鑲嵌於國際組織的運作之中，國際規則的運作邏輯已悄然轉變，面對中國計畫性的制度滲透與國際統戰作為將可能改變既有國際秩序，台灣如何在此結構性變化中維持國際能見度與行動空間，將成為我國未來對外政策的重要課題。(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