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誰在「寄生」國家？躺平，竟成了謀反？

半個月前，當鄭麗文拋出那句「和平才能躺平」的廣告詞時，或許連她自己都沒想到，這個充滿台式小確幸色彩的詞彙，竟在短短兩週內被中國國安部提升到了「威脅國家復興」的高度。

中國國安部近日正式發文，將「躺平」定調為境外勢力的「認知作戰」，聲稱西方勢力利用算法精準餵食消極情緒，意圖瓦解勞動力根基與民族鬥志。這套邏輯聽來威風凜凜，實則透著一股強弩之末的歷史焦慮。它將一個社會結構性的深層困境，輕巧地嫁禍給虛無縹緲的「境外黑手」，卻絲毫不敢正視那 2.9 億正於「靈活就業」中掙扎的個體，以及回升至 16.9% 的青年失業率。這種將「社會心理」等同於「國安危機」的應對，與其說是在保衛國家，不如說是在複製一場早已破產的歷史悲劇——蘇聯的「社會寄生蟲罪」。

勞動的「神聖」面具下，是奴役的鎖鏈

回望蘇聯，1951 年至 1961 年間，蘇共將「不勞動者不得食」從道德規訓轉化為法律屠刀。只要一個成年人在一年內有四個月不從事「社會有益勞動」的躺平，就可能面臨 2 到 5 年的流放或監禁。這套體系的邏輯很直白：人不是個體，而是國有機器上的螺絲釘，如果不轉動，就是對集體主義的背叛，是「社會寄生蟲」。

當年，法官在審判未來諾貝爾獎得主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時問道：「誰把你歸入詩人行列的？」布羅茨基反問：「誰把我歸入人類的？」

這句反問，至今仍能穿透時空，直刺今日那些試圖定義「正確勞動」的權力者。在蘇聯，你寫詩、畫畫、做學問，只要沒領官方的糧票，你就是寄生蟲；在今日中國，你若是因為捲不動房價、拼不過學歷而選擇低慾望生活，你就是「境外勢力的認知工具」。

當「靈活就業」成為蓄水池，誰才是真正的虛無？

諷刺的是，當局一方面批判「躺平」是虛無主義，另一方面卻高度依賴那 2.9 億的「靈活就業」人口來粉飾失業數據。所謂的「靈活就業」，往往意味著每週工作一小時、隨時被平台算法拋棄的外送員、網約車司機與直播主。

這群人，正是為了不成為「躺平者」而竭盡全力生存的個體，卻隨時可能在政策轉向時，被貼上「消極勞動」或「非法經濟」的標籤，或演算法下被扣薪。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80 年代蘇聯KGB首腦安德洛波夫為了救經濟，大搞「抓閒人運動」，捕快衝進澡堂、電影院清查曠工。結果呢？不僅沒救活計劃經濟，反而讓維克多·崔（Viktor Tsoi）這樣的藝術家必須躲在鍋爐房當正式工，才能在深夜玩搖滾。這種對生活方式的極致壓縮，最終換來的是思想的完全僵化與民心的徹骨冰涼。 

國家的強大，不應建立在公民的絕望之上

將「躺平」政治化，本質上是權力對「個人主義」的極端恐懼。官方認為這挑戰了「集體主義」，但事實上，集體主義的根基若不是建立在個體的自主選擇與勞動尊嚴上，那不過是大型的勞改農場。

目前的中國，面臨 2026 年 1,270 萬畢業生的海嘯，以及「45度人生」（卷不動、又躺不下）的集體無力感，真正引發動盪的從來不是「境外算法」，而是「結構性絕望」。當一個人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翻身時，選擇「躺平」已是他最後的、最消極的抵抗權。

如果一個國家需要透過定罪「不奮鬥」來維持運轉，這本身就是最嚴重的國家安全危機。 蘇聯的崩塌證明了：當法律開始懲罰那些不願做螺絲釘的人時，這台機器就已經離報廢不遠了。今日的執政者若繼續揮舞「認知作戰」的大旗來遮羞，最終只會重演歷史的黑色幽默——在抓捕「寄生蟲」的過程中，耗盡了國家最後的一絲創造力與社會信任。

和平才能躺平？不，自由才能勞動。一個不敢讓公民「躺平」的國家，註定也站不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