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而立／李敏勇從文學形塑台灣認同 回望未完成的民主轉型

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被視為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著名詩人李敏勇在《夢二途》書中重新凝視李登輝與彭明敏這兩位代表性人物，以文學創作回應時代與台灣這座島嶼的認同與情感。回望過去30年的民主化進程，他認為台灣仍未真正形成清晰的國家認同，民主轉型之路仍有未完成的課題。

李敏勇出生在發生「二二八事件」的1947年，不論是1970年代末期台灣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運動，或是後來推動憲政改革的「野百合學運」浪潮，都能看見這位台灣詩人以文學與行動留下的身影。

今年適逢台灣總統直選30週年，李敏勇接受中央廣播電台專訪。他並未從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談起，而是將這段民主化推進歷史回放到戰後台灣的脈絡理解。在他看來，總統直選象徵的是台灣人長期追求民主不可得後的重大突破，但民主制度的建立並不等於國家認同與民主轉型已經完成。

「詩應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

李敏勇表示，二戰後，當時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對「中華民國」抱持著民主自由國家的想像，台灣人也期待一個新的政治體制與自由民主的到來；然而卻迎來以「反共復國」名義展開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

他指出，戒嚴時多用「反共文學」當作國家主要政策，而台灣許多文化工作者多追尋民主自由與人權，當政治壓迫民主與自由，文學就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他說：『(原音)我曾經說過以前1960年代俄羅斯裔被流放美國的布洛斯基，就是1987年諾貝爾獎的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他說「詩應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我覺得我自己是這樣，站在台灣當時戒嚴體制，我們很多都是用反共文學當作為國家政策，但在台灣本地，我們是用追求自由民主化、人權的實現作為文學意義上的追尋，所以在那個時代就是透過文學作品反映，也會透過行動。』

李敏勇表示，這段時期也深遠影響他的創作，他從1970年代開始寫作，作品名稱便反映出戒嚴時代的政治處境，例如他創作的《野生思考》代表的是一種「不符體制的思考」，而《戒嚴風景》則是反映戒嚴統治下的台灣狀況。

除了創作，李敏勇也以行動實際參與民主與人權運動。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他成為台灣人權基金會會員，也參與台灣文藝、台灣筆會等組織，後續親身參與野百合學運。他認為文學工作者必須面對自身責任，也因此，從1970年代到1996年總統直選前後，在李敏勇的文學作品都可看到他對當代政治意見與時代關懷的痕跡。

《夢二途》中的兩條民主道路

李敏勇的文學與詩的創作是對於台灣民主化歷程的時代回應，他也試圖以小說《夢二途》，透過前總統李登輝與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兩位關鍵人物，重新理解台灣民主轉型的歷史路徑。

李敏勇指出，1996年總統直選是台灣民主制度的重要里程碑，當年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李登輝與代表民進黨參選的彭明敏都生於日治時期、接受日本教育，也都曾親歷二戰後與二二八事件，最終卻走上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他形容出身醫師世家的彭明敏帶有浪漫主義與絕對主義色彩，對於中國國民黨體制產生根本性質疑。他在1964年帶頭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台灣自決與制定新憲法，行動最終失敗，也讓他流亡海外。

相較之下，出生於傳統公務員家庭的李登輝在李敏勇眼中則偏向現實主義者，懂得政治運作也理解改革推動的可能性與限制。他形容李登輝不是激進挑戰體制的人，卻是一個願意等待時機成熟才出手的政治人物。

李敏勇表示，若沒有蔣經國過世、李登輝順勢接任總統，後續的憲政改革與總統直選未必能如此展開，從這個角度來看，李登輝確實完成了民主化程序上的重大突破。

李敏勇也認為，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的背後，也包含透過國民黨台灣化，與民進黨共同構成的台灣政黨政治。他說：『(原音)我覺得李登輝他是想辦法要透過中國國民黨的台灣化，去維繫台灣形成的兩黨政治，相對當然是民進黨，那另外一個當然是國民黨。可是中國國民黨轉化台灣國民黨並沒有成功，但我覺得在蔣經國時代，他是唯一國民黨裡面能夠把中國國民黨台灣化的人。』

李登輝留下制度突破 彭明敏留下思想種子

李敏勇分析，李登輝與彭明敏最大的差別是對「台灣獨立」的理解方式不同。

在他眼中，彭明敏代表的是更鮮明的體制外路線，追求的是「絕對的台灣獨立」，也就是台灣作為一個新政治共同體，徹底與中華民國切割，彭明敏所提出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也成為後續台灣走向民主自決的思想種子。

至於李登輝，李敏勇認為他的思維更接近政治現實的國家框架內，也就是後來被概括為「中華民國台灣」的路線，其重點不在國家名稱，而是讓台灣在既有體制下作為一個實質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政治存在，這也使得李登輝與彭明敏最終分別走向兩種不同的民主實踐。

台灣國家認同仍未完全成形 民主轉型仍待面對

回顧總統直選30週年，李敏勇最關切的仍是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

他表示，李登輝雖然實現了總統直選制度，完成了程序上的改革，但台灣的憲政結構與國家認同問題並未真正突破。他直言，台灣至今仍糾葛在中華民國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及台灣自身定位之間，他認為這與國民黨長期專制政權息息相關，讓「中華民國到底是中國的、台灣的，或是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問題仍處於迷惑狀態。

李敏勇指出，現今民進黨政府某種程度延續李登輝「中華民國台灣」的想法，主因是現階段革命性改變的社會條件不足、台灣共同價值觀並未充分形成，加上國際政治現實，致使執政者並未找到一個絕對論。

他認為台灣應該追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既能保有台灣現在的自由民主，也不會讓中國覺得主權受到侵犯。他說：『(原音)台灣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國家才叫做一個國家，能夠保障現在的自由民主？我們應該共同去從文化上來面對這個課題，如果我們真的需要一個不同於中國現階段，國家體制都不一樣、也沒有民主自由的國家，如果我們認為是這樣的話，我們台灣應該追求一個獨立的國家，對中國沒有主權侵犯的意圖，也有想跟中國友好的那種國家的條件。』

1996年民主化 文化反思與認同卻未同步深化

另外，對於民主化後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發展，李敏勇也有另一層觀察。

他指出，小說、詩歌與散文可以幫助理解社會轉型背後的變化。在1970年代到80年代之間，台灣文學曾發展出高度社會意識與批評主義，在鄉土文學論戰也反映出對於台灣土地與生活的關注；而台灣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理論上應有許多文學作品反映民主推進的社會脈動，但這樣的文化力量在總統直選後反而沒有這麼明顯，他認為問題可能在於台灣在民主化後開始進入高度消費社會，經濟發展與生產消費成為最大力量。

因此，在總統直選30週年的今天，李敏勇強調，台灣雖已完成民主制度的重要突破，但國家認同與文化建構的課題仍待面對。(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