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土壤與沉默的空位 從楊双子獲獎到香港展覽的缺席

這幾天，台北的文化圈沉浸在一股難得的振奮裡。台灣作家楊双子的作品《臺灣漫遊錄》（由金翎翻譯成英語版本），贏得了2026年「布克國際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這是台灣文學作品首次斬獲這項國際文學界的最高殊榮。

楊双子在倫敦的頒獎典禮上，說了一段讓無數人動容的話。她說，有人認為藝術文學應該遠離政治，但她堅信「文學無法自外於它所生長的土壤」，因此「文學本質上從未脫離政治」。她直言，台灣文學的百年探問，實際上就是台灣人對自由平等、對「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國家」的百年追求。她說：「能夠以台灣作家的身分站在這裡，是我的驕傲。」

然而，把這則新聞與兩天前「台灣插畫家啾啾妹在香港文創展前夕無預警被取消資格」的消息放在一起讀，筆者心中卻生出一種極其強烈、甚至有些魔幻的對比感。

在台北，創作者可以直白地解構歷史、探討殖民政權與主權問題，並將這些充滿政治與土地思考的作品推向世界舞台，獲得國際的最高肯定；但在海洋另一端的香港，一個僅僅描繪情侶生活、兩性日常的插畫家，卻連踏上展場的機會都被剝奪。

這不禁讓人想要深思：當我們看著這兩極的畫面，在這個時代，創作者出書、做文創，真的都要開始自我審查了嗎？在無形卻沉重的框架下，創作者的「自由意志」究竟還剩下多少？

楊双子的得獎，無疑給了那些高喊「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人們一記溫柔卻響亮的耳光。事實上，文學與藝術從來都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它反映了創作者所處的時代與體制。當一本書在探討人性、探討歷史、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時，它就已經不可避免地觸碰到了政治的本質。

但問題在於，當台灣的創作者可以張開雙臂擁抱這種「無法自外於土壤」的本質時，香港或部分兩岸三地的創作者，卻正面臨著一場關於「生存與意志」的拉扯。

很多時候，大眾會問：「難道真的不能不談政治，只做純粹的藝術嗎？」啾啾妹的事件給了我們最無情的答案——在這個高度敏感的環境裡，不是你想不想談政治，而是「政治會主動來定義你」。當主辦單位為了規避《國安法》的潛在風險，選擇用「原因不明」將境外創作者拒之門外時，這種舉動本身，就已經是一場最徹底的政治展演。

文化學者與社會評論家經常指出，當代創作環境最可怕的不是「明文禁止」，而是「模糊的邊界」。在過去，自由定義意味著創作者可以自由選擇題材；而現在，創作者的自由意志，卻往往被限縮成一種「如何安全地活著」的精準計算。

出書、搞創作真的都要自我審查嗎？很遺憾，從近年的文化觀察來看，這已經不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它已經成為許多創作者生存的「潛意識」。

在一個要求參展商承諾遵守特定法律、且沒有明確違規標準的環境下，自我審查並不是由政府的審查員拿著紅筆一頁一頁去刪改，而是創作者在動筆的那一刻，腦海裡就自動開啟了一個篩選機制。

「這句話會不會被聯想？」「這個角色的衣服顏色有沒有影射？」「我的合作夥伴背景會不會連累整個團隊？」當這些問題成為創作時的背景雜音，自由意志就已經被蠶食鯨吞。創作者原本應該把所有的心力用來探索藝術的邊界、挖掘人性的深度，現在卻必須撥出一大半的精力去學習「風險管理」。

楊双子提到，台灣文學在面對力量懸殊的強權和侵略威脅時，始終相信文學的力量，因為「在思想的世界裡，文學從來沒有放棄堅守自己，也沒有放棄與他人對話。」這段話非常美，但它能成立的前提，是那個社會還容許「對話」的存在。

如果一個環境連對話的舞台都直接拆除，創作者的堅守，往往就必須轉入地下，或者化為一種更隱晦、更沉重的沉默。

那麼，在這樣一個時代，自由意志真的徹底消失了嗎？

如果我們悲觀地看，當體制的力量強大到可以輕易抹去一個擁有54萬粉絲的創作者的參展機會，自由意志在龐大的國家機器與資本主辦方眼中，確實微不足道。創作者如果想要進入某些市場、參與某些主流展覽，就必須交出一部份的自我，去換取那張入場券。

但如果我們稍微抱持一點樂觀，自由意志其實並沒有死，它只是改變了存在的形態。

正如許多觀察港台文化互動的評論家所言，當主流展覽的空間收窄，創作者的意志反而會開闢出新的路徑。有人選擇離開，來到像台灣這樣容許多元聲音的土地上，繼續自由地呼吸與創作；有人選擇留下來，在夾縫中利用比喻、反諷、或是更抽離的符號，去記錄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這種在體制壓迫下依然不願完全順從的掙扎，本身就是自由意志最頑強的體現。

看著這兩則對比鮮明的新聞，筆者坐在台北的角落，心中五味雜陳。

台灣文學在國際上拿了獎，證明了當一株植物在自由的土壤裡扎根、吸收到毫無禁忌的養分時，它可以開出多麼驚艷世界的話朵。而香港文創展上的那一個空位，則像是一個無聲的警示，提醒著我們：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當一座城市開始習慣用「原因不明」來應對不確定性，那裡的創作自由與意志，就正在一點一滴地，隨著那些被迫缺席的創作者一起，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