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治及興  香港的沉默代價

在官方敘事中，「由治及興」標誌著香港從動盪回歸穩定，並正邁向繁榮的新階段。然而，對於長期生活於此的市民而言，這四個字所帶來的現實，卻是一個日益陌生的香港。這種陌生感並非源於硬體建設的改變，而是源於城市運作邏輯的根本性質變：從一個強調「權力制衡與問責」的公民社會，轉向一個以「政治安全與行政主導」為核心的管治體系。

在過往的香港，政府的合法性很大程度建立在專業主義與問責精神之上。無論是 2003 年的 SARS 疫情還是後來的重大公共事故，官員下台或公開致歉被視為維護制度信譽的必要代價。

然而，在「由治及興」的邏輯下，穩定被視為最高原則。重大民生災難，例如宏福苑大火，展現出的官僚冷漠，實際上是這種新政治生態的縮影。當「不犯錯」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當「政治立場正確」成為官員最核心的考核指標時，問責制便逐漸演變為「避險制」。官員們在聽證會上表現出的安然自若，背後隱含著一種新的官場默契：只要在國家安全與大局穩定上不出錯，地方性的行政失誤已不再是動搖官位的致命傷。這種轉變，直接導致了政府與市民之間契約關係的斷裂。

「由治及興」政策對香港最深刻的影響，在於民間監督力量的集體瓦解。過去，香港擁有充滿活力的工會、專業團體例如教協、大律師公會等及獨立媒體，它們充當著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緩衝帶與壓力閥。

隨著這些組織的解散或轉型，香港進入了一個「安靜」的時代。但這種安靜並不等同於信任。根據多項民調與社會觀察，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並未因社會秩序的恢復而同步回升。相反，當基層組織者因各種名目捲入法律訴訟，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寒蟬效應。市民選擇以「軟對抗」或「集體沉默」來應對政策，這種缺乏反饋機制的管治，使得政府在推行如垃圾徵費、簡約公屋等民生政策時，頻頻遭遇預料之外的阻力，反映出管治團隊與真實民意之間的嚴重脫節。

在國際層面，「由治及興」伴隨著《基本法》23條立法等安全措施的完成。雖然政府強調這能為營商環境提供穩定性，但國際商界與外資公司的解讀卻更為複雜。

首先是法律預測性的改變，過去不少國際公司信任香港，是因為其普通法體系的獨立性與可預測性。現在，隨著法律解釋權的移動以及「國家安全」範疇的擴大，外資對數據安全、合規風險的擔憂顯著增加。

再來是人才與總部的流失。近年來，多家跨國公司將亞太總部遷往新加坡，這不僅是稅務考量，更是對香港「內地化」趨勢的對沖。人才流失不僅限於本地專業人士，更包括了對香港國際化氛圍感到失望的外籍專才。

第三則是品牌價值的轉向。現在的香港正從「進入中國的門戶」轉變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雖然政府積極推動大灣區融合以尋求「興」的動力，但這同時也削弱了香港作為獨立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性。

然而，香港政府為了體現「興」，近年大力推動「香港夜繽紛」、大型盛事經濟以及各類地標工程。可是，這些由上而下的「繁榮」往往流於表面，難以掩蓋本地消費力疲弱、店鋪結業潮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現實。

對於普通市民而言，他們熟悉的香港是一個充滿競爭力、講求效率且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現在的香港，雖然街道依舊繁忙，但社會流動性減弱，言論空間收窄，連對一場奪命火災的追責都顯得如此艱難。這種「由治及興」帶來的秩序，是以犧牲社會多元性與行政透明度為代價換取的。

「由治及興」下的香港，正處於一種「高壓穩定」的新常態中。政府贏得了秩序，卻正在失去市民的內心認同；贏得了行政主導的效率，卻失去了國際社會對其獨特性的長期信任。

宏福苑的火災、江祥發的噤聲、外資的撤離，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當一個城市只剩下「生存與秩序」，而失去了「公義與活力」時，它就不再是那個令香港人感到自豪的家園。這個新香港，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個需要重新學習如何相處、甚至需要重新定義「歸屬感」的陌生之地。(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