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責任」的道德選擇：紀念思想家章太炎逝世百年

文人報國 東西皆然

最近，法國政府在巴黎先賢祠舉行莊嚴儀式，將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安葬於此，以紀念他作為年鑑學派奠基人之一，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與抵抗運動、最終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英勇犧牲的一生。布洛赫的學術貢獻在於，他把歷史研究從帝王將相的敘事中解放出來，轉向社會角落、普通人的心情與更具體的歷史邏輯。而他作為知識分子，在國家危亡之際，沒有躲避在書齋中，而是選擇走向戰場與地下抵抗，把學術與行動統一為對自由與國家的承擔。

布洛克的生命軌跡，回答了一個古老問題：知識分子如何承擔改變世界的責任？當他在佔領時期的法國走下講台，進入地下組織時，他已經不再只是歷史的研究者，而成為浪漫歷史的一部分。他被捕、受刑、犧牲，但他留下的《為歷史學辯護》、《奇怪的戰敗》等作品，卻始終提醒我們，歷史永遠屬於那些在困境中不放棄理想的人。

東方的近代中國，也有這樣的知識分子。2026年6月14日，是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逝世一百週年。後世之所以稱他是國學大師，是因為他精通古漢語，懂得中醫，又對佛學造詣頗高。回看他的著作，他的身影依然清晰。章太炎在清末民初不僅是經學大師，更是革命巨搫和思想家。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客居台灣剝皮寮的日子裡，他記述了自己對台灣文化的想像、期待以及文化再造的思考。

他參與組織光復會，投身反清革命浪潮，發明了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以文字與行動推動共和理念的形成。他在近代中國政治最混亂的年代，特別是各路軍閥、派閥混戰時期，始終堅持著一種極為可貴的立場：國家的正當性不在血統和權力，而在人民與歷史的正義。他在上海租界用《蘇報》傳遞革命火種，因此坐牢。他在日本成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是孫中山最重要的戰友之一。

 在時代洪流中冷靜思索

然而他未止步於革命的激情。在民國成立之後，他轉向對制度與地方政治結構的思考，提出聯省自治等構想，希望以地方自治實現國家的再造。而當1920年代的中國開始進入大革命的激盪時，他反而保持了最後的冷靜，認為不論是革命還是保守，都不能把問題想得太簡單，而是要意識到自由的可貴。因此，他被激進的國民革命派貼上了「學閥」的標籤。可見，他既是激烈的批判者，也是冷靜的思考者。他身上體現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罕見的複雜性：既不屈從權力，也不被時代浪潮所吞沒。

如果說布洛克代表的是現代歐洲知識分子在戰爭與納粹主義陰影下的道德選擇，那麼章太炎則代表了近現代中國轉型中思想者的另一種樣貌：在傳統與革命之間，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找最能體現自由的平衡。這就是章太炎思想中的狂狷與浪漫。同時，布洛克與章太炎也都有共同的特質，那就是拒絕成為「純粹的書齋之人」。他們都要將思想投入現實的洪流之中，即便要因此付出沉重代價。畢竟，知識分子的心中始終有一種理想國，東西方皆然。

 知識就是良知

這種「知識與責任」的論辯並未消失。近期中國大陸高校中，一個退了學的理工科博士生耿同學，成為學術打假博主，硬生生拉下了一批「傑出」青年學者。這些被曝光的論文數據造假、研究過程不實、成果虛構，絕不僅僅是個人的斯文掃地，也使學術機關的信任受到衝擊。不難想象，當一個學者連基本的研究倫理都無法守住時，他根本不可能承擔社會良心的責任。

因而紀念和緬懷章太炎，絕不僅是歷史回望。他所代表的，不只是革命激情或國學造詣，而是一種在複雜時代中仍堅持「以良知立世」的道德精神。

從布洛克到章太炎，再到當代學術生態，一條清晰的精神線索是：知識從來不是精英優越感的點綴，而是一種責任話語和結構。它要求學者面對自己時誠實，面對社會時清醒，面對歷史時敬畏。在章太炎逝世一百年之際，把他稱為國學大師，其實是貶低了他，也抹去了他身上的普世主義精神。他身上更可貴的，是確認一種樸素的信條：知識就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