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紅線與消失的公共空間：香港獨立書店的告別潮

「榆林書店」早前宣布明年4月租約期滿後結束門市營業，昨日另一間獨立書店「留下書舍」亦宣告在8月底前會正式告別。獨立書店經營狀況越見困難，經濟和政治的壓力已經不是新聞。香港書展本周開幕，但今年書展少了幾個老面孔，獨立書店樂文與榆林同時被貿發局取消參展資格，為書展已準備的數百箱書唯有減價清貨，但取消參展理由至今無人交代。

然而政治上針對書店的壓力，顯然是今年「國家安全」的風勢。上月底獵人書店創辦人黃文萱及其丈夫被捕，被指涉嫌違反23條下的「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作為」等罪名，現時保釋候查，未被落案起訴。今年三月一拳書館負責人龐一鳴及三職員亦被國安警拘捕，四人被指涉及23條下的「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刊物」罪，書店內的《黎智英傳》等被檢走。日前留下書舍亦預告8月底結束營業，告別信中說明「最近的事態，也許是駱駝上的最後一根稻草，難以捉摸的紅線，也是一個結業原因 」，聲明發出第二日，警方就登門到書店進行搜查。

「紅線模糊」一直是國安法的殺著。政府多次拒絕「確立」紅線，其實變相是確立模糊。煽動刊物罪的關鍵在於「明知」，法律要求的並不是政府事先告訴你哪一本書有問題，而是要求你自己知道，於是「有無禁書名單」便由一個透明度問題，變成一個成本轉嫁問題。留下書舍在聲明中就明言，根本不可能判斷甚麼書「有問題」，也不可能「在售書前先行閱讀整本書」。而一旦名單存在，這個模糊便「有法可依」，其時名單約束的就只是執法者。鄧炳強拒絕開名單時設黑名單反而方便犯法，謂「我將書名改一個字，那便不是黑名單」，其實也是難得坦白。（但又弔詭在國安法的對憑心證，本來就「無法可依」，一個名單根本改變不了甚麼）

要令一間書店消失，根本不必動用國安法。一拳書館開辦西班牙文興趣班，被控違反《教育條例》，罰款三萬二千元；辦一場棟篤笑( 編按：單人脫口秀)，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連公司合共罰六千元，所以更值得追問的是，在眾多可以國安整治的對象中，為何偏偏收窄到書店。鄭祖邦在〈2019年後香港獨立書店的微光〉一文的觀察中曾形容，獨立書店販售敏感書籍、舉辦各式公眾活動，是試圖在國安法的灰色間隙中，為市民保留一個公共而開放的空間。這個「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在，雖然不能移動，但又看得見，是城裡少數幾樣走過就知道有人在的東西。如日前在台北病逝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在兩年前中央社訪問中所說，書店「賣書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有個地方與人交流。獨立書店存在的本身，被眾人看見，就是國安要整治的理由。(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