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書店店員」 香港最沉重的一句自我介紹

「我是書店店員」，本來只是一句最普通不過的身份介紹，如今卻成為香港最沉重的一句說話。當一名書店店員因售賣書籍而被戴上手銬，當一間獨立書店因為「紅線不清晰」而宣布結業後不久便遭到搜查，人們才驚覺，今天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經不只是作家、出版社或編輯的問題，而是連站在收銀機前替客人結帳的普通店員，也可能要承擔無法預料的法律風險。

近期多間香港獨立書店遭警方搜查，數名店員及負責人被拘捕，官方更強調書商有責任確保所售書籍不會危害國家安全，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出版及言論自由空間的討論。

曾經的華文出版中心

香港曾經是華文世界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這裡容許不同立場的思想共存，左、中、右派的作品都可以出版，歷史研究、政治評論、回憶錄、禁書，都可以在同一條街上的書店找到。香港的價值，從來不只是能夠印刷一本書，而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閱讀、自由討論、自由選擇相信甚麼。可是今天，問題早已不是哪一本書被禁，而是沒有人知道下一本會是甚麼。

沒有一份公開的禁書名單，卻有愈來愈多人知道哪些題材最好不要碰；沒有一條寫得清清楚楚的界線，卻有愈來愈多人學會自行退避。當法律的界線變得模糊，真正發揮作用的，往往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恐懼。恐懼令出版社不敢出版；恐懼令作者不敢寫作；恐懼令書店不敢進貨。最後，恐懼甚至令一名普通店員，都不知道自己每天整理書架、替讀者推薦一本書，會否成為日後被追究的理由。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為紅線不再是一條線，而是一團霧。

言論自由的紅霧

霧愈濃，人便愈不敢前進；久而久之，即使沒有新的命令，人們也會主動收窄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研究亦指出，在法律環境改變後，自我審查往往會比直接審查更廣泛、更持久，因為人們會主動避開自己認為有風險的內容。

出版業最重要的，是「容許不同觀點存在」。一本書是否值得閱讀，應該交由讀者判斷；一本書是否有價值，應該交由歷史評價。如果連書籍能否放在書架上，都要先考慮法律風險，那麼書店便不再是知識交流的地方，而只是經過政治篩選的展示櫥窗。更令人唏噓的是，今天受到影響的，不只是政治書籍。任何出版人都必須思考：「如果今天這一本可以，明天是否仍然可以？」「如果今天沒有問題，數年後會否被重新定義？」沒有人能回答，於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甚麼都不要出版；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甚麼都不要賣；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乾脆不要開書店。這正是無形紅線最成功的地方——它不需要每天執法，因為所有人都開始替它執法。

近月接連有獨立書店因涉嫌出售被指具煽動意圖的出版物而遭搜查及拘捕，亦有書店坦言，選擇結業的原因之一正是無法判斷法律界線究竟在哪裡。有人說，這只是幾間獨立書店的事情。但今天可以是獨立書店，明天可以是出版社，後天可以是圖書館，再之後可以是學校教材。一個社會失去書店，失去的不只是買書的地方，而是讓不同思想相遇的空間。當一名書店店員需要因為自己的職業而感到害怕，這個社會真正失去的，也不只是一本書，而是閱讀的自由、思考的勇氣，以及相信知識可以改變社會的信念。

「書店店員」本來應該是一份最平凡不過的工作。然而在今天的香港，這四個字卻像是一種警告。它提醒世人，香港出版業的紅線，早已不只是收窄，而是不斷向前推進；今天容不下一本書，明天便可能容不下一間書店；今天連書店都容不下，終有一天，恐怕連閱讀本身，都會成為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