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繞前程 榆林再見

榆林書店1997年開業。香港主權移交那一年。

29年後，同樣是這間書店，在書展前夕收到貿發局通知，取消參展資格。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只有一句局方擁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巧合太多，就不再是巧合。

榆林和樂文被點名，起點其實不難追查。兩間書店過去曾被《文匯報》及親建制網媒先後批評，指它們售賣彭定康《香港日記》及其他被指涉嫌「軟對抗」的書籍。彭定康寫的日記，在香港賣，犯了什麼法？沒有人說清楚。但書店就這樣，從書展名單上消失了。

這是今年第四間受打壓的獨立書店。

今年3月，一拳書館負責人龐一鳴及3名職員，因店內售賣《黎智英傳》，被國安處以「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拘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被問及是否存在禁書名單，他拒絕提供，理由是「設黑名單反而會便利犯法」，並說政府責任是說明法例，而非解答書籍是否犯法。

筆者讀到這段話，停了很久。

沒有清單，就代表每一間書店、每一個書商，每天開門做生意，都活在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底下。什麼書可以賣，什麼書不能賣，不知道。被舉報了才知道。被捕了才知道。或者像榆林和樂文，被拒出席書展了，才知道自己原來早已踩線。

這種設計，本身就是管治工具。

不是禁止，是讓人不敢。

據外界估計，自《國安法》實施後至2024年9月，香港公共圖書館被下架或遭舉報的書籍已超過550本。這個數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安靜地更新，沒有官方聲明，沒有新聞發布會，書就這樣從架上消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獵人書店兩名負責人目前仍是保釋候查，以「新煽動罪」及「洗黑錢罪」名義。連辦了三屆的獨立出版書展，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樂文以65折處理書展原定銷售的書籍，因為這些書已到港，書展卻去不了。榆林宣布明年4月租約期滿後「光榮結束門市」，留下幾個字給讀者——「霧繞前程，有緣再會。」

筆者在台北看見這句話，覺得這是這個城市目前說得出最沉重的道別之一。不是憤怒，不是控訴，只是霧。霧裡看不清楚前面是什麼，也說不準還能不能再見。

一間書店的存在，往往比人們意識到的更重要。它不只是賣書的地方，而是一個城市對「什麼值得被閱讀、什麼值得被討論」的集體回答。當獨立書店一間一間從書展消失，從街頭消失，那個回答，也跟著愈來愈小聲。

香港貿發局書展每年仍然舉行，仍然人山人海，仍然有幾十萬人入場。但筆者想問的是：在這個書展裡，還能找到哪些書？還有哪些問題，可以被印成鉛字，放在書架上，讓人自由拿起來讀？

沒有禁書清單，不代表沒有禁書。只代表，連什麼是禁書，也要你自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