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那本書 在香港可能已經犯法

筆者書架上有一本區家麟的《二千零四十七夜》。現在這本書在香港書展的建議下架名單上。

筆者不是要說這本書有多重要，或者區家麟有多偉大。筆者只是想說，當你手上那本書從書架上消失，當買書這件事變成一種需要謹慎的行為，那個城市，已經悄悄變成另一個樣子了。

這一個月發生的事，密集得讓人來不及消化。過去半年，警方國安處先後搜查四間書店，共拘捕11人。一拳書館4人被捕，因為店內售賣《黎智英傳》；獵人書店兩人被捕，理由之一是店內展示前《蘋果日報》漫畫家尊子的作品；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因海外進口書籍涉嫌「煽動意圖」，5人被捕，兩間書店宣布結業。長夢書店結業。榆林書店宣布明年結束門市。

這條時間線，拉長來看，更讓人心寒。

2016年，銅鑼灣書店事件，書店人員相繼失蹤，隨後證實身處大陸並受當局控制。那時候很多人說這是例外，是個別案件，不代表什麼。2020年《國安法》生效，公共圖書館開始下架陳雲、黃之鋒等人的著作。2021年，部分學校清理館藏，《1984》、《動物農莊》從書架上消失。

根據公開資料，截至2023年，已有逾200項館藏被下架，涉及書目橫跨民主派人士著作、社運相關書籍，以至部分與政治無關、以粵語文化為主題的作品——連彭志銘的《廣東俗語正字考》都在其中。

到了2026年，獨立書店已不是被下架，而是直接被捕、被迫結業。

尺度在移動，而且移動的速度，比任何人預期的都快。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不設具體禁書名單，書商有責任確保書籍不危害國安。這句話說得很乾淨，責任全部轉移給書商。沒有清單，就代表每一本書、每一個書名、每一個作者，都活在一條看不見的線底下。哪裡是邊界？不知道。踩線了，才知道。這種設計，本身就是管治的一部分——不是禁止，是讓人不敢。

國際特赦組織說得直接：「煽動」罪行被武器化，去消除自由思考的空間。保護記者委員會則指出，當局利用國家安全法打壓前傳媒人所營運的場所。這些評語，說的不是某一間書店、某一本書，說的是一種系統性的操作。

台灣總統賴清德將香港現況與台灣戒嚴年代相提並論。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禁書名單，是歷史課本裡的東西，是幾十年前的傷口。而在香港，這件事正在此刻發生，而且沒有名單，比有名單更難對付。

筆者在台北的書架上，還有幾本後來帶出來的書。邵家臻的《坐監情緒學》、蔡子強與安裕合著的《Finest Hour 最壞的年代 最好的記者》、尊子的漫畫集。有些是在香港最後幾年買的，有些是離開前塞進行李箱的。筆者不是什麼收藏家，只是覺得，這些書在香港還能買到的時候，要多買幾本。那種預感，在當時覺得有點荒謬，現在回頭看，只覺得慶幸。

滅火器樂團在演唱會上打出「我是書店店員」的字幕。中華文化總會在總部貼上同樣的標語。這些姿態，放在台灣，是聲援，是表態，是一種可以光明正大做的事。而在香港，同樣的一句話，現在可能需要先想一想，能不能說，說了會怎樣。

一個需要想這麼多的地方，讀書這件事，已經不只是讀書了。

筆者說不出什麼大道理，只是每次路過台北的獨立書店，看見架上那些書，就會想起一件事：有些城市，失去讀書的自由，不是一夜之間的事。是一本書、一間書店、一條新聞、一個被捕的書商，慢慢疊加起來的。

等你察覺的時候，書架已經空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