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公屋沒資格去旅行？

最在筆者注意到網路上關於「住公屋不配去旅行」的爭論再度升溫。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火藥味特別濃，言論也更為刻薄。在經濟疲弱、零售結業潮、加薪無望的陰霾下，一張在日本機場的打卡照，彷彿成了公屋住戶「侵佔社會資源」的罪證。

這種現象背後，折射出的是香港人在經濟寒冬中，對於「生存」與「生活」界線的集體焦慮。

但為什麼現在的道德審判比以前更猛烈？在經濟暢旺的年代，私樓業主或中產階層看著資產升值，對於公屋住戶的「小確幸」往往能一笑置之。然而，當現在市道低迷，不少中產面臨減薪、裁員、被專材搶工作，或是看著供樓開支佔據收入的一大半時，心態便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對於一個月入四、五萬，卻要花兩萬多元供樓或租私樓的人來說，看到月租兩三千元、卻能頻頻飛往東京的公屋鄰居，這種「生活質素倒掛」的現象，產生了強烈的心理不平衡。於是，道德審判成了最廉價的情緒出口。質疑者並非真的在維護社會公義，而是在宣洩自己「努力工作卻生活得更累」的挫敗感。

筆者認為這場爭論的核心在於大家是如何定義「福利受助者」？在不少人的潛意識裡，既然你接受了社會補貼（公屋），你就應該處於一種「準求生狀態」。你的錢應該只夠買兩餸飯(廉價的飯盒)，你的娛樂應該只是去公園散步。一旦你跨越了「生存」的底線，追求起「生活」（如旅遊、精緻餐飲），你就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

但這種邏輯極其危險。如果我們要求基層市民只能「生存」而不能「生活」，那無異於在精神上將他們永久放逐。旅遊對於現代人來說，往往是高壓工作下的心理救贖。如果連這點喘息的空間都要被剝奪，那公屋制度究竟是為了幫助人安居，還是為了建立一個「貧窮實驗室」，觀察受助者能忍受多枯燥的人生？

更值得反思的是，當我們在網絡上為了「公屋住戶去旅行」而吵得不可開交時，我們其實是在進行一場「底層互害」。

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真正的資源分配問題——如房屋供應不足、產業單一、貧富懸殊——這些結構性矛盾難以在短期內解決。於是，大眾的憤怒被引向了最容易觀察到的目標：身邊的公屋鄰居。

我們不去質疑為何私樓租金貴得不合理，卻去質疑為何公屋租金能省下機票錢；我們不去探討為何社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卻去探討一個基層家庭是否有權去一次大阪。這種道德審判，本質上是將社會問題簡化為個人操守問題，讓大家在互相指責中，忘記了真正該被檢視的制度困局。

也許香港現在最缺的，不是財政儲備，而是對彼此的同理心。經濟市道再不好，每個人都有權在有限的預算內，為自己枯燥的生活點綴一點色彩。住公屋不代表要放棄做人的尊嚴與樂趣。如果我們衡量一個人的資格，只剩下「入息」與「資產」這兩組數字，甚至連別人如何花自己的錢都要管，那這個社會剩下的，將會是比經濟低迷更可怕的——心靈的荒蕪。

下次在網路上看到公屋住戶曬旅遊照時，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放下那把道德的尺。畢竟，在生活的重壓下，誰不需要一場遠行來告訴自己：我還活著，而不僅僅是生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