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浦釗專欄》習近平也要一起公布電話嗎？

中國湖南常寧市日前一次公布132名黨政官員的手機號碼，新疆哈巴河縣也公布202名官員手機，從縣委書記、市長到各部門及鄉鎮領導都在名單之中。官方宣稱，此舉是希望民眾可以找到負責的官員，更快處理欠薪、土地補償等問題。中共黨刊《半月談》卻擔心，電話公布後如果沒有人接，民眾反映的問題依舊沒有處理，最後只會成為另一種形式主義。

制度已經存在　為什麼還要找領導

電話有沒有人接當然重要，但中國已有12345政務服務熱線、信訪系統與各級行政機關，欠薪、土地補償等問題也有對應的權責機關。既然制度已經存在，地方政府為什麼還要公布市委書記、市長甚至鄉鎮領導的手機，讓民眾直接找到領導？

中國沒有禁止這種做法，與現行信訪及基層治理制度有關。《信訪工作條例》要求屬地管理、分級負責，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與萌芽狀態。民眾打電話是為了陳情，地方黨政體系也從中知道哪裡出了問題。《半月談》批評「一公了之」，在意的是電話公布後有沒有解決問題，並未否定官員直接接觸民眾。

民眾陳情  也讓黨掌握問題

哈巴河縣公布電話後，縣委書記接到的陳情包括工人薪資發放與農牧民占地補償。對打電話的人而言，這是自己的薪水與土地問題。對地方政府而言，這些電話也提供了另一層資訊，哪裡發生欠薪、哪裡出現補償爭議、哪些利益衝突正在累積。

《信訪工作條例》要求「源頭治理化解矛盾」，將糾紛處理在基層及萌芽狀態，也要求信訪部門綜合分析信訪資訊，提供黨委、政府決策參考。一通打給官員的電話，讓民眾陳情進入處理程序，也讓黨政系統得以提早掌握社會矛盾。

解決問題要找領導

市委書記接到欠薪電話，不會親自計算工資，縣委書記收到土地補償陳情，也不會自己丈量土地，事情最後仍要交回勞動、土地或其他行政部門處理。如果原本進不了行政體系的問題，因為書記的一通電話就有人處理，發生作用的便是領導手中的權力。

如果公布手機代表權力接近人民，這套標準應該適用到哪一級？縣委書記公開手機，市委書記要不要公開？省委書記呢？中央政治局常委呢？最後也可以問，習近平要不要公布自己的手機？

按照地方政府宣稱的邏輯，官員公開手機可以直接傾聽民意、縮短與群眾的距離，那麼中國權力最大的人，理應最容易被人民找到。地方官員站在第一線承接民怨，地方政府負責把問題處理在基層，權力要求地方接近人民，人民卻無法沿著權力層級一路找到最高領導人。

誰聽  聽什麼  黨權力者決定

中國官員公布手機，不能只看電話有多少支打得通。人民希望透過電話找到可以解決問題的人，地方政府也透過這些電話掌握哪裡出了問題。一個擁有龐大行政機關、政務熱線與信訪系統的國家，還需要讓人民直接打電話給書記與市長，展現政府願意傾聽民意，問題已經超出《半月談》所說的形式主義。

中國人民找得到領導，不代表接近權力。誰要接電話，聽什麼聲音，由黨權力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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