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和是誰?

  • 播出時間: 2020-10-30 06:00
  • 主講陳芳明
由國立台灣文學館所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1賴和》
陳芳明與兒子家居照

        1977年,我個人經歷了很多事件,這一年,不僅台灣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也發生了中壢事件,距今四十年過去。那一年我正在準備博士資格考試,我坐在圖書館給我的一間研究室裡,那是個朝北的窗口。

        每當我回憶時,自然而然就會有這樣的句子出現:「有時生命穿越了特定的歷史階段,從來並不察覺具有什麼暗示或意義。必須回頭之後,才會清楚看見那段旅路的象徵與隱喻。記憶的重量是什麼?也許需要透過具體的感覺才能衡量。刺痛,悲傷,惆悵,失落的複雜感受,似乎可以標出生命的色調與情調。

        1977年時,我到西雅圖已經三年了,那邊的氣溫,季節的變化,也變成我肌膚感覺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我將自己從一位亞熱帶的年輕人,在接近中年時,慢慢改造成適合寒帶的氣候。時間過得這麼快,當我積極準備我的博士資格考時,我知道這是一道生命的關卡,如果沒有通過,我到西雅圖的留學就等於徒然白廢。

        我申請到東亞圖書館的一間研究室時是春天,我坐在窗子裡,看到窗外都是一片綠樹。北方的植物在春、夏生長特別茂盛、一片翠綠,松樹、柏樹以及白楊很多,因此,日後我只要看到松樹或是柏樹時,我的記憶常常被拉回在西雅圖的歲月。要通過資格考,我必須要考四門考試:中國中古史、中國現代史,以及選修的英國史和俄國史。每科給考生兩個小時答題,必須在時間內將教授出的題目完整答覆。為了應付考試,我從春天開始就坐在研究室裡準備那些書籍。

可是1977年台灣並不是那麼平靜。我記得我開始接觸到台灣文學時,訂閱了一份雜誌《夏潮》,是由台灣小說家陳映真所編輯,他和蘇慶黎一起合作出了這本雜誌,其實這本雜誌帶了左派色彩,在那個反共的時代,極右派的統治者,當然無法容許左派的思想,但是這本雜誌透過「社會寫實」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們對整個台灣社會的關懷,等於是為他們左派的色彩戴上面具,但是「社會寫實」是相當左派的一種美學。

我是他們的長期訂戶,那一年七月我收到的《夏潮》雜誌,裡面刊登了一篇文章《賴和是誰?》,我看到這個題目時,也在內心問自己:「賴和是誰?」,我不知道有「賴和」這樣的人物。讀了那篇文章才知道,他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之父」。賴和1896年在彰化出生,那年是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二年,所以他是屬於殖民地時代的知識分子,是日本殖民地台灣第一世代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第一、要引進最新思想給島上的住民,第二、他本人必須要從事文學創作,為當時的年輕人示範什麼叫「新文學」。所以我將這篇文章仔細從頭讀到尾。

賴和的第一篇小說叫《一桿「稱仔」》,描述日本檢察員如何欺負農民,如何壓榨他們,壓榨不成就將人害死。故事很淒慘,卻真實描述了那個時代台灣人身為次等公民,必須接受台灣總督府的支配,所以生命不是掌握在自己身上,而是由統治者來支配。我讀賴和的時候覺得他的白話文事實上寫得並不好。我在大學時代讀了很多現代詩和現代小說,我所接觸的文字,不僅是相當流利的白話文,而且還帶有藝術性、暗示性、象徵性的技巧,所以我回頭來看這些所謂「寫實主義」的小說,特別是賴和所寫的《一桿「稱仔」》,讀起來蠻沈悶的,還會覺得為什麼台灣作家所寫的文字這麼糟糕。

第一次看的時候,不能原諒這個作者怎麼可以寫這麼拙劣的白話文,可是我又仔細想了一次,因為那個時代白話文是無法受到鼓勵的,中國有白話文運動,台灣沒有。所以賴和想盡辦法寫白話文小說,一方面是抗拒日本人統治,一方面又要啟蒙當時的台灣人,這也是殖民地的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的任務。因此,我又耐心重讀一次。

我讀第二次時肅然起敬,不敢太輕忽它。所以我在學校談到「台灣文學史」時,第一個介紹的新文學作家就是賴和,我總會告訴我的學生:「閱讀從來都不是一見鍾情,而是你多看了一眼」,因為我多看了一眼,我才知道它真實的精神是什麼。現在我回頭看四十年前,70年代我讀賴和那篇小說時,我還是覺得它的精神太偉大了。歷史的鏡頭前坐著一個龐大的影像,他的名字叫賴和。

也是透過這樣的閱讀,我才知道台灣其實有自己的文學,而且是在殖民地時代就已經展開「新文學運動」,可是為什麼在台灣時讀不到台灣文學。後來才明白,當時的戒嚴統治,不希望台灣有自己的歷史意識。當你對歷史沒有記憶,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反抗精神就不可能傳達到我們的內心。那種隔離、那種隔絕,使我們對台灣的感情是疏離的。

因為我是研究宋代歷史,我對14世紀到20世紀中國的歷史變化瞭若指掌,我甚至可以清楚分析,為什麼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個好人會分屬兩個黨派且互相鬥爭,可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對台灣的歷史人物、文學傳統有任何的理解。當然這是一個再啟蒙的過程,我們的人生當中有太多再啟蒙的過程,可能在你年少時期、成長過程中錯過了,但是到你快到中年時,突然認識到故鄉文學史的發展,茅塞頓開。這應該在我年輕時就知道的事情,卻必須到我30歲時才了解這樣的歷史事實。

沒有人可能預告,當時在讀賴和時,好像上天已經給你一個許諾,你以後要寫一本有關台灣文學的書籍。我當時當然不會得到這樣的暗示,可是常常在閱讀台灣文學作品時,就有一個意念慢慢形成,這樣的意念告訴我,可以為台灣寫出一本歷史。我想我寫文學史的意念,就是在西雅圖時慢慢蘊釀、慢慢塑造出來。

1977年台灣不僅發生鄉土文學論戰,還有黨外運動及中壢事件,這兩個運動,一個是文學論戰,一個是政治運動,對我的啟發很大,總覺得那是一塊沈靜的土地,可是當鄉土文學論戰及中壢事件爆發時,我才知道這塊寂靜的土地上,暗藏了許多騷動的靈魂,可是我卻無法與這些騷動的靈魂對話,必須到海外,在悄悄千里之外,才感受到故鄉土地的脈動。

1977年是重大轉折,我認識了鄉土文學,也認識了黨外運動,我知道我的生命要重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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