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因緣看回以前上課都睡過去的歷史，看到如北洋政府、中共、德國納粹、以至港共政權在2019年都對大學或高等學術界有過類似的打壓行為和手段，感嘆歷史之相似，借機與讀者分享。

先看一下有名的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街頭的三千名學生高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標語，揭開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學運序幕。五四運動的背景、思想、勢力都非常複雜，為切合主題，容筆者暫且將歷史集中在打壓學術界手段的部份。

當年，當巴黎和會決定將山東權益移交日本的消息傳回中國，北京政府內部正陷入派系角力。安福系掌控的親日派與研究系主導的親英美派，在外交路線上的矛盾，意外點燃學生怒火。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迅速演變為衝擊曹汝霖宅邸的「火燒趙家樓」事件。北洋政府的回應，卻暴露威權統治的經典套路。

軍警當晚逮捕32名學生後，教育部同步施壓各大學「整飭學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政府壓力下辭職，全國22省200多所學校被迫停課。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2022年的考據，當時官方喉舌《北京日報》散佈「學生領袖收受安福系賄賂」的謠言，後來被發現是確確實實的誣蔑——這種將異見者污名化為「境外勢力傀儡」的手法，與百年後的政治操作驚人相似。

當時政府指控大學「煽動左派思想」，將校園視為動亂溫床。這種說法實為鎮壓藉口：北大教授李大釗等人提倡的馬克思主義尚未形成氣候，多數學生訴求僅是愛國拒約。歷史學者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指出，北洋政府刻意誇大學運的「激進色彩」，實為轉移外交失敗的社會不滿。諷刺的是，五四運動後大量西方思想傳入中國，當中也包括了馬列主義，為日後的中共崛起埋下了種子，而中共崛起後卻把當年五四運動中高舉的民主、科學、進步等價值觀拋諸腦後。而因受打壓而反發的思想，或許確實是因為無能的政府才得以萌芽壯大。

再看1949年後的中共政權，將政治標籤的運用推向極致。1966年文革爆發，毛澤東以「破四舊」名義發動紅衛兵，全國各大學當然未能倖免於難。校園內貼滿「砸爛反動學術權威」標語，教授們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帽子遊街批鬥。物理學家束星北被迫掃廁所，哲學家馮友蘭遭當眾羞辱，這些場景成為知識分子集體創傷的縮影。又諷刺的是，這次不學無術的一堆學生也成了棋子，反而同樣是上面的學術知識份子受到更嚴重的打壓。

好笑的是，此時的政治標籤從「左派」翻轉為「右派」。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55萬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分子」；文革期間更升級為「牛鬼蛇神」。這樣說好了，在五四運動中，或是文革中的北大裡面確實有極左和極右思想嗎？當然有，畢竟大學本來就是思想的大熔爐，找不到的話就別想被稱為最高學府了。但是政權到底是真的在乎學理上的左右派，還是只想打壓異己，或者起碼確保大學的「教育」應該要跟黨的路線走，這真是小學生都懂的道理，貼一堆標籤打壓異己，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這種「左右標籤隨權力需求任意更換」的現象，凸顯政治打壓的本質——思想控制永遠優先於意識形態內容。還是秦檜聰明，不用貼標籤，直接貼一個「莫須有」就好，反正客觀效果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