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戰」：教科書中的1931-1937

2017年，中國大陸將「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其教科書如何描述對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在1931-1937這六年中的作為，很值得討論。

具體而論，以中國大陸教育部組織編寫（下稱「部編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中國歷史》（八年級上冊）為例，第97頁敘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認為東北淪陷主因是「張學良執行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對於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課本僅提及「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在第98頁介紹1933年長城抗戰時，簡述了第29軍的喜峰口戰鬥，亦提及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但整體語境仍定性於是「國民政府的妥協」，導致長城與冀東地區失守。關於1935年華北事變，課本強調「國民政府對日採取不抵抗的妥協政策，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在第99頁，則將1936年國軍綏東戰役（又稱「綏遠抗戰」）之勝利，視為受1935年中共瓦窯堡會議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影響的結果。

高中教科書方面，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部編版《中外歷史綱要》（必修）將對國民政府「不抵抗」與「妥協」的批判具體化。在第135頁，教材指出：「國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內，以主要力量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對日本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寄希望於美英等國出面調停，幻想依賴國際聯盟迫使日本撤兵。」關於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教材同樣僅稱「駐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在第136頁，課本突出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後繼的東北抗日聯軍，但未如初中教科書那般提及東北義勇軍與國軍將領馬占山之抗敵行動。至於1936年的綏遠抗戰，高中教科書隻字未提。

在「十四年抗戰」語境下，中國大陸歷史教科書突出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和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強化中共「抗戰中流砥柱」形象。共產革命與抗戰的關係，是複雜範疇綜，可深入研究。惟筆者認為，中國大陸教科書將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在1931-1937的歷史表現評價為「妥協」和「不抵抗」，不僅失之偏頗，更是對史實的背離。

「不抵抗」?國府支援東北義勇軍、整軍經武、動員民眾

九一八事變中，國民政府從未下達「不抵抗」命令。「不抵抗」主要應歸責於東北主政者張學良誤判局勢，此亦為其本人所承認，這是兩岸學術圈及海外漢學界共識。

為爭取備戰時間與緩衝，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到七七盧溝橋抗戰這六年中，整體策略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即一方面訴求外交談判與國際聯盟，和平解決爭端；另一方面以武力作為外爭國權的後盾保障。九一八事變三個月後，遼寧錦州遭遇日軍壓境，國民政府明確電令張學良「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然張學良部屬潰不成軍，才有時人譏其為「不抵抗將軍」並要求國府嚴懲。

東北淪陷後，由原東北軍官兵、警察、地方武裝及綠林組成的各路義勇軍，成為在地抵抗主力。他們不是散兵游勇，而是效忠、服從國民政府的武裝。在江橋戰役中打響「東北抗戰第一槍」的馬占山將軍，是傑出的義勇軍統帥；他的部隊在七七抗戰後被編為國軍東北挺進軍。來自滿洲鑲黃旗的唐聚五，曾擔任東北義勇軍第三軍團總指揮，後任國軍東北游擊司令，犧牲後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的14年中，國民政府一直向義勇軍或東北抗敵武裝輸送資金、裝備與人員，使其成為國軍敵後游擊作戰的一環。

支援東北抗戰的同時，國府開始整軍備戰，憑藉德國顧問團與德國裝備，建構德式武裝。德式鋼盔自此成為後世眼中的抗戰國軍象徵。在軍官培養上，黃埔分校與軍官訓練團在各地開辦，標誌著對地方勢力的整合，實現軍令、政令之統一。在1935年中央軍校昆明分校的開學典禮上，中央軍校總辦公廳主任劉永祚告誡入伍生，東北淪陷後國勢岌岌可危，若不能完成統一與團結，將步緬印兩國殖民化後塵，因此「軍人必須成為民眾之武力，而非軍閥之工具」。

國防硬體建設是當時另一個整備方向。自首都南京至沿海、沿江諸地，國府陸續規劃與動工防禦工事。在華北，1933年起故宮文物逐步南遷。特別重要的是1934年推動的新生活運動，致力於在民眾中培育紀律、責任與國家意識，使全民軍事化成為救亡圖存的社會基礎。童子軍是新生活運動的骨幹，愛國情操的培育令童子軍在後來的抗戰中湧現諸多典範。女童軍楊惠敏在淞滬會戰中向四行倉庫守軍獻上國旗；14歲的童子軍金繼賢在湖南岳陽將日軍帶入國軍伏擊圈，與敵同歸於盡，足見早期群眾培訓與動員之影響。

南京靈谷寺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內，為追悼第5軍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陣亡將士樹立的紀念碑。(作者提供)

「妥協」？中央軍淞滬禦敵、長城抗戰孕育《義勇軍進行曲》

中國大陸歷史教科書對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1933年長城抗戰和1936年綏遠抗戰的呈現極不完整，其所謂國民政府「妥協」的歷史論斷，更是有著邏輯上的謬誤。

1903年出生的朱耀章，曾學習繪畫、頗有成就，後畢業於黃埔。1932年3月3日，作為國軍第87師的少校營長，他在上海一·二八淞滬戰役中突圍時身中數彈陣亡。像朱耀章這樣的犧牲者很多，他所在的國軍第87師，以及兄弟部隊第88師，是衛戍南京的首都警衛軍、中央軍。1932年初，第87、88兩個師以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奉國民政府命令組成第5軍前往上海，支援19路軍抗日，並付出重大傷亡。戰後，第5軍與19路軍陣亡將士一同安葬南京靈谷寺國軍公墓。第5軍在上海作戰期間，國民政府為長期抵抗，開始遷都洛陽。但一直以來，中國大陸歷史教科書論及一·二八淞滬戰役，從不提及第5軍的存在。其敘事話語予人一種印象：一·二八淞滬戰役是廣東系的19路軍與日軍的局部糾紛，與國民政府毫無關聯。

這種歷史敘事效果也出現在對長城抗戰的書寫中。1933年，為抵禦日軍進犯華北，長城抗戰爆發。中華民國開始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一次全國性軍事動員，共35萬國軍投入戰鬥，包括了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作為中央軍的國軍第17軍以第2、第25等2個師，在北平郊外的古北口長城英勇作戰，傷亡巨大。第17軍的犧牲震撼全國，作家田漢大受感動，為歌頌古北口國軍，田漢1935年創作了劇本《風雲兒女》並拍成電影。在《風雲兒女》中，男主人公梁質夫最後參加國軍而陣亡古北口；電影開頭出現的詩歌《萬里長城》，由青年音樂家聶耳譜曲，成為電影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1949年，《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但國民政府領導長城抗戰、中央軍參與長城抗戰的歷史，卻在教科書中被淡化，在大眾傳播領域也是模糊帶過。這令很多當代中國人對長城抗戰存在認知偏差：認為這是地方軍的自發作戰、單獨行動；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和「妥協」，造成了戰役失敗。這顯然與歷史真實相距甚遠。

1936年的綏遠抗戰未在高中歷史教科書出現；在初中教科書中被敘述成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感召的產物。這場戰役與中共的關聯，學界可深入研究。但綏遠抗戰是由國民政府領導、晉綏地方實力派參與、中央軍策應的軍事行動。它是華北事變升級、日軍向綏遠東部（今內蒙古包頭一帶）擴張的結果。戰役期間，國民政府作戰意志甚為強烈，湯恩伯將軍率領的中央軍更奉命進入綏遠擔任後援。綏遠戰役在取得百靈廟大捷後，國軍本可繼續收復更多失土，卻因西安事變爆發而中止。

中央軍是國民政府的嫡系部隊。稍有常識的人都無法認同：服從中央政府的國防武裝會擅自脫離指揮、在沒有最高當局命令下對外國作戰。中國大陸歷史教科書淡化國民政府和中央軍在淞滬、長城、綏遠三大戰役中的歷史和貢獻，其實是改寫了國民政府的抵抗史，將國家層面的軍事抵抗，透過話語再造變成了「自發的局部抵抗」。

史觀不可脫離史實、否則易錯判現實

從1932年到1936年，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進行多次談判交涉，簽訂過《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中國大陸部分人士用刻意的「後見之明」，對這些外交努力扣以「妥協」和「不抵抗」，是有意識將複雜歷史簡單化。

筆者必須指出，救國與抗戰，不是口號與激情。面對工業化高度發達的強大對手，在國力羸弱背景下，抵御外侮需要時間和空間進行備戰；需要政治、軍事、經濟、民眾生活等多方面的整合與動員。在當時日本內部存在軍部和文人內閣對立、國際上對侵略主義日漸警覺的條件下，中華民國政府盡力以交涉和國際體系解決事態，不僅可以延遲戰爭爆發時間，也能夠爭取外部同情與支持，是最為沉著、理性和負責任的應對方式。

如今，中國大陸歷史教科書的抗戰敘事，仍拘泥在革命史觀的「立場先行」中，受制於「不抵抗」的偏頗與「妥協」的失真，迴避1931年至1937年間很多重要的史實和細節，從而令「交涉、抵抗、備戰」的歷史真相被改寫為圖騰化的政治正確。

抗戰歷史是神聖的。從九一八事變起，歷經一．二八淞滬戰役、長城抗戰、綏遠戰役等六年時間的艱辛備戰，再到七七盧溝橋抗戰爆發後8年零1個月又7天的偉大戰爭，在中華民國政府與蔣委員長領導下，在美英盟邦支援下，全國軍民投身22次大型會戰、1117場重要戰役與38931次小型戰鬥，付出321萬國軍官兵傷亡的沉重代價，才寫下這段「犧牲到底、奮鬥到底」的歷史記憶。

抗戰勝利80年來，山河已改、時代流變。然對待歷史應始終求真溯源，以具體史實提煉和選擇歷史觀，而不是用歷史觀來決定哪些歷史能夠成為歷史。歷史的生命不是權力與時間，而是史實與道德。史實是抗戰敘事的邏輯前提；道德是抗戰敘事的情感基礎。若失去這一切，就會將戰爭兒戲化、將生命數字化，造成對現實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