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五四運動和文革時對高等學術份子和大學的打壓。接下來讓筆者分享一下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y Goettingen)的被打壓史，最後看回香港的運動。

先說德國哥廷根大學。雖然仍算名校，但可能不少人都沒特別聽過它的名字，但應該都有聽過數學王子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數學家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或者在物理學課本上看過的普朗克(Max Planck)、玻爾(Niels Bohr)，不然就是發明原子彈的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還有一大票諾貝爾獎得主，上述的大咖全部都是哥廷根大學的人。顛峰時期，在數理方面，甚至說它在全球的最頂尖領域都毫不為過。然後，它被愚昧的納粹政權摧毀，之後雖仍偶有人才出現，但至今不再擁有昔日的榮光。

大家都知道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但如同世界所有的暴政，沒有人會說自己是暴政，也沒人會說自己在種族清洗。讓我們看看當年的德國政府對包括哥廷根大學或其他德國學府在內的異見份子網羅了甚麼藉口。

納粹對哥廷根大學進行了系統性污名化。1933年4月《重設公職人員法》實施後，「非雅利安血統」成為解聘教授的法律藉口。數學系主任埃德蒙·蘭道(Edmund Landau)被禁止授課，物理學家馬克斯·波恩(Max Born)的實驗室遭學生衝擊，理由是其研究「污染德意志科學純潔性」。另外，根據美國大屠殺記念館的線上資料，包括不滿意政府的學者等異見人士(不一定是猶太人)也被貼上「共產主義同情者」「馬克思主義滲透」等標籤。至1934年，全校三分之一教職員遭清洗，包括8位諾貝爾獎得主。

被驅逐的哥廷根學者形成史上最高密度的流亡科學家群體。物理學家弗蘭克在芝加哥大學重啟原子研究，數學家柯朗在紐約創立應用數學研究所，這些機構成為曼哈頓計劃的核心智庫。根據斯坦福大學研究，1933-1941年間美國專利數量在流亡科學家專注領域增長31%，直接推動戰後科技霸權轉移。最直接「受利」的毫無疑問是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在三、四十年代後獲得了大量德國逃來的頂尖人才，包括愛因斯坦、奧本海默、提出「不完備定理」的數學家哥德爾等。納粹試圖打造的「純種科學」，反而成就了敵國的軍事優勢。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辦公室，成為埋葬第三帝國的黑科技孵化器，真是無比諷刺。

時間來到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和中大、理大之戰大家歷歷在目，筆者不贅。我們直接來看看香港政府對大學的管控手段及後困，和納粹、中共的過往有何類似：

運動高峰過後，數間大學的學生會被勒令「關門」，校方不再代收學生會會費(學生會等同事實上失去運作資金)，再把學生會室收回。另外在2020年，香港政府突然撤回理工大學14億港元擴建撥款，中文大學醫學院2.5億教學設施計劃亦遭凍結，理由竟是「校園接近地鐵站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為讀者說明一下：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本身就有自己地鐵站，是建在地鐵站之上，而城市大學也是在九龍塘站的步行距離內。又是一個「演都不演」的白癡理由。

這幾年，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本身為腸胃科專家的中大前校長沈祖堯等逾數十名學者不正常離職，而單算不問原因「離職」的話，從21到22年有超過360名大學教職員離職，是自1997年以來最高，顯示這確實不是正常流動──雖然程度未有同等嚴重，但確實也是複製了哥廷根的知識外流模式。

與納粹時代類似的是，當代打壓也是披著「國家安全」外衣進行。港共網羅的藉口廢話，「國家安全」、「境外勢力」、「顏色革命」云云，大概是對香港或者中共稍有留意的人都聽到膩了。

或許有人質疑，這堆極權網羅的藉口，真的全都是空穴來風嗎?譬如說很多人知道在2019年的運動中，台灣就有很多民間自發組織籌備物資寄給香港人，這確實算「境外勢力」的一種；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也一直有公開撥款給一些支持民主、新聞自由等的組織，也包括有在香港運作的組織，勉強算間接支持香港社運。但最大的重點是，這些根本都是藉口。極權政府網羅一堆理由打壓最高學府，當中有無稽之談，也會有表面上不無道理的東西。但你去執著細節，只會陷入泥漿摔角的局面，反而逐漸忘記本質上就是政權打壓異己、「不聽我話就不用混」的大局面。

最後，讓我們總結一下這堆極權或威權政府的做法。先是貼一大堆標籤，不是「國家安全」就是「左派/右派滲透」，用親政府的傳媒機器攻擊大學/大學生，然後收回撥給大學的資金施壓，再配合行政和司法手段攻擊，最後結果都是「拋石頭砸自己的腳」，真是千年一個樣。不禁令人想起周星馳的九品芝麻官中的名句：「哎吔，怎麼每個極權都是這樣?你不膩，我都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