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蔣中正日記》 呈現歷史人物多樣性

抗戰時期的軍事領袖和統帥是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他的日記對史學界研究抗戰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國史館今年出版了1937年至1947年的《蔣中正日記》，這對近代史學界而言是無量功德，方便了史學研究者和愛好者。

歷史是複雜的，歷史人物更是複雜的。誠如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在今年出版的《蔣中正日記》序言中所表示，不論在海峽對岸還是台灣內部不同群體，對蔣中正的功過得失，存在著相當對立與矛盾的詮釋，離所謂的蓋棺定論，還有一段距離；而2025年也是抗戰勝利80週年，1937-47涉及抗戰八年、戰後接收台灣以及二二八事件，日記的出版必定有助於呈現一個有血有肉、在感情上常常天人交戰、在理性上屢屢自我檢視、在政治上功過參半的政治人物，也就是更全面的蔣中正。

國史館出版的這套蔣中正日記的確呈現了這種多樣和複雜。以抗戰時期1943年底的常德會戰為例，守衛常德的是國軍第74軍第57師。他們無比英勇，幾乎彈盡糧絕，面臨城破危機。師長余程萬在最後時刻發出「絕命電」，電文結尾是：「職率各部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第七四軍萬歲，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然而這並未打動蔣委員長，他對余程萬評價極低，在1943年12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以余之為人，素知其膽怯無能，其狀貌短小，言而知其為非可托大事者…置國家軍譽與職責於不顧，豈可不殺，應即宣布其死刑，以振綱紀也。」余程萬脫險後，蔣在日記中記錄要求薛岳押解余接受軍事審判。

然而到1943年12月20日常德局勢穩定後，蔣委員長又覺得自己在軍會總理紀念週中對余程萬批評過於激烈。最終，余程萬因為常德一戰贏得輿論讚譽。作家張恨水寫下《虎賁萬歲》致敬余程萬和74軍。當時鮮有人知曉蔣對余的激烈態度。我們在日記文字中，看到了蔣在公私領域、個性和情緒上的多樣面貌。

在1945年8月17日的日記中，蔣提到「正午約宴美軍將領，下午批閱公文後，接俄軍向張北以南推進消息，沉悶無已，如俄無擾華之心，果能守信，則當不致如此也，只有等待確報也。」到了9月9日正式接受日本投降，蔣在日記中表達了欣喜，但依然密切留意蘇聯動向，提及「東北失地猶在俄軍之手」。可見在抗戰勝利時分，蔣已經將俄國視為極大威脅甚至國恥。

國史館讓《蔣中正日記》成為公共資產而問世，讓史學研究者和愛好者得以直接從最高統治者的視角，窺見抗戰與戰後局勢的複雜層次。日記中既有情緒與自省，也有權衡與決斷，呈現出一位政治軍事強人在大時代下的矛盾與多樣。這些第一手記錄突破單一評價框架，能更立體地理解蔣委員長與戰爭全貌。國史館出版日記不僅為近代史研究提供珍貴資料，更對深化歷史理解與推動公共史學討論，具有重大貢獻。

多角度呈現抗戰複雜性 彰顯史學界世代交替

2025年8月16和17日，國史館主辦「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今年是二戰暨抗戰勝利80週年，台灣在二戰暨抗戰時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有的台灣人如李友邦、鄒洪，基於漢民族大義和祖國意識參加國軍、投身抗戰；有的台灣人則成為日本軍伕而捲入太平洋戰爭。在大歷史下，每個人的際遇和命運各不同，但每一種生命敘事都應該被關懷到。國史館的學術會議邀請24位學者，從多方面對這場戰爭進行了探討。研討會將民國史與戰後台灣史並重處理。從抗戰時期的政治軍事檔案，到戰後接收與台灣社會變遷的討論，顯示研究已不再侷限於單一時段，而是強調歷史延續性與跨區域視野，進一步凸顯台灣在二戰與冷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研討會中，國際力量與中華民國抗戰關係的主題論文不少。有的學者探討了英國在抗戰早期的角色和立場；蓋因英國在20世紀初和日本是同盟關係。二戰中國戰場的近鄰泰國也曾捲入戰爭，但這並不是中華民國與泰國之間的一段無意義的插曲，而是當時日本軍事力量在東南亞擴展的產物。法國在中國西南長期享有商業利益，戰爭中的滇越鐵路對抗戰具有巨大意義，而對法國的軍火採購以及背後的算計考量，很值得後人閱看深思。日本的遠東勁敵蘇聯在早期抗戰中曾派出航空志願隊協助抗戰，但終究基於地緣利益而撤離，不過國民政府也利用日蘇博弈為武漢會戰的國軍前線爭取到了安定軍心的成效。任何戰爭都是國際勢力角逐的產物，沒有人可以脫離國際力量而獨自面對戰爭。國際力量的博弈是戰爭中非常重要的層面。研討會對國際元素與抗戰關係的討論很有意義。

戰爭本質上是一種生命和思想的激烈書寫。除了國際政治和前線戰爭外，對醫療與後勤體制的探討也是會議的內容，包括中醫防疫轉型與戰後國軍復員規劃，顯示戰時制度如何影響戰後延續。在研討會的第四場次中，學者們聚焦汪精衛的意識形態、漢奸審理及日滿氣象體制，向公眾呈現了政治、法律與科技交織的現實。

在台灣史部分，第五場探討戰時台灣的經濟動員，從金融制度、信託業到臨時資金調整法，羅列了殖民地體制下的資源調度。蔣中正對台灣認識的演變、國民參政會角色，成為國民政府與台灣歷史交集的學術檢視。伴隨2024年《聽海湧》的上映，台灣社會掀起了關於台籍日本兵角色的探討。研討會第九場深入探討台北軍事法庭與戰犯審判，並延伸至廣東臺籍戰犯案例與臺中地方情治，揭示了戰後法律與社會秩序重建的複雜樣貌。

學術界通常論資排輩，但難能可貴的是，本次研討會的論文發表者多為中生代學者，象徵史學界的世代交替。中生代逐步成為研究主力，顯示台灣學界在中華民國史、抗戰史、台灣史領域已進入新一輪傳承，這對未來的史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強調抗戰話語權 探尋戰爭本質新角度

在2025年8月15日由國史館舉辦的「蔣中正日記(1937-1947)」新書發表座談會上，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表示，蔣中正領導全面抗戰，應邀參加開羅會議，最後與美英蘇同盟打敗日本，同一時間且參與創立聯合國、中華民國成為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些事蹟在中國歷史的角度而言當然是重要功業，不容抹煞。

對於當年的日本侵華戰爭，陳儀深在座談會致辭時說，日本從1931年就開始的侵略中國是不對的，那是從幕府末年到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對中國的認識，從敬畏、學習到輕蔑、歧視的轉變，那是明治政府、戰前政府對內壓制臣民、對外藉著「戰爭」這種國家暴力推動殖民統治、奴役別的民族所造成的結果。

20世紀，戰爭與革命緊密交織。陳儀深認為，日本基於防範共產國際勢力的擴大而引爆了戰爭，但這反而造就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對於侵華戰爭失敗，陳引用了日本學者纐纈厚的《何謂中日戰爭？》，提及許多日本人認為戰敗因素是美國原子彈，而非當時的中國；所以不斷努力加深歷史認識，才能獲得正確地引用歷史和以史為鑒的資格，歷史認識是對過去事實的把握和反省，同時又是對未來方向的啟示。在筆者看來，不同的角度或許就是國史館出版《蔣中正日記》和相關活動的價值。

 學術獨立 才能啟示社會

台灣民主轉型的進程，使得《蔣中正日記》走出宮廷典籍的神秘而最終得以問世，避免了如古代典籍那樣在王朝更迭或政治動盪中亡佚。這份珍貴史料透過國史館的努力而問世，對近代史學術界而言具有里程碑意義。

台灣作為多元社會，不同群體對蔣中正委員長固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與立場，但對學者而言，政治立場與學術態度必須分開看待。在新書發表座談會上，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強調蔣中正領導全面抗戰、參與開羅會議、促成聯合國成立…顯現這些事蹟沒有因政治分歧和時代轉換而抹煞。抗戰階段《蔣中正日記》的公開發行，象徵著該史料是公共財產而非政治籌碼和私有財產。國史館以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中立持平態度出版之，讓歷史呈現出多樣性與真實感，為公共討論、史學研究與公民教育提供了重要啟示，這非常應該獲得肯定。完整呈現歷史全貌，是進行史學價值判斷研究的前提。只有當學術不受政治與主觀偏見左右，歷史研究才能真正對社會具有啟發性。國史館在這一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學術努力，對深化全球華人史學界的歷史理解與公共記憶具有深遠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