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篇)

1966年5月，蘇雲古麗服滿三年刑期。在回家之前，她被要求先到父母居住地所在縣公安局登記。隨後，當地公社宣佈，她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代理人、邊境逃亡事件的領導人，曾企圖非法逃往蘇聯，是反革命慣犯」。從次日起，她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利，未經允許不得外出，並被強制參加監督勞動。此後，蘇雲古麗在民兵嚴密監管下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蘇雲古麗接受監督勞動的時期，正值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許多年老體弱者因難以承受高強度勞動而相繼死去。蘇雲古麗和其他被劃定為「黑類」的人士也經常被押送到不同的批鬥大會上遭受羞辱和毆打，不少人因此被打死或被迫自殺。與此同時，她的父母和親屬的住所遭到抄家，書法作品、繪畫、傳統服飾、音樂唱片、古蘭經以及其他書籍都被焚毀。

在勞動過程中，蘇雲古麗因持續咳嗽被批准前往醫院就診。但在醫院裡，一名與她父親交情甚篤的醫生卻以她是「黑類分子」為由，拒絕為她診治。當她準備離開時，一位蘇醫生將她帶入診室，檢查後診斷出她的橫膈膜嚴重受損，肺部與肋骨之間還有血塊。蘇醫生低聲告訴她：「我不能以你的名義開處方。請讓你妹妹來找我，我可以以她的名義開藥，你必須連續服用一個月。以你的情況，本應完全避免體力勞動，並臥床休養，直到康復。不幸的是，他們不會允許你請病假。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即便如此，蘇雲古麗仍被迫繼續參加繁重勞動，並時常在批鬥大會上受到折磨，在烏魯木齊戒嚴期間被短暫關押。蘇雲古麗健康情況繼續惡化，接受定期治療。1970年，烏魯木齊醫院正式診斷她不能從事任何重體力勞動，並要求她每三個月到醫院複查一次。

蘇雲古麗所承擔的繁重勞動稍有減輕，但她依舊處於嚴格監管之下。在此期間，她秘密加入了另一個地下組織——東突厥斯坦協會。這個組織與她大學時期參與建立的組織類似，但成員更為廣泛。協會的聯繫人曾提出可以説明她逃往蘇聯，但蘇雲古麗拒絕了這種幫助，因為她擔心家人因此遭受嚴厲的懲罰。

1969年烏魯木齊戒嚴期間，當局逮捕了許多人，其中包括東突厥斯坦協會的一些成員，並隨即展開調查。有人指控蘇雲古麗也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並稱她曾組織所在公社的人逃往蘇聯。負責監管她的幹部向她詢問相關指控，但蘇雲古麗否認了所有指控。此後，公社將來自不同生產隊、被懷疑與東突厥斯坦協會有關的八十餘人，包括蘇雲古麗在內，統一集中到「學習班」，要求他們承認所謂的罪行。面對壓力，沒有人承認參與組織，有的在被逼迫交代時甚至以玩笑或機智的回答來化解緊張氣氛。

在監督勞動期間，蘇雲古麗曾向醫學院副院長阿依木·艾則孜（Ayim Eziz，賽福鼎的夫人）提出申訴。艾則孜請賽福鼎寫信給公安局，過問這個案件。後來，蘇雲古麗親自將這封信交到負責案件的公安人員手中。辦案人員只掃了一眼，便將信扔回到桌上，冷冷地說：「我們不會接受干預。」

毛澤東去世後，蘇雲古麗繼續多次要求重新審理自己的案件，但公安局始終置之不理，「反革命」的帽子依舊壓在她頭上，使她難以找到工作。1979年起，她開始申請赴澳大利亞定居，並於1980年離開家鄉。直至她在澳大利亞定居兩年之後，當局才正式撤銷原有的指控。

蘇雲古麗的回憶錄主要依據她在文革後期開始撰寫的日記。由於出國後長期面臨生計壓力，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動筆寫書。期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記憶上的偏差。 例如，作者在記錄1963年新疆醫學院的清查活動時提到校方使用了「三個離不開」（Three Unities，可能是Three Inseparable）口號。 但實際上，「三個離不開」並非1962年的官方口號，而是1990年代江澤民提出的—「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離不開」。在1963年的清查中，校方更可能依據的檔案是新疆黨委書記王恩茂在1962年「伊塔事件」後不久發表的《關於目前形勢下我們的任務》（1962年6月21日）。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中共的分化策略。 在「反右」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運動中，當局組織哈薩克知識人批判維吾爾知識人。作者並未分析，在推行同化時，針對維吾爾與哈薩克學生的處理上，新疆醫學院校方是否也採取了類似的分化手段。

然而，這些瑕疵並未削弱回憶錄的價值。書中呈現了蘇雲古麗上一代人的經歷——突厥民族在東突厥斯坦反抗國民黨政權、被蘇聯出賣，隨後又陷入中共統治——也記錄了作者自己的親身的遭遇：反右、反地方民族主義、人民公社、大躍進與饑荒、文革，直到毛澤東去世後的四年。

在現有文獻中，關於中共統治新疆最初三十年的資料極其有限，尤其缺乏對地下反抗組織、知識人思考處於強權之間的弱小民族如何生存、民族關係、對自己政治文化的探索及反思的記錄。蘇雲古麗的回憶錄在這方面填補了這些空白，不僅是研究維吾爾社會的重要史料，也是理解高壓體制下突厥青年如何在壓制中探索、實踐、挫折、如何尋找出路。這是理解突厥民族社會處境的一個少見而重要的參考。(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