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之後，我們需要一套「永居制度」

2025年，隨著國安會議將中國明列為「境外敵對勢力」，一連串針對國籍與戶籍的爭議迅速浮現，撕裂了台灣社會對「民主法治」的長年自我想像。陸配與其子女、持中國戶籍的台灣人，紛紛面臨身分清查與戶籍註銷。這些事件不只是國安升級的副產品，更凸顯出台灣在國籍、戶籍與主體性制度上的結構性脆弱。

在當前無法修憲立國的情況下，台灣應儘速建立一套具制度深度的「永居制度」，並改革國籍與戶籍的邏輯結構，以制度理性回應主體性焦慮，取代過度政治化的身分操作。

當國籍成為國安前線：從身分模糊到政治標籤

隨著中國對台威嚇持續升高，國安體系的風險評估也隨之轉變。2025年，政府開始清查持有中國戶籍、身分證、居住證的台灣居民，並對陸配及其後代提出「除籍證明」要求，否則戶籍將被註銷。甚至連部分早年已設籍的陸配二代，也在清查名單之中。

一旦戶籍遭撤，個人將無法享有全民健保、社會福利、參政權等權利。在制度語言下，這群人被迫漂浮於「非本國人、亦非法國人」的灰色地帶，特殊情況，只淪落討論幾年可以取得國籍等。

虛構憲法與制度現實的斷裂

問題根源，來自於台灣至今仍維持一套冷戰遺緒下的國族幻象。《憲法》宣稱擁有對整個中國的主權，而實際治理卻止於台澎金馬。《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因而創造出「大陸地區人民」這一法律怪胎，使其既非外國人、又非完整國民，陷入法制身份懸置的狀態。

北京順勢操弄這種模糊認定，推動「雙重認同」敘事：這些人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台灣主體性的語言與法律認定，反成為對岸的統戰工具。

制度轉型：鬆國籍、嚴戶籍、建構永居制度

面對這種制度困境與認同模糊，我們不該依賴情緒性清查，也無法短期內以修憲解決根本矛盾。台灣必須建構更務實、更現代的制度配置。以下為具體改革建議：

（1）立法制定《台灣身份認定專法》

明確區分國籍、戶籍、政治參與、居住權的法律層次，結束法源模糊與行政擴權。

（2）設立「實質忠誠條款」

戶籍取得不應僅憑紙本登記或居留年限，而應納入：穩定居住紀錄；納稅與社會參與；民主價值宣誓；無中國國籍與官方職務等背景審查。

（3）嚴審戶籍，強化政治社群資格

戶籍不再僅是登記事務，而是民主共同體的資格審核。應設實質門檻與安全背景審查，避免其被形式化濫用。

（4）切割「國籍」與「政治社群資格」

效仿歐洲經驗，建立「台灣政治社群成員制度」，使尚未取得國籍者，若具居住與忠誠實績，也可參與地方事務、享稅務權益，作為一種主體性過渡身份。

（5）建立司法程序與身分保障機制

任何戶籍或國籍的取消，皆應設立聽證、申覆、行政救濟與法院審查機制，防止行政恣意。

制度中介的提案：「台灣永居制度」

台灣現有的「APRC」（外僑永久居留證）與「定居」制度，缺乏政治與文化整合功能，無法回應陸配與第二代長期的身份焦慮。我們應建立一套本地化的「永居制度」，可作為非國民與戶籍國民間的中介機制：

「台灣永居制度」應包括：

長期居住與工作自由

社會福利、納稅義務權利平等

明確轉換為戶籍國民或政治社群成員的機制

轉換戶籍國民需已放棄中國國籍者，排除安全疑慮

這樣的制度，不僅能提升社會整合度，也能避免「戶籍政治化」成為國內分裂與外部滲透的引爆點。

借鏡以色列：鬆國籍、嚴戶籍的治理邏輯

以色列採行「國籍寬鬆，戶籍嚴審」的雙層制度。國籍可賦予僑民與文化認同者，但真正的公民參與與社會福利，則取決於地方登記的戶籍資格，並接受政治忠誠與居住審查。

台灣也可效法此精神，讓國籍具象徵性、文化性，而戶籍則扮演國家共同體的實質守門人角色，兼顧人權、主權與制度正當性。

結語：制度的勇氣，才是主體性的起點

台灣主體性不是口號，而是一套能清楚回答「誰是我們的人民」的制度體系。當國家無法對「誰是台灣人」給出明確、正當、可執行的定義，我們所謂的民主，也將淪為法律幻象下的自我安慰。

建立「永居制度」、鬆國籍、嚴戶籍、程序保障，這些制度工程並非對中國妥協，而是台灣走向主體正常化的第一哩路。

未來的台灣，不能靠排除與清查來維繫認同，而應靠制度與正義，來建立一個真正穩定、包容、可長可久的民主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