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的臺灣國際人權電影節，最近安排放映了《約見波布》（Meeting with Pol Pot）這部影片。它由      Rithy Panh執導，講述1978年三名外國記者進入紅色高棉統治的柬埔寨進行採訪，其中一人還是紅色高棉領袖波布在索邦大學的同學。他們屢屢試圖自由採訪，迭遭恐嚇和威脅。最終，3人中1人失蹤、波布的同學被處決、僅剩下女記者獨自返回。電影的故事，不僅呈現了紅色高棉的殘暴，更有那段荒誕歷史背後的虛偽意識形態。

反右翼軍人 紅色高棉靠憤怒上台

回望柬埔寨歷史，人們很難理解：紅色高棉這樣一個後來以極端專制與殺戮統治而臭名昭著的政權，為何能在1970年代初期贏得廣泛的支持？事實上，紅色高棉並非一開始就遭到民眾唾棄。恰恰相反，他們在冷戰與越南戰爭的背景下，一度受到部分群眾的擁戴，原因正在於他們所舉起的那面旗幟——反對右翼軍人獨裁。當時中國、蘇聯、越南都是紅色高棉的盟友。中國方面當時不僅抗美援越，也為紅色高棉和西哈努克親王提供了支持。

 1970年，為防止赤化，在美國的支持下，朗諾將軍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統治，建立起一個帶有強烈右翼色彩的軍政府。朗諾對內則以軍人獨裁的方式維持統治，徵兵、腐敗、壓榨幾乎成為日常。正是在這樣的對照下，紅色高棉以「反美國、反腐敗」的姿態，塑造了自己成為「窮人的隊伍」的形象，對於厭倦戰爭與腐敗的人民而言，紅色高棉初始代表著一種新希望。

 當時的世界幾乎被逼入一種「非左即右」的二元選擇格局。右翼軍人政權往往依靠西方的支持，卻因為貪污、壓制民主而不得人心。左翼游擊隊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受到追捧。這並非柬埔寨獨有的現象，拉丁美洲、非洲甚至西歐的青年運動，都能看見對左翼抗爭者的浪漫化讚頌。

 然而，意識形態並不是抽象的哲學口號。當它轉化為現實社會的制度與政策時，往往會被人性的弱點與權力的欲望所污染。這正是冷戰格局的悲劇所在：打著宏大的旗號，卻在現實中顯露出深刻的矛盾與虛偽。以當時的拉美極右派和東亞威權政府為例，他們高舉「民族傳統」與「道德信仰」的大旗，號召人民遵守嚴格的倫理秩序，以抵禦共產化的威脅。但實際上，統治階層往往奢侈享樂，完全背離所宣稱的價值。這必然引起民眾的憤怒。

 紅色高棉的崛起，正是建立在民眾的憤怒之上。《約見波布》中，男主人公的話一針見血：「現在是憤怒的人民在掌權。」這種憤怒，既是紅色高棉獲得支持的來源，也是他們動員人民的武器。然而，憤怒一旦成為執政的基礎，就會迅速轉化為新的壓迫。紅色高棉並沒有把憤怒導向制度的改善，而是將它變成一場清算、鬥爭與恐怖的屠殺運動。結果，人民自己最終成為了憤怒的奴隸，成為新政權沉重枷鎖下的奴隸。憤怒也成為了革命者瘋狂報復社會的工具。

 極左派革命者宣稱平等。然而，一旦奪取政權，就出現了等級化的「新特權」。蘇聯的特供制度便是明顯例子：領導階層擁有特殊食堂、特供商品，而普通人民只能忍受物資短缺。平等也是有等級的，它最終在現實生活中成為了新的階級秩序。人民的憤怒造就了紅色高棉的崛起，也吞沒了數百萬柬埔寨人的生命。任何意識形態，如果只停留在口號，卻沒有制度與人性的制衡，最終都會墮落為新的壓迫。正如柬埔寨的人民所經歷的那樣，憤怒可以推翻一個腐敗的政權，但若憤怒本身成為政權的基礎，它終究會反噬一切。

 工人無祖國，權力的疆界至高無上

在《約見波布》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紅色高棉幾乎和整個世界為敵：美國是敵人、蘇聯是敵人、越南是敵人、國內懂法語的都是敵人、昔日的同學也是敵人……電影裡，唯一沒有被紅色高棉看作敵人的，是中國。但後來，雙方還是翻臉。

 電影中，男主人公與波布曾是索邦大學同學，都反對資本主義。但是二人一個是充滿人性的記者，一個是嗜血的革命家。他們雙方爭論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新社會無法改造舊時代的人，怎麼辦？波布的回答很簡單：寧錯殺、不放過。這激怒了男主人公，也埋下了他的死因。

 敵人和同志，表面以理念為劃分，但其實是以權力和利益作為界限。對昔日的同志、同學甚至親人是如此，對國際共運的夥伴，也是如此。該出手時要毫不猶豫。馬克思主義者常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為共同信念，構築起一種超越國界的兄弟情誼。然而，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歷史卻給予了殘酷的反證：工人無祖國，但權力卻永遠有疆界。

 紅色高棉與越南共產黨，早期同屬印度支那共產黨。即便分家後，大家為了抗美，也是盟友，同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旗幟。但這種「共同信仰」很快失去效力。對波布而言，越南雖是同志，卻認為越共支持黨內政敵，也是潛在的霸權對手。邊境衝突、歷史糾葛與區域影響力的爭奪，使紅色高棉視越南為威脅。結果，最大的敵人不是所謂「帝國主義」或「反動派」，而是同樣高舉紅旗的鄰居。

在柬埔寨，決定歷史走向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槍桿子裡的權力。1979年，越南人民軍大舉進攻，迅速推翻紅色高棉，建立了新的柬埔寨政權。諷刺的是，這個新政權的領導層，許多人早年正是與波布並肩奮鬥的高棉人民革命黨同志。後來成為總理並統治至今的洪森，就是從紅色高棉體制內倒戈的一員。紅色高棉的所謂「同志」關係，在權力面前不堪一擊。

 當權力邏輯主導現實，意識形態僅僅是包裹權力的外衣。它可以是民族解放、是平等烏托邦，也可以是工人國際聯盟；但真正決定戰爭與政權歸屬的，在冷戰的東亞，卻始終是誰能掌控武裝、誰能主導敘事。今日的柬埔寨政壇，依舊由當年紅色高棉的倒戈者掌控，這本身就是歷史的諷刺。從革命同志到敵對方，再到新政權的中堅，整個過程呈現了柬埔寨的悲劇。「工人無祖國」是一種理想，而「權力有疆界」卻是現實。

 歷史並未被深入反省

柬埔寨內戰最終以紅色高棉失敗而終結。走向改革開放的北京不再支持紅色高棉，轉而用聯合國體系開始和越南以及洪森合作。這使得紅色高棉和北京結下樑子。

 而紅色高棉大肆殺戮的歷史至今在柬埔寨並未被真正檢討，關鍵原因反而在於，今日的柬國執政集團本身就與當年的紅色高棉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領導人早年與波布同屬高棉人民革命黨的同志，這種複雜的歷史糾葛，使得政府在面對紅色高棉議題時難免投鼠忌器。

 任何人類文明的浩劫和災難，如果被簡化為路線鬥爭和權力爭奪，是對那個時代犧牲者的褻瀆。今天的人們，更應該用人性的眼光來記住這段歷史，而非僅僅被政治敘事或意識形態所綁架。在任何「絕對正確」的理論與主義之上，都應該有一個更絕對的準則——人道主義。只有當記住那些被飢餓、被恐懼、被屠殺奪去性命的人，承認這一切的荒謬與殘酷，人類才算真正從歷史中得到教訓。否則，意識形態將繼續成為權力的外衣，而人民，終將再次付出血與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