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它已悄然滲透香港生活的每個角落，從法庭到街頭，從學校到職場，無一倖免。

最近的「反恐第二案」中，陪審團裁定多名被告無罪，這不僅讓人鬆一口氣，也再次點燃了公眾對國安法如何重塑香港的討論。這起判決突顯了普通法傳統中陪審團的關鍵角色，但也暴露了國安法對司法公正、公民權利和社會結構的挑戰。更廣泛來看，國安法不僅影響法庭，還改變了政治參與、新聞自由、教育環境，甚至香港的經濟與全球地位。讓我們一步步來剖析這些變化。

國安法對司法衝擊最巨

 國安法對香港司法的衝擊最為明顯，也最常被批評。「反恐第二案」是個典型例子。這案涉及多名被告被控恐怖活動，但陪審團最終判他們無罪，這被視為社會良知的一勝。為什麼？因為陪審團代表了普通市民的判斷，確保審判不偏不倚。

然而，國安法卻動搖了這一基礎。根據國安法第46條，律政司可以決定某些國安案件不走陪審團程序，而是由行政長官親自指定的三名法官審理。這意味著，審判不再由隨機選出的市民決定，而是可能受政治影響的特定人士。這不只削弱了普通法體系的核心——公正與獨立，還增加了行政干預的風險。想像一下，如果「反恐第二案」直接套用國安法，結果可能大不相同。

更麻煩的是，國安法允許控方使用「秘密證據」，被告和律師無法完全檢視。這違背了公平審訊的基本原則。在「反恐第二案」中，警方主要靠間接證據和專家推測來證明被告的「意圖」，如果轉成國安檢控，被告的辯護會變得異常艱難。總之，這些變化讓香港的司法變得更不透明，法治根基正被一點點侵蝕。許多人擔心，未來更多案件會淪為政治工具，而不是公正審判。

打擊公民社會   幾無異議空間

國安法的影響遠不止法庭，它對公民社會的打擊更讓人痛心。實施四年來，無數非政府組織（NGO）和工會因害怕觸法而選擇解散。例如，香港職工會聯盟和多個大學學生會都已不復存在。為什麼？因為國安法將「顛覆國家政權」或「勾結外國勢力」定義得極其寬鬆，一個不小心的言行就可能被視為犯罪。

「反恐第二案」判決後，警方公開稱被告為「極端團伙」，並警告會更廣泛用國安法處理類似事件。這等於在向全社會發出訊號：別輕舉妄動。結果，公眾參與社會運動或表達異見的空間急劇縮小。過去熱鬧的街頭集會和討論會，如今變得稀少，大家寧願低調。

國安法觸角 伸向媒體及教育

 新聞自由同樣深受其害。獨立媒體如《蘋果日報》在國安法壓力下被迫關門，許多記者因報導敏感話題（如2019年反修例運動）而被捕或起訴。連自媒體和個人社群貼文都成高風險區。批評政府的文章，可能被解讀為「煽動分裂」。許多市民因此選擇閉口不言，香港曾有的多元聲音逐漸消逝，整個社會氛圍變得壓抑而單一。公民社會本是香港的活力來源，如今卻像被冰封，失去了辯論與變革的動力。

國安法的觸角還伸向教育，這是培養未來一代的關鍵領域。法例要求學校強制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將愛國主義課程變成必修課。老師的言行也被嚴格監控：如果在課堂提到六四事件或2019年運動，就可能被解雇，甚至面臨法律追責。至於學生，他們的獨立思考空間被壓縮，學術自由變成奢侈品。許多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擔心，這種政治化會讓香港的教育從開放轉向洗腦，扼殺年輕人的批判精神。

「反恐第二案」的無罪裁決，或許是香港司法公平的最後一絲曙光。它提醒我們，普通法傳統仍有韌性。但四年來，國安法已徹底改變了香港的面貌：司法獨立被削弱，行政權力膨脹；公民權利與新聞自由受壓，社會多元性消退；教育政治化，國際地位下滑。這些變革的本意或許是穩定，但代價卻是香港自由與法治精神的逐漸凋零。

最後筆者想問，作為香港人，我們該如何面對？或許，從小事做起，守住內心的聲音。但更大的改變，需要全社會的反思與努力。國安法不是結束，而是轉折——筆者相信，香港的未來，仍在我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