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近日重提器官捐贈「預設默許」機制的討論，衞生署官員認為只要市民擁有「選擇退出」的權利，便不涉及人權問題。此言看似輕描淡寫，卻在社會激起千層浪。因為這場爭議的核心從來不只是一項公共衛生政策的效率問題，而是在當前政治氛圍下，市民對政府信任度以及個人身體自主權的深刻焦慮。「國有器官」這套電影在台灣上映時被各種攻擊，現在的香港卻精準地反映了中國國有器官為社會帶來深遠的不安與疑慮。

信任基礎的崩塌

「預設默許」方式在許多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確實能提升器官捐贈率，拯救更多生命。然而，此類制度的成功，無一不建立在民眾對政府與醫療體系的高度信任之上。市民必須相信，政府的動機純粹是為了公眾利益，醫療系統的運作絕對公平、透明且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干預。但在當前香港的社會氛圍下，這種信任基礎已然脆弱不堪。

在後反送中運動年代的香港，市民對政府機構的信任持續下降，對政府決策的質疑已成常態。加上習近平在閱兵時就已經與俄羅斯總統蒲亭說過器官移植作為延年益壽的手段，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任何將個人權利「預設」為歸公的政策，都難免會被視為政府權力的過度擴張，甚至是「港器官北上」的前奏。器官捐贈本是彰顯人性光輝的無私奉獻，一旦與不被信任的公權力掛鉤，其神聖性便蕩然無存，甚至會被解讀為對個人身體的變相侵佔。

「選擇權」的迷思與身體自主權

政府強調「選擇退出」的自由，試圖將其包裝成一個尊重個人選擇的方案。然而，這在邏輯上轉移了焦點。現行的「選擇加入」（Opt-in）制度，是將身體的完全自主權交予個人，捐贈是個人主動行使權利作出的奉獻。而「預設默許」則將立場顛倒，國家預先假設擁有對你身體器官的處置權，除非你主動提出反對。這不僅是法律程序上的改變，更是對身體自主權這一基本人權的根本性挑戰。

身體是個人自由與自我的最後堡壘，其完整與否、如何處置，理應由個人全權決定。在低信任度的環境中，「預設默許」很容易被解讀為國家對個人身體的預先佔有，讓「我的身體我作主」變成一句空話。當市民需要費力去「捍衛」自己不捐贈的權利時，所謂的選擇權早已變質。

跨境機制的陰影

2023年時香港政府就與中共開始相討建立的器官移植互助機制，更為這場爭議火上澆油。中國內地的器官移植體系長期因來源不透明等問題而備受國際社會質疑。儘管港府一再保證兩地機制有嚴格的倫理和法規監管，但無法消除公眾的疑慮。

市民的恐懼在於，香港的器官庫會否在「預設默許」制度下被極大化，並在互助機制下與內地的龐大系統對接，從而使個人的捐贈意願變得模糊不清？這種疑慮並非空穴來風，是基於對兩地制度差異和現況的憂慮，亦有中共、俄羅斯等極權領導人的背書。在此陰影下，「預設默許」不僅僅是一個本地醫療政策，更被視為可能將香港市民捲入一個更龐大、更不受控系統的危險一步。

器官捐贈「預設默許」的爭議，重點從來不只在於機制本身，而在於推行機制的「人」與「時機」。在一個社會撕裂、信任匱乏的時代，強行推動如此敏感的議題，無疑是火上澆油。政府若真心希望提升器官捐贈率，首要任務並非修改法律，而是踏踏實實地重建與市民之間的信任。否則，任何善意的初衷都可能被扭曲，最終讓「國有器官」的標籤，從一句警示，變為一種令人憂心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