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專制俄羅斯敗於立憲日本

 1904年2月到1905年9月，日本與沙俄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日俄戰爭。對於這場戰爭，中國社會並非旁觀者，清廷以及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甚至遠在日本的革命黨，幾乎一致支持日本。這種支持源自兩個因素：一則，義和團事件後俄軍佔領東北且拒不撤退，引發全國性的拒俄運動，日本同為漢字國家，在黃種人、同文同種、大亞洲主義的意識形態下，中國社會對日本抱有支持；二則，歷經甲午戰爭、庚子國難，中國社會意識到憲政改革重要性，日本被當作是民主立憲的學習典範。

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當時的清國輿論幾乎都認為是專制的俄羅斯敗於立憲的日本。1904年6月17日的《時報》在比較日俄時，一針見血指出：「立憲之國，國家為君民所共有，打起仗來，全國人皆為自己而戰；專制之國，國家為君主及其少數私人所專有，發生戰爭，只有君主及其私人為自己而戰，而人民則是為他人而戰。」

1904年的清廷正式開始實行新政，這是較之於戊戌變法更為深入的改革。日俄戰爭的爆發讓清廷更加意識到改革的重要性，於是召開國會、制定憲法擺上議事日程。正是受到日俄戰爭的激發，將俄羅斯視為反面教材，清廷的預備立憲聲勢浩大。而對於一心要推翻清廷的革命黨來說，俄羅斯專制腐敗的例子簡直是千金難買的革命素材。革命黨人告訴大家：沙皇壓迫各族人民，如同滿清壓迫漢人，這種國家如何不敗、如何不該被推翻？革命黨和清廷勢不兩立，但在理解俄羅斯這一點上卻是有高度共識。

而當時的俄國呢?俄羅斯立憲風起雲湧，國內爆發1905年革命運動和海軍起義。於是，沙皇被迫召開民主選舉的國會——國家杜馬。在1906年選舉中，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大獲全勝，史稱「人民憤怒的杜馬」。反對派控制的國會不斷發起進攻，和沙皇政府衝突不斷，最終，第一屆國會和第二屆國會都僅僅維持幾個月，就被沙皇解散了。俄羅斯進入「斯托雷平首相執政下的反動時期」，社會充斥鎮壓和肅殺，直至1917年革命。這一切，看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滿滿的教訓和反例。

1917年：勞農民主vs.赤色帝國主義

1917年，俄羅斯爆發了大革命，沙皇被推翻，但民主派政府僅僅維持數月，就被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而取代。列寧的勝利在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當時的中華民國歷經軍人干政、國會不彰和帝制復辟的反覆，人們對民主政治的信心跌落到谷底，加上內憂外患的國際局勢，俄羅斯紅色革命的勝利讓勞農民主的政治理想傳播進來，蘇維埃俄羅斯被一部分知識分子看作是民主典範。

1922年11月7日是俄國共產革命5週年紀念日，李大釗發表《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專文表示：「在十月革命的火光裡，誕生了勞農羣衆的國家和政府！這是全世界勞農羣衆的祖國，先驅，大本營。」蘇俄成為勞農民主的典範，這一時間讓中國社會風氣一新，青年人追求政治上的時尚，皆以勞農、革命、進步自居。甚至連北洋軍事將領吳佩孚和反對孫中山北伐的廣東領導人陳炯明，都被輿論冠上「社會主義將軍」的稱號，他們本人也欣然接受。這個風潮的影響是深遠的——國民黨1924年的聯俄容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當時不聯俄，不足以彰顯對勞農大眾的關懷；不容共，不足以顯示對社會主義的追求。以俄為師——這在當時是時髦。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俄羅斯的十月革命抱持正面看法。在自由派中，章太炎是最為堅決反對將蘇俄制度引入中國的。章太炎不僅僅是今人理解的國學大師，他更是老資格的革命黨，光復會領導人，是反清革命時期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總編。他對蘇俄的認識可謂入木三分。他認為，俄國的紅色革命只是以工農為名，實際上造就了新的特權階級，而且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帶來的是大飢荒；列寧後來引入私人市場的新經濟政策，不過是俄共的權宜之計，所以俄國根本沒有民主可言。在中俄關係上，章太炎覺得蘇俄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用意識形態來侵略中國。因此，當國民黨大搞聯俄容共、發動北伐時，章太炎直呼：中華民國亡國了。他嚴詞批判國民黨當時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嘲諷是：聯外主義、黨治主義、民不聊生主義。

李大釗與章太炎是當時中國知識界中兩種不同俄國觀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深深影響了歷史。然而歷史的道路本身，其影響是後人承擔的。

 蘇聯解體後的共識：不成功的轉型

關於1991年的蘇聯解體，在當代中國知識界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認為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挫敗，情感基調上是惋惜。另一種認為這是暴政的崩潰，值得大書特書。然而有趣的是，固然當代中國知識界在蘇聯解體上有不同看法，但一致的看法卻是：當代俄羅斯的民主轉型絕對不是成功的典範，而是極為失敗的例子。

對於惋惜蘇聯解體的人而言，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實行的經濟休克療法、全面私有化以及政治多元化，是完全照抄西方的結果，最後導致國家落後和人民貧窮，因而全俄羅斯社會充斥對蘇聯時代的懷念。這種看法固然有基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立場的角度，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社會經濟蕭條卻是不爭的事實，部分俄羅斯人懷念蘇聯也是事實。蒲亭的崛起某種程度上是這種情緒的反彈。在烏克蘭戰爭中，這些惋惜蘇聯解體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為俄國辯護。

對於中國知識界的自由派人士而言，俄羅斯的社會轉型是失敗的。從蘇聯解體開始，俄羅斯國會（人民代表大會）與總統葉爾辛就發生了政體的爭論：總統制還是議會制？主張總統制的葉爾辛沒有以民主方式解決爭端，而是透過軍隊砲擊國會（1993年10月事件），從而凝聚了權力，推出了超級總統制的俄羅斯憲法——這為後來蒲亭的執政奠定了基礎。葉爾辛執政時代，俄羅斯寡頭橫行，自由派力量被大幅削弱，反而是主張重回蘇聯的俄羅斯共產黨成為了政治上的反對者。這不能不說是俄羅斯民主政治的諷刺。當烏克蘭戰爭爆發時，中國的自由派幾乎眾口一詞指責俄國為侵略者。這背後的意識形態邏輯是：真正的民主國家是不會搞侵略的。至於蒲亭當了多少年的總統、多少自由派記者被暗殺——那還是後話了。

語言即價值：政治不僅是外在表象

百餘年來，中國歷史上3次關於俄羅斯民主的探討，都直擊時代的靈魂和本質。語言就是真理的邊界，也是價值本身。

所以，探討俄羅斯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是否為民主國家，可能不僅關乎它表面的選舉制度和語言，更要釐清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這些事實包括200年前的12月黨人起義，包括1905年革命、包括1906年杜馬的召開和解散，更包括當代俄羅斯義士阿列克謝·納瓦尼的犧牲和他勇敢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