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瓊中爆發抗爭，警方開槍鎮壓，網路影片隨即被刪。這樣的畫面在中國早已不是新聞。從鄭州富士康勞工、河南儲戶、到白紙運動，每一波群眾抗議都在重演同一個劇本：矛盾累積、上訪無門、訊息封鎖，最後以「維穩」之名出動警力。官方報告永遠以同一句話收尾，「目前態勢平穩」。這六個字，不是社會安定的宣示，而是威權治理的遮掩。

人民是被動接受治理的對象而非政治參與主體

在中國政治語言裡，「穩定」早已取代「正義」成為最高原則。每一次抗爭被鎮壓，中央的語言機器就會同時啟動：強調「社會工作要高質量發展」、「要加強群眾思想引導」、「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治理之路」。習近平在2024年中央社會工作會議上的指示，就是這種邏輯的典型。他將「社會工作」定義為「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社會和諧穩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求加強對新社會組織與新興就業群體的黨建。這並非提升公共服務的改革，而是以政治滲透取代社會協調。

從政治學角度來看，中共的「社會治理」概念在本質上與「社會控制」無異。它不是在回應人民的訴求，而是在預防人民形成自主訴求的可能性。群眾路線的口號仍然存在，但其操作方向已經反轉：不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是「從上級指令出發、向下層貫徹執行」。這套體制邏輯的核心，是將「人民」重新定義為「被動接受治理的對象」，而不是政治參與的主體。

任何獨立的社會力量都被視為對穩定的威脅

所謂「以人民為中心」的口號，與現實的距離也因此更為刺眼。2019年《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但當工人要求兌現薪資、農民維權土地、學生舉白紙表達不滿時，政府的回應卻是封控、拘捕與刪帖。在語言上，黨自稱是「代表人民」；在實踐上，它卻將「人民」視為潛在的風險來源。

這種矛盾不是偶發，而是制度結構的結果。中國的政治體制建立在黨對社會的全面領導之上，在這樣的體制裡，任何獨立的社會力量都被視為對穩定的威脅。因此，無論是工人運動、社區抗議還是網路輿論，只要脫離官方框架，就會被定義為「違法聚集」或「散佈謠言」。「社會工作」的擴張，就是要把這些未被制度化的社會反應重新納入監控體系。

中共將社會緊張與對立壓制包裝成體制維穩「政績」

從瓊中的衝突可以看出，中共的治理策略正朝向「預防式社會控制」發展。它不僅是在處理抗爭，更是在消除抗爭形成的條件：一方面透過黨建滲透新產業，預防工人集體化；另一方面透過輿論審查，阻斷群體間的連結；最後再以「依法維穩」的形式收尾，中共正把社會緊張與對立的壓制，包裝成體制維穩的「政績」。這種治理模式的長期結果，是社會信任的崩解與民眾理性表達空間的消失。

當代中國 人民沒有閱卷權利

習近平說：「人民是閱卷人。」但在當代中國，人民沒有閱卷的權利，也無法出題。政治口號依舊高喊「共同富裕」、「社會和諧」，但公共政策的核心早已從「改善民生」轉為「防範風險」。在中共治理下，人民從來不是被視為國家發展的主體，而是社會穩定的變數。

真正的「以人民為中心」，應該是讓人民能夠表達、組織、監督與參與。然而在今天的中國，所有這些行為都被視為「維穩對象」。一個必須靠維穩才能維持穩定的政權，從根本上就已經不穩定。這不只是社會矛盾的現象，而是體制自我防衛的極限。(編輯：陳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