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普發10,000元」正式開跑，早在今年初國、眾兩黨就想推動《預算法》修法將「普發現金」法制化，不過時逢美國關稅壓境，修法暫時無疾而終。普發現金「還稅於民」的呼聲源自近4年中央稅收大幅超徵，平均達新台幣4,670多億，學者認為超徵必然有值得檢討之處，但「普發現金」的理論效益較低，建議應優先還債、用於公共建設或發展大型政策，同時朝野應積極強化互信合作的可能。

近4年「超徵」屢破3千億 超過往年平均水準

根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至2020年間雖然僅有3年「短徵」，即預算數多於實徵數，但其餘「超徵」年度數額也皆在2,000億元以下；然而，2021年超徵數額急遽攀升至4,327億元，到2024年更創下歷史新高，超徵總額達5,283億元。財政部解釋主要受到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加上股利、薪資及利息所得同步上升影響，導致實徵數遠大於預算數(即超徵)。

民國99年(2010年)至113年(2024年)歷年超徵與短徵狀況。（取自財政部報告）

亞太商工總會執行長、東海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邱達生指出，近幾年大幅超徵可能是預算編得太保守，但也可能是疫情之後的遠距商機、到現在的AI需求，都讓台灣科技業發光發亮，讓經濟成長優於預期。他說：『(原音)今年的話肯定還是超徵的，雖然說現在只有到11月。今年本來經濟成長率在年初的時候，包括政府部會還有國內智庫中經院、台經院都認為可能保3，還有講得更慘的，國際智庫說搞不好會陷入停滯，結果現在是坐5望6。』

台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劉名寰表示，所謂超徵就是「實際稅收」超過「當年度預算編列」的情況，因此「超徵」現象背後可能凸顯預算低編，以致有損施政成效的副作用，他進一步解釋：『(原音)我們每年政府行政運作、一些開支，他其實是必須搭配財政收入的財政支出來做規劃，當時候發現我們收入比預期多很多，它隱含的是本來其實可以做更多事情，但因為當時候預估沒有那麼多錢，所以就沒有去執行很多可能可以把國家建設更好的政策。』

事實上，政府每年預算規劃和實際徵稅之間有出入，進而造成「超徵」或「短徵」本來就有可能發生，尤其因國內外經濟情勢變化而變動較大也在所難免，只是近幾年台灣都出現大幅超徵的現象，兩位學者都建議未來政府在預算編列上應該更精準掌握，讓稅收具體實踐在政策規劃當中。

「普發」效益低 發下1元 殘值剩不到1元

面對「超徵」議題，今年初在野黨立委曾提案欲修《預算法》，要求未來政府若超徵達一定比例，應例行性辦理「普發現金」。對此，劉名寰直言「還稅於民本身是假議題」，他解釋：『(原音)你要跟人民收1塊錢的稅，那個成本是大過1塊錢，因為我們在財政上面有所謂稽徵成本、徵稅的成本。那你用超過1塊錢的稅收，然後你退還給他的時候，其實那個效益是小於1塊錢的。』

邱達生分析，雖然短期內普發現金多少有助於刺激民間消費，但從理論上來看，若要追求財政永續的目標，普發現金不是最好的方式，特別是台灣財政仍存有赤字，加上未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他認為「保留一些子彈是重要的」。

但什麼時候適合「普發」？邱達生指出，美國和韓國都曾在經濟市場受外部衝擊、面臨嚴峻挑戰時推出現金紓困措施，只是當前台灣科技業與製造業是兩樣情，「普發一萬」有可能刺激大量獲利的一方消費，另一方則可能存起來，但整體效果仍要持續觀察。

劉名寰也認為這次普發一萬的政策目的跟實際手段並不是最理想的，他說：『(原音)2008年那個時候幾乎我們的整體經濟成長率是掉得很多，但是現在沒有啊，你看現在我們的股市在創新高，然後經濟成長率有機會破5%，只是特定產業(受美國關稅)的影響比較大，所以兩個時空環境確實是不一樣。』

由於普發的政策目標是刺激經濟，劉名寰評估，為盡量避免民眾存錢或投資，發「券」能限制消費領域，對特定行業類別針對性較強，不過仍可能出現「消費替代」現象，且「券」的發行成本也比現金大得多。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劉嘉薇則指出，在普發制度下設定一些條件、進而挹注在特定產業，確實較接近「重分配」的精神，但更有效率的作法還是從源頭調整結構問題。

實際詢問路上民眾，黃小姐表示打算將領到的1萬元用於日常開銷，但若普發的形式是「餐廳券」，他會願意用在一些平常比較不會去、消費破千的吃到飽餐廳。

超徵≠賸(盈)餘 理應優先還債、公共建設或政策

所謂「超徵」不能直接理解為政府財政具有「盈餘」，因為這只是當年度預先編列預算與實際稅收之間的差值，並未涵蓋政府長年累積的債務赤字。根據財政部的資料，台灣政府的債務仍持續增加，截至今年10月23日止，合計未償債務達新台幣5兆9,029億元。

事實上，超徵等於是計畫外多餘的收入，劉嘉薇認為政府可以去思考國家最需要哪些基礎建設或政策。她說：『(原音)中期的話，我覺得要做一些比較基礎的建設，例如說政府內部的數位轉型，可以增加政府的行政效率；那更長期來講，當然就是教育的部分非常值得投資。另外，台灣現在也是面臨少子女化還有高齡化的議題，所以面對少子女化、超高齡社會的投資，我覺得都是非常必要的。』

劉名寰進一步解釋，從政治上或從一般人的角度而言，有天上掉下來的紅包，大概都會很高興，但如果衡量好壞的切入角度是「這筆錢有沒有可能有更好的運用」，比方說是在經濟建設跟成長方面，那普發現金就不是件好的事情。

學者：解決超徵爭議 有賴朝野互信合作

邱達生強調，雖然從理論上來看，若將超徵稅收拿去做公共運用、而非普發，會是比較理想的狀況，因為「這就是給釣竿，就是建設未來經濟成長的動能」，但問題是朝野立場不同，在野黨不信任執政黨，認為公共運用會帶來很多貪污腐敗。邱達生坦言：『(原音)國內的這種意見會認為說，我們知道公共建設是好，但是問題是不信任、沒有信任，那所以這個議題就是變成不如就還給民眾。』

對於超徵議題最終走向普發現金的結果，邱達生也認為關鍵在於「執政黨跟在野黨立場的不同」，也就是政治上的攻防結果。至於要如何改變這種情況，劉嘉薇表示，若因應超徵要多編預算，政府必須清楚說明運用計畫，也要對民眾和媒體做好政策溝通，否則若只匡出一大筆錢，外界卻參不透政策的細部執行規劃及方向，自然會遭遇質疑和阻礙。(編輯：陳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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