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試（DSE）中國歷史科的試題專輯一經出爐，旋即掀起輿論漣漪。根據考評局的說法，考生普遍未能從「正負兩面」分析「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的效果，大多偏向批判，缺乏對所謂「正面影響」的論述。有教師提醒學生應「多角度分析」，避免「失去客觀性」。然而，當香港學生只敢批評而不敢讚美中共的群眾運動時，這到底真的只是學術成分的的問題還是現實良知的呼喊？而當考評局反過來責怪學生不肯替中共歷史塗脂抹粉，這場名為「教育」的考試，是否早已墮入意識形態的陰影中？

從反思歷史到美化災難？

「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在中國近代史中堪稱災難性的政治運動。根據學術研究與歷史記載，大躍進造成了數千萬人餓死，人民公社則摧毀了農村的經濟活力與個人勞動積極性。即使在中國官方歷史書寫中，這兩場運動也難以迴避其巨大的社會與人道代價。然而，香港考評局卻希望學生在應試時必須也寫出「正面成效」，例如「加強集體化」、「煉鋼達標」等論述。這種要求，不但與歷史事實嚴重脫節，更將「多角度分析」變質為「平衡美化」。

試問，若學生書寫大躍進帶來糧荒與餓殍遍野，是否就因此被扣分？若學生認為「人民公社」摧毀了原有的農民自足體系，就被視為「不客觀」？當「正面分析」變成一種必要，自主的思考反而成為次要時，教育已不再是培養思考的場所，而是成為政權敘事的延伸工具。

「客觀」的偽術

在批改準則中要求學生「客觀」，本是歷史科的基本要求。然而，當所謂「客觀」的內涵被政治框架所界定，它就失去了原有的學術價值。真正的歷史教育，應該是讓學生敢於批判、敢於懷疑、敢於探問制度之下的苦難，不是讓學子學會如何在文字間迴避敏感自我審查，甚至為極權歷史尋找說得過去的理由。

若我們真的要求學生「平衡正負」，那麼為何沒有人要求考生在評價「六四事件」時，也談談天安門廣場的改建與城市治理「正面」成果？為何沒有人要求學生在描述「文革」時，也要稱讚「破四舊」後新文化元素的冒起？這種雙重標準，實質上是在掩飾一種政治上的選擇性失明──容許批判資本主義、批判西方，但不容質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污點。

比左更左，是誰的選擇？

在香港已無新聞自由、無立法會反對派、無普選的今天，教育成為最後一塊需要「統戰」的陣地。而今，中史考試也不再是檢測知識，而是檢測學生是否願意成為「接收者」──接受中共歷史的「兩面性」、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文化性」、接受制度災難的「發展性」。

這種比左更左的教育安排，不是考生要求的，更不是教師希望教的，只是整個制度在轉型過程中，將歷史變為政治話語的結果。當學生因為「太誠實」而被指責，老師不得不自我批評不夠「多元」教育，香港的歷史教育已不再是一場知識的探索，而是一場忠誠度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