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不屬於中華文明（下）—極權統治不可能尊重多元文明

文明的多元性，自由與自主性是前提，也是寬容、包容與交流的結果，統治者不寬容不包容，就不可能有文明的多元性，甚至文化多樣性也難以存在。

晚清儒臣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已然確立，國體與文明的獨特性異於西方世界，文明或文化的獨特性是儒家主導確立的，即道統（堯舜之道、敬天愛民）與人文歷史傳統，而國體則是一家一族統治中國，朝貢體系形成天下關係，當郭嵩焘出使英倫，發現英國政治與民風竟然符合堯舜之道，觀念隨之發生巨大變化。原來，大清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是國體的衝突，即政治體制的衝突而非『文明的衝突』。

無論是家天下還是黨天下，強調的都是自我主體性，不允許政治理念多元，最極端的專制統治甚至不允許信仰與文化的多元與多樣性。

有史家認為，青銅時代之前，長江黃河流域的文明是『滿天星斗』狀態。在周封建之前，中原文明並無國家意識，無邊際的自給自足或無邊際的征服都是常態，既不存在『國體』觀念，也沒有產生文明共同體意識。有一點可以肯定，自遠古到今天，擴張與征服都是野蠻，而自生存狀態與演進的文化，都體現文明。

當中國學界與當局說古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一體』所指是什麼？無論是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還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在堯舜之前就已然存在，三星堆文明則與商朝並行存在，將完全相異的文明形態納入到後世才有的概念框中，強調一體，其實是空大無當，是用古人的創造，粉飾後人的面子，本質上是『大一統文化民族主義』，而大一統文化民族主義，背後是大一統政治霸權思維在起作用。 

三星堆文明有自已的獨立性、主體性 

三星堆文明因為具有獨立性與主體性，所以它不是任何一種文明的一部分，從其出土文物的『世界性』、多樣性看，它更屬於人類文明的一部分。

我們看到漢以後的典籍也是強調蜀地的獨立性：《通志·略·氏族略》引鄭樵言：「蜀者，獨也。蓋言其人性孤介而自立，地險而自守。」《廣雅·釋詁三》（約公元230—240年）亦云：「蜀，古國名也。或曰蜀者，獨也。」清代段玉裁注曰：「蜀者，獨也。」這說明，自漢至清兩千多年間，主流史家普遍認為古蜀國是獨立王國，不屬於古中原所謂的中華體系。追溯至公元前一千多年，當三星堆的祭祀遺物被火焚化掩埋之時，西周「宅茲中國」的政治理念才剛剛確立，而何尊上所寫之『中國』，實為『中域』，中央或王城之地，與今人所言之中國，根本不是一回事。

三星堆文明或古蜀國是神權國度、通過信仰與教化建立秩序，商周統治是征服與殖民模式，商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蜀王國，出土文物很少見到兵戈之器。古蜀是神權秩序，商朝是王權秩序。從文明或文化形態上講，它是完全平行的兩個世界、兩類文明，民間互有借鑑與交流，但主權互不隸屬。

三星堆文化早已文化斷流，若非二十世紀的偶然發掘，世人難以想像中原之外曾存在如此高級而神性的古蜀文明。在今日「中華文明五千年一脈相承」的宏論中，三星堆被納入「多元一體」的框架，被描繪為中原文化的地方支脈，支流早已斷流了，黨國用什麼法力能夠使古蜀文明的河流，融入到中華主流敘事之中？

中原在確立「天下一統」與「華夷之辨」的過程中，不僅貶損或摧毀了周邊獨立文明，也抹去了它們的歷史記憶。從黃帝滅蚩尤到禹逐三苗，從商征東夷與鬼方，到明清改土歸流，古蜀、東夷、百越、羌人等，皆被貶為「化外之民」、「蠻夷之族」，大一統帝國都在解除古老民族的自治性與主體性，也消滅了文化多元與多樣性，中華史冊因此只剩「王朝」的主流敘事。 

中華『文明』另一面：為了一體而反多元文化 

現在三星堆發掘出來的只是一堆器物，無人知曉他們如何祭祀，祭祀何神，作為一種『文明』或文化，它湮沒在歷史的塵土中，人們現在只看到它青銅鑄造技術的『文明』，而非其文明或精神層面上的文明屬性，而觀念層面上的文明，正在其精神性。考古學家們之所以看不懂發掘出來的器物在祭祀場景中的意義，原因是這一『文明』斷流了，這些器物在一起在天地人之間或人神之間形成的符號體系，無人能夠解讀。

如果三星祭祀文明一直繼續到1950年代，肯定要被中共當局看成封建迷信予以摧毀，或者在文革時被毀棄，五六十年代，大量宗教信仰與文化遺產被毀棄，中共政權在本質上是中華文明的終結者。

這說明什麼呢？就是這片大地上，滿天星斗式的多元文明，或因自然災難，或因被入侵的戰爭，導致文明或文化多樣性大量滅絕，而當代中國對文化多樣性與觀念多元性的敵視與滅絕，是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完成的。

中華史數千年，反文化或文明多元的劃時代事件有三起：

一是絕地天通：因為民間社會「民神雜糅，不可方物」，也就是巫祝卜祭在民間盛行，顓頊帝（黃帝的孫子）實施了"絕地天通"，將祭天祀地的巫術儀式歸由官方控制，統治者壟斷了祭祀天地的特權；

二是秦一統中國，終結了周封建國家文化多樣性，特別是焚毀人文書籍，海量的先秦記憶因此失傳，文字被朝廷統一但無法統一『聲音』語言；

三是中共統一信仰與思想，絕棄對天與神的信仰，時隔兩千年，又一次用統治者的意志，全面徹底地毀棄傳統文化，將傳說時代的『絕地天通』與秦『焚書坑儒』都做到了極致。毛澤東認為自已是法家加馬克思，反中華文明的法家與外來的反人類文明的馬克思主義者合流，在中國建立了紅色基地，兩個中國其實是兩個『中華』在中國大陸發生了戰爭。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傳統中華的道統與法統，而紅色中國符合蘇聯的法統與馬克思主義道統。 

中共政權反文明多元與文化多樣性

 任何一個反自由、民主的政權，必然反對文明多樣性與多元性，多元文明、多樣性文化是在自然與自由生態下演化而成，一個氏族部落或一個古王國，只要沒有外來入侵，都能自發成長或借鑑，發展出符合自已需要的信仰與觀念體系。

毛澤東的政治專制與文化專政以『文革』失敗而告結束，純粹的馬克思意識形態與體制無法適應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共產黨開始用文化多樣性，來掩飾意識形態一元化的專制性質，用大中華民族主義來重建合法性，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歷史考古領域，通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來尋找歷史合法性，用時間河流的悠遠，來提升文化自信。

有學者說古代朝廷是外儒內法，並不貼切，因為古代社會儒家是參政議政的主體，統治者並沒有發明出一套意識形態，毛澤東批儒尊法失敗，改革開放後中共開始搞外儒內法，對外推廣孔子學院，弘揚傳統文化，但現實社會中，仍然是法家加馬克思主義那一套，在全球興辦孔子學院，只是借孔子外衣，搞中共的文化統戰。

習近平強調中華文明多元性，似乎他認同多元性的價值與意義，但他卻沒有想到，自已陷於悖論與不義之地，他上任之後，一系列的政策與措施都是在消除文化多樣性，也不允許信仰多元性存在，現僅摘要幾則：

2014年5月，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鮮明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全體國民的法定共同語言」，意味著族群語言在公共教育體系中的降格；2017年 新疆中小學普遍改用漢語統編教材，地方語言僅為選修或校本課程。浙江等地教堂外觀「去西方化」成為全國示範；2020 年內蒙古「統編教材三科漢語化」觸發全區罷課抗議，隨後大量行政與刑事處罰。此後西藏、新疆迅速跟進，形成制度化全國模板；2024年《愛國主義教育法》要求所有宗教場所懸掛國旗、開展統一政治教育；2025 年對未註冊宗教活動全面收緊，北京、山西多家大型家庭教會牧者及長老被重判。

毛澤東、習近平迫害與打壓宗教，就是新時代的『絕地天通』，宗教信仰者內心向神，共產黨要在人神之上充當領導者，秦統一文字沒有完成統一語言，習近平現在既要統一邊疆民族的文字，也要統一語言，不尊重民族主體性、不允許宗教信仰自由、自治區民族的自治，就是滅絕文明多元性，也是滅絕文化多樣性。

由此可見，習近平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要挖出古代器物，通過價值連城的器物，來彰顯所謂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其實，那些器物，很可能是不文明的見證，譬如商朝銅鼎中留有人牲，而墓室中有大量的人殉。器物文明只是技術層次，而觀念文明，或者說信仰與政治文明，對神、對人的尊重才是真正的文明。

遺憾的是，中共主流意識形態仍然停留在器物文明的形而下觀念中，建高樓造高鐵，修長城防火牆、傾銷工業產品，一切都在物質經濟層面上追求崛起，四個現代化，沒有政治文明現代化，遠遠不如古代傳統中華文明的核心精神，敬天愛民、禮樂人文更有精神高度與普世價值。

如果說三星堆不屬於中華文明，是因為它擁有信仰與秩序的獨立主體性，中華文明主體性還沒有確立，而中共不屬於中華文明，或者是反中華文明的異端，是因為無論信仰還是道德倫理，中共都是反中華文明之道而倒行逆世，現在看起來是在弘揚與保持中華傳統文化，只是想披上華美的外衣，但掩蓋不了其反人文人道的黨性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