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胡風事件和肅清反革命運動已過去70年，官方從未對造成這些災難的成因做出報告，也淡化提及這些事件。相反，每年，中共宣傳系統固定紀念「偉大成就」周年：建黨、建軍、建政年以及其他中共宣傳內容。這類國家記憶被制度化成為偽造合法性的一部分，近30多年又以效績敘事固化人們的記憶，排除任何中共造成人禍的記憶。

這種「紀念體系」本身就是統治術——通過控制歷史記憶和敘述，決定何為國家記憶，以此杜撰中共統治的正當性。中共將暴力與欺騙制度化，使每一代許多人只留下了短暫恐懼的親身記憶，而以「民族復興」和愛國主義主導的國家記憶被塑造成為長期記憶，並成為政治忠誠表述的樣本，同時過濾任何有關人禍的記憶。

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與中共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都是中共的「階級鬥爭」劃分敵人。不過與「鎮壓反革命」不同，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主要是從體制內部尋找異議，製造新類型的敵人。胡風事件和肅反的邏輯後來演化為每一次增加定點的鎮壓對象，鎮壓新舊「黑類」，中共通過運動劃分的「黑類」或「敵人」的類型在不斷擴大，「清理階級隊伍」，公安六條劃定的21種人，「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鎮壓拉薩抗議和六四屠殺後，中共將「反革命罪」改為「煽動或顛覆國家政權罪」，這些罪名實質都是「討論國事罪或公共議題中的主張罪」，防止革命的爆發。「煽動或顛覆國家政權罪」實質是中共掩蓋它是真正壓制推翻專制的反革命，不許結束其專制的真正「革命」的發生。中共隨後將「顛覆政府，分裂國家」都列入了「危害國家安全罪」，同時對抗議或異議增加了刑事罪名，如「尋釁滋事罪」、「擾亂社會秩序」等。通過不斷更換政治術語，掩蓋了專制權力結構的延續，過去的30年多以「國家安全」或「社會穩定」為名，使暴力的合法化，形成制度化的記憶過濾機制─記住政權光榮，忘記過去人禍，漠視正在發生的人道災難。

中共在1979年的「平反政策」，主要針對是中共體制內部被清洗的高層人士，也恢復了被清洗部分人士的名譽，其目的是為了重新吸納認同黨國體制的人士，維持專制機器運行。平反或改正成為修復性吸納的政治手段─通過個別赦免化解、分裂群體對中共的追責，通過恢復名譽替代制度反思。然而，也有知識人延續1957年「519運動」的思考，探討胡風事件等背後的制度性問題，揭示以「平反」掩蓋專制、讓專制延長和擴張。這種探索也被中共過濾和邊緣化。

毛時代的遺產繼續成為政權合法性的象徵。毛的遺體經防腐處理後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中央，被塑造成中共權力的「永久聖物」。毛的肖像依舊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新華門兩側標語被用作既是「打江山者」又是「坐江山」的象徵。毛式個人崇拜在不同階段不斷被重新包裝：從江澤民以「三個代表」吸納資本家入黨，同時對地下組黨、工運人士、民主黨及各種拒絕服從中共管控的宗教團體採取取締與高壓措施；再到胡溫時期以「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粉飾制度性不公。胡溫後期，對藏區抗議全面鎮壓，對「零八憲章」和公民運動的全面壓制，對異議人士和上訪者長期任意羈押，以精神病治療方式關押，這與處理胡風事件、肅反以及後續鎮壓類似。習近平時期以各種名義整肅，以及針對勞工、人權律師、女權群體的系統性壓制，被抗議人士更頻繁死於關押之中。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大規模集中營，更是直接繼承毛時代的社會控制方式。中共以現代化、GDP增長、發展、以及「國家強大」、「民族復興」等敘事，包裝所謂「效績合法性」，但這些都無法遮掩其極權與帝國的非法與不義。

「兩個三十年不應相互否定」或者「70多年成就」是中共為專制的辯護辭。知識界也被捲入「毛優越」或「鄧江胡溫優越」的虛假辯論，迴避了制度的根本問題。在自我檢查的討論中，在「民族復興」的意識形態統攝下，不少人迴避「民族自決」與民主原則的關係，對保護個人/少數/異端權利保持沉默，拒絕對中共專制制度的公開審視，更迴避公共討論如何結束專制，或把希望寄託於好皇帝、青天、強人或霸權。

中共以「國家成就」取代人禍記憶和現實災難的紀念體系，正是中共統治術的主要特徵：通過塑造記憶，偽造真相，封鎖異議，捏造合法性。

請讀續篇「反抗專制，挖掘公共記憶的抵抗和民主的討論─胡風事件及肅反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