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內政部於2025年12月4日宣布，因中國社群平台「小紅書」在資安檢測中15項指標全數不合格，且涉入1706件詐騙案件，造成近新台幣2.5億元財損，決定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2條，對其實施為期一年的網路封鎖。此舉不僅影響逾300萬台灣用戶，也在社會掀起一場關於數位主權與言論自由的激烈討論。

小紅書被譽為「中國版Instagram」，以生活分享、旅遊、美妝等內容吸引大量年輕用戶。筆者觀察到，近年來不少港人移居台灣後，也習慣透過小紅書尋找在地資訊，甚至成為創作者。然而，根據台灣刑事局「165反詐騙平台」統計，小紅書在台的詐騙案件數量急速攀升，常見手法包括假網拍、假投資、色情應召等。這些詐騙模式與平台的商業化策略密切相關，尤其是近年小紅書積極拓展電商功能，導致風險集中。

根據數位發展部與國安局的報告，小紅書在資安檢測中違反個資權限、蒐集敏感資訊、過度權限索取等15項指標，並將資料回傳中國。筆者認為，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牽涉到法律管轄的真空。台灣政府曾於10月14日透過海基會要求小紅書母公司「中國行吟信息科技」提出改善方案，但對方迄今未回應。這種「已讀不回」的態度，讓台灣政府認定無法有效控管風險，遂啟動封鎖。

封鎖消息一出，台灣社群反應兩極。有網友支持政府「終於出手」，認為中國APP應全面禁用；但也有批評者指出，臉書在台灣的詐騙金額遠高於小紅書，為何不一併處理？根據《天下雜誌》報導，台灣每日詐騙金額高達4億元，其中七成來自臉書。筆者認為，這種「雙標」質疑並非空穴來風，反映出民眾對政府選擇性執法的疑慮。

此外，部分學者如台灣大學資訊法研究者林佳和指出，封鎖APP雖有法律依據，但應審慎評估比例原則與言論自由的影響。他認為，若政府未建立透明的評估機制，可能導致濫權或政治操作的空間。

作為居台港人，筆者對此事件感受尤深。一方面，台灣政府展現了對數位主權的重視，試圖保護國民免於境外平台的資安與詐騙風險；另一方面，此舉也暴露出台灣在數位治理上的制度斷層——缺乏跨境平台的法律管轄力與技術監管能力。

筆者認為，封鎖小紅書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但不應成為常態。政府應同步推動數位平台法制化，建立透明的風險評估機制，並與國際接軌，強化平台責任與使用者權益。唯有如此，才能在保障安全與維護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小紅書的封鎖事件，是台灣數位治理的一次試煉。筆者期望，這不只是一次技術性封鎖，更是民主社會對數位主權、平台責任與言論自由的深度對話。(編輯：許嘉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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