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的馬克思主義博導:天才or權力寵兒?
眼尖的中國大陸網民最近發現,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專業的閔超,26歲就成為教授和博士生導師,這放眼世界也屬罕見,更何況是在論資排輩的中國學術界。講究「資歷」、「年齡」的環境與倫理體中,這麼年輕可以脫穎而出,實在是不簡單。看簡歷,他碩博士加起來只讀了2年,就博士畢業了。
筆者年輕時,也略讀過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經典名著,不敢說精通,更不敢稱「博導」。但筆者深感,要明白《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不懂經濟和人性異化,是絕對不行的;要弄懂《德意志意識形態》,怎麼可以不知道德意志的歷史呢;要讀通《法蘭西內戰》,理解其中的「把權力還給人民」,就一定要先瞭解法國大革命的壯闊歷史,至少要知道《悲慘世界》這部小說(音樂劇也行)和《自由引導人民》這幅油畫,或者讀一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也不錯;要掌握《資本論》,怎麼可以不知道歐洲複雜多樣的經濟史、不知道《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呢;如果對歐洲哲學史和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思想史不瞭解,連黑格爾本身的思想都知之甚少,又如何能夠真正體會《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裡面德國哲學的「古」和「典」?
話說得再直白一些,如果只是看中文版,而不是看德文或英文原著,誰又敢說自己真正掌握一門外國的意識形態思想精髓呢?語言和語言的界限,可能導致一個詞的翻譯背後,有不同的意思。光是「國家」,對應到英文就有nation、 country和state,每個意思都不同。面對學問,正常學者真的是只敢稱略知,不敢稱精通。所以,筆者不明白這位26歲的浙江大學教授博導,究竟「博」在哪裡、又「導」在何處?
中國大陸網民對此憤怒不已、諷刺連連。有的質問:這是誰家公子畢業了?有的表示,他天生就是馬克思主義人才,只是晚了26年才發光。有的說,溥儀3歲當皇帝、戰國時期的甘羅12歲就當宰相,所以26歲當博導不算晚。
閔超的「成就」是純靠學術?還是靠家庭背景、體制資源、權力尋租?這是中國大陸很多人關注的。大家的質疑不只是他本人,而是指向背後的權力邏輯:在中國的大學中,普通青年博士、講師、研究員要熬多少年,才能看到類似晉升的機會?專門用來撰寫和發表論文的「學術牛馬」,在中國大陸高校比比皆是。閔超現象,讓很多人內心的不平衡感成為輿論嘲諷的來源。學術界的晉升淪為資源與權力的競技場,所以當一個年僅26歲的人在這個體系中迅速上位,大家自然不滿:「憑什麼?」
封存吸毒等治安記錄 社會進步or為特權開道?
另一件引爆輿論的,是《治安管理處罰法》修改後,某些治安違法記錄(包括吸毒)可以「封存」。江蘇南通文化旅遊局的抖音賬號小編很大膽,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介紹吸毒記錄封存的影片下方,直接留言:「哪位少爺吸了」。這一句,火遍全網,也是公眾評論26歲博導事件中,「哪位少爺畢業了」的原版。
有人認為這是為了讓輕微違法者重新融入社會,是進步。但中國大陸很多網民卻普遍以嘲諷、憤怒回應。因為大家認為,這個制度安排不是給普通人用的,是給有背景的人鋪路的。
中國大陸很注重個人檔案建立和背景審查。在一般民眾看來,「違法處罰記錄」、「政審」,與「錄用」、「編制」等密切掛鉤。普通人如果因為酒駕、打架或一般民事糾紛,有可能會在考公、升遷中受到影響。但現在,吸毒也能封存。普通人第一個反應不是「感謝寬容」,而是覺得有官二代、富二代要把自己的履歷洗乾淨。這說明,很多民眾對於制度是否「一視同仁」的信任度極低。
少女救人:平民善良與道德界限
與上述兩件充滿特權想像的事情不同,在西北偏遠的寧夏同心縣,13歲少女李佳婷在寒冬中,冒著危險跳入水中,救下落水孩童,卻在消防員抵達後默默離開,不向任何人邀功,直到被全網尋找到。這種「樸素的善」瞬間點燃輿論。很多人希望,應該將這位還在讀中學的女生直接保送大學。
人們狂讚這位剛讀中學的女生,不只是因為她救了人,而是因為她的行為恰恰與前兩件事形成鮮明對比。當精英階層的年輕博導享受資源集中、當民眾質疑「封存違法」的特權成為一種法律紅利和權力邏輯時,一個西北邊陲的普通農家女生,在冰水與生命面前,毫不猶豫地選擇勇敢。
當人們對精英階層失望時,把希望投射到平民身上。13歲的李佳婷成為了輿論情緒的出口。對她的讚美象徵著很多中國人仍然相信善,仍然在期待公平和美好。同時也說明,大家不相信精英群體。精英不再是道德座標的化身。如今在中國網絡上,「精英」這個詞越來越帶有貶義。人們普遍感覺到:現在的精英不是帶領社會向上,而是利用特權維護自身階層利益。
回望2025年,從230萬人民幣天價耳環,到董襲瑩利用自己姑姑特權取得4+4博士培養機會,到中國女孩利用父親人脈進入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到廣西亮證女事件,中國部分精英階層已經不再是炫富,而是炫權力、炫優越。這正在嚴重侵蝕社會道德的根基和大眾容忍底線。道德,幾乎成為了精英和大眾的鴻溝界限。
對精英的嘲諷、抵觸和不信任,與對普通人的善進行讚美並產生精神依戀與投射,都是一種社會認同的建構。當一些人享有特權的庇蔭時,許多普通的中國人越來越用道德來支撐自身的尊嚴。所以嘲諷精英、讚美普通人成為階層階級身分的自我定義和確認。當基層平民展現道德光亮時,社會民情會更容易將其神聖化,被當作是批判抗社會不公的工具。(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