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強『難題』與李鴻忠的『忠誠』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底在南非G20峰會時未能和中國總理李強進行接觸，多家媒體均有教導說，當高市在會議上發言時，李強的座位已換了另一個人在坐。高市早苗只是針對臺灣發生特別情況時，認為日本會做出必要的應對，但卻刺激了中共政府，一系列的戰狼語言與反制措施立即出台，一些在中國進行商演的藝人演出活動被強行阻止、數十萬計赴日遊客機票也被取消。

總理與商貿人士總是想通過友好外交使中國經濟獲得更廣闊的國際市場空間，特別是對印太區域關係好友，更利於危機狀態下的中國經濟獲得回緩，但中共最高領導人決斷的政治外交，總會衝擊或負面影響總理外貿拓展。

中共政權的性質決定的意識形態，致命的影響中國外交，使關心中國經濟外向發展的總理時時面臨難題，而效忠悖論，則普遍存在，從最高領導人到底層黨政幹部，效忠黨的意識形態或效忠核心，就無法效忠國家與人民，以李強為例，疫情防控期間他主政上海，所有政策措施他都不折不扣的遵照習近平最高指示辦事，嚴酷的動態清零政策，將每一個上海人的家庭都變成了監獄，還隨時會被破門而入的『大白』人員暴力抓走，押運到指定地點進行觀察性的收容，紅色專政在疫情期間釀成了白色恐怖。

我們再看另一個極端的案例，李鴻忠式的絕對效忠。習當政之後的『兩個確立』、『兩個維護』，始作俑者就是李鴻忠。

2016年1月，李鴻忠在主持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會上擁護「習核心論」，他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是黨的領導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是黨中央的領導核心。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就要自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領導核心。」正是李鴻忠主政過的湖北，對2019年疫情資訊嚴加控制，唯上面命令是聽，結果，效忠中央，無法忠誠於人民，無法保障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越集權的政體，越會形成效忠悖論，同時也會使各級官員面臨行政難題，當集權狀態有所改善，即便是同樣的體制下，相關難題會得到緩解，悖論發生的概率也相對較低，例如，在毛澤東時代與習近平時代，總理難題就非常突出，效忠悖論時時出現，而在江澤民、胡錦濤當政之時，總理難題相對少。

李強用行動，李鴻忠用口號，使最高領導人滿意，他們因此都得到升遷，李強成為總理，李鴻忠成為副國家級領導人。這無疑在告訴體制內官員，效忠是第一位的，無論犯了多大的罪錯，只要是忠誠執行最高領導人指令，就會受到重用。

二、難題與悖論：從毛時代到習時代

毛澤東親手製造的『三年大饑荒』在廬山會議時受到彭德懷批評，彭德懷隨之被迫害，忠誠於常識與良知，就會在體制內沒有存身之地，極端的公社化後來也受到劉少奇、鄧小平修正，但這被視為『修正主義』，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對反制毛澤東極端社會主義路線的劉少奇進行炮轟，劉鄧路線被視為修正主義路線。

文革中，周恩來既存在總理難題，又存在效忠悖論，毛製造的災難性後果都成為他的難題，他盡力用柔軟的手法去化解，避免災難性的影響擴大化，就這樣殘存一些人性的亮色，仍然被視為對文革沒有衷心擁護，也就是李鴻忠所言的那種，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當晚年周恩來重新啟用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想平衡抓革命與促生產的關係時，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批林批孔繼而批周公，周恩來也受到批判。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成為黨國實際『核心』，總書記與總理成為他的政策執行者，一樣存在難題與悖論。鄧小平不放棄政治上的『四個堅持』，當胡耀邦效忠憲法，保護公民應有的言論自由，鄧小平就以反對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對其打擊，趙紫陽在支持八九民運過程中，表現出人性光輝，人性與黨性不可同存於黨的總書記身上，最終趙與胡耀邦一樣，被鄧打壓與迫害，政治生命被終結。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

江時代在經濟改革方面，總書記與總理的理念基本一致，但在對法輪功和平示威活動的處理上，朱鎔基主張對話與寬容，但江澤民則基於黨國安全的考量，予以殘酷鎮壓，使法輪功信仰有罪化。黨的核心忠於黨國，總理尊重常識理性，形成悖論。而在國企工人下崗與進城農民工市民待遇上，總理遇到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難題，國企工人下崗略有生活保障，但進城農民工建設了城市，卻無法得到市民待遇，子弟無法在城市上學，城鄉二元體制至今無解，總理難題成為黨國難題，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只使部分人優越，而無法惠及所有國民；

胡溫時期，總理溫家寶希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遭到江澤民與左派保守勢力的代理人吳邦國強力反對，以全國人大委員長名義宣稱『五不搞』，堅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不搞西方那一套。溫家寶在最後一次總理記者招待會上發出震耳發聩的示警：如果沒有政治改革，文革還有可能再來。

溫家寶可謂一語成讖：習近平當政後，一步步集權，文革的各種跡象再現，這種政治倒退成為總理李克強的最大難題：習近平的小組治國，極大的擴張了中央權力，使總理實質上處於失權狀態；

重大經濟決策，如一帶一路，雄安新區、國進民退等等，使改革開放積累的經濟成果蒙受巨大損失，加上疫情處置嚴重失當，中國經濟在疫情之後很快就陷入危機時態；

更重要的是基本國策被習改變：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國策，積極備戰，挑釁周邊國家，特別是在南海與台海區域製造衝突，破壞香港一國兩制、上不封頂的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實質上是在挑戰二戰之後形成的國際秩序，要建立所謂的多極世界，與文明世界為敵。

周邊與國際關係被破壞，經濟上必然受到脫鉤與制裁，這必然使當家理財的總理遭遇難題，外向經濟受到重創，高新技術發展受到遏制。

儘管新一任總理被視為習近平親信，但總理難題仍然被不斷製造，總理希望通過和氣生財，使外向經濟得以繼續與拓展，但總書記卻不斷與歐美與周邊國家製造衝突，黨的領導核心成為國家總理的難題製造者。總理李強無論表現出怎樣的謙卑與效忠，與總書記形成的內在衝突，總是隱性存在。

結語：總理難題與效忠悖論

總理當家理財，重視的是國計民生，而中共最高領導人或核心人物則是政治意志與政治理念高於一切，毛澤東的政治意志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社會主義總路線，鄧小平的政治意志是『四個堅持』，『老祖宗馬克思主義不能丟』，江、胡時代與鄧小平保持一致，堅決不搞政治改革，而到了習近平當政，則是逆政治改革，逆經濟開放，某種程度上，他正在使改革開放的成果被揮霍殆盡，許多中產家庭固定資產成為負數（房價暴跌導致）。

中共體制下無論是總理難題，還是效忠悖論，皆源於深刻的背景原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封建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毛澤東自已所言的，自已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像古代皇帝那樣專制，又用馬克思主義教導人民；既宣傳黨為人民服務，又通過極權統治使整個國家資源服務於紅色利益集團。也就是說，毛澤東無法做到效忠馬克思主義與忠誠於國家的統一，無法做到紅色利益集團與人民利益的統一，從總理到村支書同樣面臨效忠悖論與執政難題。

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加馬克思主義，看起來是賺資本主義的錢，來發展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其實是以社會主義名義，發展資本主義，形成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利益共同體。

所以，總理難題是所有非黨務行政人員的難題，而效忠悖論，則普遍存在於體制內每一個共產黨人身上，他們不可能既忠於黨章又能忠於憲法，也不可能效忠黨的領導核心又忠於國家與人民。(編輯：許嘉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