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慧儀專欄》東協國家在美中科技戰下不選邊站的「雙開式」策略

近年來，美中科技競爭已明顯從貿易摩擦，升級為圍繞技術標準、供應鏈韌性與數據治理的全面性競逐。這不僅是一場科技實力的比拚，更是關於制度、價值與規則制定權的結構性競爭。對地緣位置關鍵、經濟高度外向的東協國家而言，美中科技戰不再只是外在壓力，而是深刻牽動其發展路徑與戰略選擇的核心變數。

不同於「選邊站」或傳統意義下的「平衡」策略，東協國家逐漸演化出一種更具彈性、也更為務實的「雙開式避險」模式：在高階、具高度安全敏感性的科技領域，如 5G 與半導體，傾向與美國及其盟友的技術與安全標準趨同；但在面向消費市場的大眾數位經濟領域，例如社群媒體、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則深化與中國平台與資本的整合，以極大化經濟利益與成長動能。

雙開式避險對東協核心價值的衝擊

這種高度實用主義的避險策略，亦逐漸對東協長期維繫的核心價值與制度基礎形成結構性張力。首先，內部團結與共識機制面臨弱化。由於各國對美中科技體系與市場的依賴程度差異甚大，避險方向高度分歧，導致東協在南海、區域安全等議題上，愈發難以形成一致立場。其次，東協的中心地位正逐步被邊緣化。當內部共識難產、議程效率下降，大國開始轉向更具行動力的「迷你多邊主義」，如 QUAD 與 AUKUS，繞過東協既有平台進行安全合作，削弱其作為區域安全與對話樞紐的角色。第三，不干涉內政原則面臨高度拉扯。在緬甸危機等案例中，西方國家期待東協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中俄則希望其維持克制與中立，使東協在避險壓力下，難以一致詮釋自身原則。第四，人權與民主議題的邊緣化趨勢亦逐漸浮現。儘管相關價值已被納入《東協憲章》，但在高度功利的避險邏輯下，經濟利益與安全考量往往凌駕於價值倡議之上。

高階科技領域的差異化避險路徑

若進一步觀察具體政策實踐，高階科技領域的避險路徑呈現明顯分化。在 5G 等關鍵基礎建設上，新加坡與越南採取相對清晰的分歧策略。兩國表面維持供應商中立，實際上在核心網路選擇歐系廠商，展現「形式中立、實質分歧」的政策設計，並嘗試將避險策略與本國產業升級與技術自主相結合。相較之下，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分歧策略則顯得更為掙扎。馬來西亞在安全壓力與成本考量間反覆擺盪，形成雙軌 5G 架構；印尼則以商業利益為優先，尚未建立明確的國安否決機制，使其在高階科技領域的分歧界線相對模糊。菲律賓與泰國則採取較為市場導向、界線不清的策略，廣泛採用中國品牌設備，顯示其在高階科技避險上的制度化程度相對有限。

高階科技領域的差異化避險路徑

在 5G 等高階科技領域，東協各國的避險策略呈現清楚分化。採取清晰分歧策略者，如新加坡、越南。明確向美國技術標準靠攏，表面維持供應商中立，實則在在 5G 核心網路選擇歐系廠商，將中國企業置於非核心環節，展現「形式中立、實質分歧」的策略，並自主發展技術，將避險與國家產業升級結合。而馬來西亞及印尼則採取較為掙扎的分歧。馬來西亞在安全壓力與成本考量間反覆擺盪，形成雙軌 5G 架構；印尼則以商業利益為優先，未建立明確的國安否決機制，分歧界線相對模糊。菲律賓、泰國則採取模糊的分歧，兩國高度市場導向，廣泛採用中國品牌設備，顯示其在高階科技領域的避險意識較為有限。

對大眾數位平台一致性的經濟擁抱

相較之下，在 TikTok 等大眾數位平台的治理上，東協各國卻展現高度一致的經濟擁抱。各國監管重點多集中於內容治理、社會穩定與市場秩序，而非地緣政治或國家安全考量。即便對中國科技保持高度警戒的越南，其對 TikTok 的管理仍以內容審查為主；新加坡則更重視治理效率，未將平台視為國安威脅；印尼對 TikTok 的限制，最終亦透過經濟談判而非安全否決的方式解決。整體而言，數位平台被視為經濟工具，而非戰略資產。

東協的「雙開式避險」確實展現了其在大國競逐中的高度適應力。然而，隨著 AI 技術全面嵌入社群平台、5G 與雲端服務，高階科技與大眾數位經濟之間的界線勢將日益模糊。當演算法同時牽涉商業推播、數據蒐集與認知影響時，東協是否仍能清楚切割安全與經濟議題，將成為其未來十年最嚴峻、也最關鍵的地緣政治考驗。(編輯：陳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