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浦釗專欄》從「從娃娃抓起」到「再教育」：中國治理邏輯的真實面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日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作出指示，北京日前召開相關座談會，強調要堅持中共黨的全面領導，引導未成年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表面看來，這似乎只是又一次例行性的教育政策宣示，但若放回習近平長期的政治思路與治理脈絡中，便不難看出，這並非臨時起意，而是延續近二十年、以思想管理為核心、逐步壓縮多元空間的治理路徑。

「從娃娃抓起」是一種預防性維穩思維

事實上，「從娃娃抓起」並不是習近平近年的新說法。早在2004年，他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便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中撰文指出，精神文明建設必須「從娃娃抓起」，強調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與民族的未來。在那篇文章中，習近平已明確將兒童的「精神空間」與「心理空間」視為必須被引導、塑形與管理的對象，確立了預防性維穩的思維。

這一思路，並非單純的道德關懷，而是高度政治化的治理設計。在中共的理解中，思想從來不是個人的私領域，而是政權安全的一部分。未成年人之所以成為政策重點，正是因為他們尚未形成穩固的價值判斷，被視為最適合提前校準的對象。與其事後處理偏離路線的思想風險，不如在思想尚未定型之前，就完成全面鋪設。

對「失控」越焦慮越要透過「教育」管控

因此，近十多年來，中國在教育領域的政策方向始終高度一致：強化黨的領導、統一教材編審、限制境外教材、擴編思想政治課程，並將「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明確列為教育目標。從小學到大學，從課堂內容到教師隊伍培養，思想教育不再只是其中一環，而是整個教育體系的核心軸線。

這樣的制度設計，反映出中國統治邏輯的核心悖論：它缺乏對社會自發秩序與多元思想共存的根本信任，反而陷入對「失控」的高度焦慮。這種焦慮，驅動政權不斷透過制度化手段，將可接受的價值範圍預先劃定，並向下滲透到尚未具備思想抵抗能力的世代。

換言之，這不是一套為了培養獨立公民的教育體系，而是一套為了確保思想不偏離正確方向的治理工程。當思想被視為必須被管理的對象，「教育」與「管控」之間的界線，本就極為模糊。這種教育管控一體化的模式，從根本上顛覆了現代社會對教育的理解。

再教育：中國治理邏輯的終點站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近年中國官員在國際場合談及「再教育」時，才會顯得如此理直氣壯。從幼兒園的預防性校準，到國際社會震驚的強制性「再教育」，這條思想管制的線性路徑，從未改變。2022年，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公開表示，若統一台灣，將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讓其成為「愛國分子」。這番話之所以在歐洲社會引發強烈反彈，並非語言失誤，而是因為它毫不掩飾地說出了中國治理邏輯的終點站。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再教育」並不是極端手段，而是治理工具箱中的一環。如果思想可以被塑造，那麼當社會出現不符合期待的群體時，透過制度性力量重新校正，便成為合理選項。新疆的經驗、香港的轉變，以及如今對未成年人思想的全面鋪設，其實都指向同一條追求意識形態總體性的線索。

這也正是為何，當中國談論教育、文明或現代化時，我們必須警惕其背後意識形態的政治前提，以及對異議的零容忍。在這套體系中，秩序優先於自由，一致性高於多樣性，而服從被視為穩定的必要條件。

台灣要理解自由社會與極權體制的根本分野

對台灣社會而言，理解這一點尤為重要。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從來不是單一官員說出「再教育」三個字，而是這三個字背後，早已被反覆實踐、制度化，並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治理邏輯。

當一個政權相信思想必須被「從娃娃抓起」全面管理，那麼它所追求的，從來不是理解差異，而是消除差異。而這，正是自由社會與極權體制在核心價值上最應該保持距離的根本分野。(編輯：陳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