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網信辦於12月26日發布《關於規範網路名人帳號行為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宣稱將針對違背公序良俗、涉黑涉暴、炒作低俗內容的網紅帳號加強管理。若僅從字面解讀，這似乎是一項回應中國當前網路亂象的治理措施；然而，若將其置於近年中共數位治理與輿論控制的整體脈絡中觀察，便不難發現，這份通知並非單純的網路秩序管理，而是一項高度政治化的言論與敘事管制工程。這項政策至少體現出中共三個層次的治理邏輯：其一，是以模糊道德與政治標準限縮言論自由；其二，是透過平台責任與實名機制深化數位威權；其三，則是藉由整治網紅來壟斷網路敘事空間，最終服務於政權所需的政治動員與思想馴化。

以治理之名限縮言論自由

此次「通知」最值得警惕之處，在於其所設定的管制標準本身即高度不確定且政治化。文件不僅針對涉黑、違法內容，也將「躺平擺爛」、「厭世情緒」、「炫富拜金」等社會文化現象納入負面清單，甚至禁止對國家政策進行「對立解讀」或發起民意調查。換言之，是否合乎官方期待的價值立場，成為言論能否存在的核心判準。

這種治理邏輯已明顯脫離公共秩序或犯罪防制的範疇，而是將政治正確與價值忠誠納入網路管理的核心。當「消極情緒」、「政策質疑」或「非官方詮釋」都可能被視為風險訊號，言論自由自然被壓縮為僅能重複官方敘事的形式自由。對年輕世代而言，「躺平」往往只是面對高房價、低流動與結構性焦慮的自我調適語言，卻被官方視為必須消除的思想偏差，正凸顯中共對社會真實情緒的高度不信任與不安全。

數位治理下的威權擴張

再者，在制度設計上，「通知」進一步鞏固中共既有的數位威權治理模式。透過高度實名化的網紅帳號、平台連帶責任以及網信部門的行政約談權限，國家權力得以直接嵌入網路平台的日常運作。其結果並非建立清晰、可預期的法治秩序，而是製造一種普遍的不確定性與自我審查氛圍。

在實務上，封禁往往缺乏透明標準，處分理由模糊，申訴管道有限，形成典型的「寒蟬效應」。網紅與自媒體即便未明確違規，也必須主動收縮言論邊界，以避免觸及紅線。這正是數位威權體制的核心運作方式：不必頻繁動用懲罰，只要讓所有人意識到壓力的存在，順從便會自動發生。

壟斷敘事：只能「唱紅」的網路空間

然而，北京當局這波整治真正的政治意涵，並不止於網路言論與行為管理，而在於對網路敘事空間的系統性壟斷。中共並非單單追求所謂「正能量」，而是致力於確保網路上只能存在對政權有利、可控、可動員的敘事。

近年中共官方不斷強調「唱響主旋律」、「說好中國故事」，並要求平台透過演算法主動推送愛黨愛國內容、壓低異議與批判聲音。在此意義下，「正能量」早已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唱紅」要求。能夠被大量看見的內容，必須符合政權敘事需要；其餘聲音，則被限流、降權，甚至徹底消失。而整治網紅，正是這一敘事工程的關鍵環節。由於網紅掌握大量注意力與情緒動員能力，中共並不容許其成為不受控的敘事節點。順從者可被納入宣傳體系，不順從者則被排除於公共討論之外。長期而言，這種做法將使社會逐漸喪失多元討論能力，讓官方論述成為唯一可被看見的「現實」。

從政治學角度看，這是一種低成本且高效率的網路洗腦機制：不必強迫全民表態，只要消除其他聲音，剩下的自然呈現出高度一致的表象。當年輕世代無法在公共平台上表達焦慮、不滿與批判，其思想長期處於單向餵養狀態，對威權政體而言，這正是最理想的治理結果。

綜合而言，中央網信辦此次「整治網紅」的新規，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數位威權治理進一步制度化的重要一環。透過限縮言論、監控行為與壟斷敘事空間，政權試圖打造一個只剩下可控聲音的網路環境。必須指出，當一個政治體制連「躺平」這樣的社會情緒都無法容忍，真正暴露的並非網路失序，而是對真實民意與社會不滿的深層焦慮。對外，中共仍以「依法治理」包裝其作為；對內，卻持續收緊人民思考、討論與表達的空間。這樣的數位治理方向，不僅關乎中國的言論自由，更值得所有關注民主與科技治理的人深思其長遠影響。(編輯：陳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