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的最後一週，香港中文大學發生了一件寧靜而深刻的哀事。新亞書院學生會在發佈告別信後停運，這個成立於1963年、擁有62年歷史的組織，在短短一句話中總結了它的結局：「員生共治已經死得徹底。」當中已經毫無學運年代激進熱血，只剩下對現實的冷酷陳述。

香港中文大學這所素來以獨特的書院聯邦制和員生共治著稱的香港高等學府，隨著2025的結束亦帶來了一個影響了數代學生的制度消亡。理解這個過程，需要回顧中大五十年來的制度蛻變。

理想之始

中文大學創校於1963年，帶著一個明確的教育理想。三所創校書院——崇基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各自保有相當的自主權。這不只是行政安排，而是一種教育哲學的體現，學生應當作為校園社群的參與者，而非被動的接收者。

書院學生會由此應運而生。他們不只是組織文娛活動的組織，更是學生代表的合法聲音。在大學的紀律委員會等關鍵決策機構中，學生會代表享有一席之地，確保學生的聲音能夠被聽見。早期的書院學生會，反映學生對飯堂質素、校園安全、學術自由的關切，代表學生參與校政監督，亦在紀律程序中維護學生權益。在那個時代，「員生共治」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制度化的現實。學生有組織、有代表、有聲音。新亞書院學生會、崇基學院學生會、聯合書院學生會各自獨立運作，代表本院學生的利益。這一時期是中大民主治理的黃金年代。

由沉寂走到死寂

此後的四十多年，儘管制度上的權力已有所轉變，但學生會仍在發揮作用。他們組織活動、反映民意、參與校務。書院學生會成為了校園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學生自我認同與集體表達的平台。

但這個時期也是對「員生共治」理想的長期侵蝕。權力的收縮是漸進的，不明顯的，卻是累積的。每一次校方強化對學生會的控制，都被包裝成「規範」或「程序改進」。每一次校方削減學生會的權限，都被說成是「精簡行政」或「提高效率」。在這四十多年裡，學生會仍然活躍，仍然舉辦活動，仍然發表聲明。但他們的權力在無形中一次次被蠶食。學生代表在校委會的席位從「決策參與者」變成「陪襯角色」。學生會的建議越來越少被採納，校方的單邊決定越來越多。

沉寂不是因為沒有聲音，而是因為聲音沒有效力。沉寂過後自2020年起迎來了真正的終局。《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改變了一切。隨著法律框架的收緊，校方對學生會的態度從「容納」演變為「排斥」，再到如今的「消滅」。

中大的做法最為直接。校方自2023年9月開始，以「學生組織必須依法獨立註冊」為由，要求各書院學生會向警方註冊。表面上是法律要求，實質上卻埋下了一個陷阱——校方既未給出明確的截止期限，也未提供實質協助，而是以不斷變卦的態度製造「永遠無法滿足」的局面。新亞書院學生會評議會主席林德諾的陳述揭示了這一困境，他們表示學生會於2023年收到註冊要求後，經過諮詢法律意見、舉行公投、推動註冊，卻在原定的過渡時間表被推翻之際，突然遭校方勒令停運。「校方此前從無就註冊定限期，認為停運事出倉卒。」

​這不是對違規的懲罰，而是對妥協的否定。學生會已然屈服、已然配合、已然用盡「緊絀的人手」推動註冊程序，卻仍被告知「不夠」。中大的故事是一個警示。制度的死亡，往往不是以暴力開始，而是以規範開始。看似合理的改制，看似必要的集權，看似公平的登記要求，最終導向的是權力的絕對化與民主空間的消亡。當我們發現時，一切已經太遲了。制度已經死得「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