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孵化器的消失 香港學生會瓦解與民主傳承的斷裂

2024年9月，人權觀察發佈報告，揭示了一個令人絕望的現實：香港全部八所公立大學的校方，均在不斷騷擾各校學生會，使其無法發揮功能。 中大的書院學生會停運，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個系統性過程的一部分。過程的深層含義，遠超大學校園本身，學生會選舉作為香港年輕人成年後第一次的民選機構，大學學生會制度關乎一個社會的民主文化與實踐和民主傳承，它關乎香港未來幾十年的民主前景。

學生會在香港歷史中的角色 

要理解當下的危機，必須認識學生會在香港社會中的角色。這不是修飾之詞，而是歷史事實。1970年代的釣魚台運動中，學生會是組織者與推動者。 當中國漁民被日本扣押時，是學生會發起了聲援運動，喚醒了香港市民的愛國意識。這場運動的影響超越了具體事件本身，它傳播了一種年輕人可以改變社會的意識，即便後來學生團體內的人各自朝國粹派與社會派兩方發展，他們仍然成為香港歷史中學生介入社會的起點。

1989年後，當中國面臨民主運動時，香港的學生會組織聲援活動，傳播民主思想。直至2020年國安法成立以前，大學生不只是舉行集會，更重要的是，他們向新一代香港人傳遞了民主的價值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學生組織（包括學生會與學生政治組織）是核心推動力量。他們不只是參與者，更是組織者，展示了年輕人的政治能力與社會責任。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學生會再次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們組織運動、傳播信息、動員學生。這場運動的廣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學生會所做的組織工作。每一場運動，學生會都不是跟隨者，而是引領者。他們不只是參加，而是思考、組織、決策。

有香港學者提到「大多數香港進步思想源自學生會。」 這當中沒有高估的８成分，香港的民主意識、人權觀念、社會批判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學生會在介入社會的過程中推動與傳播開去的。

民主土壤消失

大學校園曾是香港民主文化的孵化器，他不只是象徵性的孵化，而是實質性的民主實踐。學生會選舉是民主實踐的主要途徑，年輕人在這裡學習如何組織、如何討論、如何表達候選人的政綱、競選辯論、投票過程等等，這些都教導學生民主是如何運作的。學生議員的質詢、立場的辯論、投票的決定什至各類委員會的運作，這些都讓學生經歷民主決策的過程。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信息的透明、決策的問責，這些都讓學生理解民主治理的含義。

當一個年輕人經歷過這些民主實踐，他就不再是抽象地相信民主，而是具體地體驗民主。他知道民主不是完美的，但他知道為什麼民主值得爭取。他會知道民主需要自身的參與、需要監督、需要制衡。他帶著這些經驗，走出校園，進入社會，成為一個有民主意識、有組織能力、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他可能會在工作場所推動民主決策，在社區組織民主討論，在社會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他將民主從校園帶到社會。

但現在，這個孵化器在關閉。新一代的大學生，沒有機會經歷民主實踐。他們離開校園時，腦中沒有民主是如何運作的具體經驗，只有抽象的概念——而抽象的概念，很容易被輕易摧毀，因為它沒有現實的根基。 

失聲的代價

失去學生會，香港失去的是什麼？那不只是一類組織的消亡，最嚴重的是一整套從下而上的民主實踐機制的喪失。今天沒有了學生會，在「完善選舉辦法」後的香港之中又少了一種基層民主組織；沒有基層民主組織，就沒有年輕人的民主實踐；沒有民主實踐，就更沒有民主文化的傳承。結果是什麼？

香港新一代的公民，將是一代沒有集體組織經驗的人。他們習慣於單獨行動、個人奮鬥，而遺忘了如何集體思考、集體決策、集體行動。在一個缺乏基層民主組織的社會，向上的聲音傳導就會中斷。底層的問題無法匯聚成共同的訴求，而是零散的、微弱的投訴。更高層的權力將無人制衡，政權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更為所欲為。從大學到社會，這個邏輯是相同的。

一個沒有民主組織的社會，即便他聲稱自己有選票、有法律、有各種民主形式，但民主不只是制度，更是文化；不只是投票，更是參與；不只是程序，更是實踐。當這個傳承鏈條被打斷，民主的命脈就被切斷了。當所有樹木都枯死後，我們才會知道土壤的重要性，但當事情已經到那個地步，一切就已經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