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台北大安區的一間老派咖啡館，看著窗外敦化南路上密密麻麻的監視器，筆者偶爾會陷入一種奇妙的錯覺。台灣的監視器其實也不少，但如果你問一個剛從香港過來的朋友，他會告訴你：「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最近翻看香港新聞，警方的「銳眼」計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截至2026年初，全港街頭已安裝數千組新鏡頭，而根據警務處處長蕭澤頤與保安局在立法會提交的預算規劃，目標是在2028年達到60,000個。這不僅僅是數字的增加，而是那種「如影隨形」的城市景觀，正讓香港這座曾經強調個人空間與隱私的城市，逐步演變成一種高壓的監控模式。

這場監控革命的轉捩點，在於 AI 技術的正式進駐。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 2024 年至 2025 年間多次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明確表示，警方將在監控系統中引入人臉識別技術及自動偵測異常行為的演算法。這與 2019 年「智慧燈柱」推行初期，政府為平息疑慮而承諾「不使用人臉識別、不傷害私隱」的態度截然不同。現在的邏輯已經轉向：為了國家安全與打擊罪案，科技必須全方位介入。對於這種轉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客席教授張達明曾多次在公開訪談中表達憂慮。他指出，香港目前缺乏一套專門針對「政府使用 AI 監控」的獨立法規，現行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於執法部門豁免權過大，當執法者同時成為數據的擁有者與解讀者，權力失衡的狀況便會浮上檯面。

筆者在台北與一些常往返兩岸三地的朋友聊天，他們常提到一種「生活感」的趨同。一位長居深圳的朋友曾分享，在那裡的街頭，監控不只是用來抓罪犯，更像是一種無所不在的「隱形規訓」——從亂過馬路到隨地吐痰，AI 都能精準識別並即時與個人信用掛鉤。當時筆者聽著，總覺得那是一個遙遠的平行時空。然而，看著 2026 年香港的現況，筆者感到一種莫名的既視感。香港目前的技術路徑，正迅速對標大陸的「天網工程」。在大陸，監控體系的核心在於「預測」與「管控」；而香港現在引進的 AI 異常行為偵測，本質上也是在重新定義何謂「正常」。當「正常」的標準掌握在演算法與執法者手中，香港與大陸一線城市在生活體感上的那條邊界，正隨著每一根新燈柱的立起而變得模糊。這種由科技築起的透明圍牆，正將香港推向一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全景監控時代。

這種「被看著」的壓力，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中產生了微細卻深遠的化學反應。以前在旺角街頭，或者在銅鑼灣的巷弄，我們總能看到各種多元的街頭活動，但現在如果你觀察社交媒體上留港青年的分享，會發現那種「隨意感」消失了。前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曾指出，雖然科技能提升效率，但必須符合「比例原則」。然而在 2026 年的香港，當監控鏡頭延伸至商場內部、公屋電梯口，甚至計劃接入地鐵系統時，「比例」的界線已變得模糊。當人們知道自己幾點幾分出現在哪個路口、身邊跟著誰，都會被系統自動紀錄並賦予「行為分析」，這種無形的壓力會促使市民產生「自我審查」——減少非必要的聚集、避開特定區域，這種現象在學界被稱為「冷卻效應」。

身在台北，筆者常被台灣朋友問：「台灣滿街也是監視器，為什麼你們這麼在意香港的燈柱？」這就是關鍵所在。台灣的監視器大多由里長、派出所分權管理，主要功能是車禍取證與刑事偵查，且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法院令狀制度的嚴格制約。但在 2026 年的香港，這 60,000 個鏡頭是直接隸屬於警務系統的大數據網絡，且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框架下，執法權限極大化。正如一些國際人權研究指出，香港正從一個「法治保障私隱」的城市，轉向「技術官僚導向」的全面監管，鏡頭不再只是為了抓小偷，而是成為了一種社會管理的工具。

港府在宣傳中，不斷強調這些鏡頭能幫忙找回失蹤長者、提升交通效率，這些功能確實存在，但我們不能無視隱藏在糖衣下的代價。當我們走在尖沙咀海旁，背後是裝有 AI 的「銳眼」燈柱，那種香港特有的「自由空氣」，正一點一滴地被高效率的科技管理給稀釋。

筆者想起以前在香港，街角總有一種混亂中帶點溫度的生命力。現在的香港，或許會變得更「安全」，但那種因為保有私隱而存在的放任感，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在這個大數據時代，我們或許避不開鏡頭，但至少，我們要看清這座城正付出什麼樣的代價。